唐代小高句丽国与日本的通交关系及渡来日本探蹟

唐总章元年(668)高句丽灭亡之后,在新罗的扶植下,安胜以高句丽王室后裔的身份建立“小高句丽国”,后退居新罗境内被称为“报德国”。随着报德国存在价值的丧失,新罗神文王三年(683),囚安胜于京都,废报德国,进而引发了新罗境内高句丽遗民的叛乱,高句丽遗民遭到了新罗的镇压和流放。与此同时,报德国与日本交往频繁,双方紧密的互遣使节,加紧联系,意图重新改写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局面,但是最终却失败了。报德国灭亡后,新罗和日本对待高句丽遗民的政策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因此很多高句丽遗民选择越海渡来日本归化生活。

日本“阴阳道”成立端委探析

阴阳道与阴阳五行学说不同,它是在日本逐渐形成的。中国的阴阳思想在6世纪经过朝鲜传入日本。7世纪中期,天武天皇设立"阴阳寮",形成了初具日本特色的"阴阳道"。自阴阳寮成立到奈良末期为日本阴阳道形成初期,此时它被视为是"珍贵的科学技术"。初期的阴阳道带有很浓郁的学术色彩,是包含有"历法"、"天文"、"漏刻"、"占卜"等与阴阳五行理论相关的综合学科。

《日本书纪》中特殊语言文字现象考察

日本森博达教授所著《日本书纪成立の真実》一书举出《日本书纪》几条例证并展开讨论,认为书中某些语言现象受朝鲜汉文影响,但是森博达教授所举的若干方面证据,并非朝鲜汉文所特有,而是早就存在于中国古代典籍,是汉语言文字传到朝鲜以后,对朝鲜语言文字的影响所致,其源头还是在中国。

日本古代阴阳思想成因探究

中国古代的阴阳思想于6世纪传入日本后逐渐形成了富有日本特色的"阴阳道"①,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期间对日本的政治、宗教、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阴阳思想被当时的日本高层借鉴有其必然性,与当时日本国内的历史背景关系甚密。其一,它迎合了当时日本统治者的需求,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其二,大陆的阴阳五行思想为朴素的、尚未形成理论体系的日本原始信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其三,为儒家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方便。其四,推动了日本古代历法的发展。

百济武宁王史事考辨及其历史评价

通过《日本书纪》等文献可知,百济武宁王系前文东城王的异母兄弟,乃昆支之子,其继位方式是通过政变得以实现。在公元6世纪初,武宁王斯摩在位期间,扭转了百济在对高句丽军事上的被动局面,虽然还无法夺回汉江流域失去土地,但已经可以给高句丽以沉重的军事打击,使其不敢轻易南下侵犯百济。而武宁王在苇川之战后,为百济争取了难能可贵的和平发展阶段。尤其是他能积极发展与南梁之间的关系,不仅在政治上得到其庇护,更是在宗教思想、文化经济等领域与南朝充分交流,使得百济文化受到南朝积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通过百济传输到了海外的日本,使百济成为6世纪南朝文化输出海东地区的中转站。而武宁王与日本军事盟友的建立,为其海外寻得了支持,最终改变了此前海东地区藩属国高句丽独大的格局,使百济重归东亚强国的行列。

大伴连狭手彦与百济共破高句丽记事辨析

据《日本书纪》载,钦明天皇二十三年(561)日本在任那府的驻军大伴连狭手彦曾与百济一同征伐高句丽,并袭破其国都,缴获了大量规格极高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被详细地记述于何处缴获,并在带回国后谨献给天皇和苏我氏大臣等。通过考证可发现,该记事绝非独撰,只是由于《日本书纪·钦明天皇》纪年的混乱,因此造成了其记事年代和事件的混淆,该事件应当是发生在钦明天皇十二年(551),且该年前后的相关记事揭露了这一阶段发生在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军事动向和政治形势的变化。高句丽国都被袭破后,于次年(552)修筑了“长安城”,这是高句丽最后的一座都城。

论记纪人皇时代的神话传说与中国思想

神武天皇的诞生标志日本"历史"进入人皇时代。围绕皇位的承继,记纪二书中出现了三种情况:父子之间的纵向继承、兄弟之间的横向继承、以及夫妻之间的横向继承。即,皇族之内的父子、兄弟、夫妻之间都有相互继承的可能。本文通过分析人皇时代里的父子、兄弟、夫妻、君臣之间的悲剧与赞歌,探讨日本人皇时期的神话传说的精神内涵以及对中国思想的受容情况。

东亚视域下的《日本书纪》史体流变

作为古代日本的第一部官修正史,成书于8世纪初的《日本书纪》在史体选择上深受中国影响。《书纪》后半部分的“薨卒记事”以及开头的《神代纪》中出现的“一书”等特殊体例,均是源自于如“编年附传”、裴松之注《三国志》等魏晋六朝史学著作中出现的新要素。这一时期,自经学中独立出来的史学伴随着东亚诸国间的交流向外流传,并推动朝鲜半岛诸国及日本进行史书编撰。《书纪》的编纂年代正处在“经史分离”大转折的中间期,其史体的变迁事实上也成为了中国史学体裁发展变化在日本的映射。

论日本神话传说中海洋对王权的作用

海洋在日本国家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观念可以溯及到远古时代。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的神话传说中,海洋在日本的国家形成,王权建立和政权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缘于日本四面临海的地理要素及海洋性的生活方式,更与为大和王权贡献力量的海人势力有关。

日本近代神话观念与神话学:基于概念史的考察

幕末至明治前期,以辞书、文学、宗教类著述为载体,西方神话概念开始被介绍到日本。但与“Myth”相关的西语词汇并非一开始就被翻译成了“神話”,而是历经多种表记形态后于19世纪90年代形成这一相对固定的译法。稍晚于神话概念的传入,明治中后期以麦克斯·缪勒自然神话学理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比较神话学传入日本,并在1899年的神话论战中集中亮相。这次神话论战宣告了日本近代神话学的确立,但由于传统的神话世界观构成了近代日本立国精神的基础,神话学在当时并没有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神话研究面临国家信仰与个人理性的冲突。部分神话研究者或遭到官方压制,或通过神话学解释为近代日本的殖民扩张摇旗呐喊。此外,西方神话概念与日本文化语境的适配问题,也困扰着日本近代神话学研究。

古代日本对《论语义疏》的扬弃--以圣德太子《宪法十七条》为主

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二年(604)条有"夏四月丙寅朔戊辰,皇太子(圣德太子)亲肇作撰《宪法十七条》"的记录,其第一条第一句曰"以和为贵"。此文可谓日本扬弃《论语》之滥觞。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285)春二月由百济王仁携带《千字文》一卷、《论语》十卷来日本;又据《隋书·倭国传》记载,第一次遣隋使是600年;故《宪法十七条》的制定,既是首次遣隋使的努力结果,还是自应神天皇十六年以来的各代皇太子学习《论语》的积累结果。本文主要论证《宪法十七条》扬弃《论语义疏》的可能性、可行性、可信性和主体性。

日本神话的诠释与近世朱子学——以林罗山的神话论为例

围绕《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神话的诠释,日本后世形成庞大的文本群。这是诠释者信仰体系与日本古典相结合的结果。作为其中一系的儒家的神话解释,日本近世朱子学者林罗山的神话论以理气、阴阳、五行等范畴为分析工具。他将记纪神话的叙事看作某种儒学范畴的隐喻。这种方法虽然可以消解神话的荒诞,却也抹杀了故事情节的丰富性。受北畠亲房日本优越意识的影响,林罗山的“三种神器”说以及其构建的创生世界的日本神统,与中国圣王系谱之间产生了张力。这显示出林罗山在借用中国神话诠释日本神话时所内含的矛盾。

形成经典的非主流解读——15世纪日本一条兼良对《日本书纪》的诠释（英文）

《日本书纪》编纂于720年,是讲述天皇与日本起源的正史。此后,数量繁多的讲义和诠释,使《日本书纪》作为权威经典经历了多次重生,直到现代。本文以十五世纪中叶一条兼良所著《日本书纪纂疏》(《日本书纪》的注释)的历史意义为讨论对象。通过比较佛教、儒学等各种学说,兼良对认定《日本书纪》开首“神代”二卷为独立的世界经典这一共识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以十八世纪古典学者本居宣长为代表的、从文献学角度考究古语意义的方法,成为《日本书纪》以及另一部古代史书《古事纪》研究的主流,而兼良通过比较来诠释经典的方法则成为非主流的对立方法。

从《山海经》、记纪神话管窥中日太阳神话异同

太阳神话是世界神话中的一个常见母题,因各地文化传统、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文章观照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中国神话和以“记纪神话”《古事记》《日本书纪》为代表的日本神话,从太阳神的性别、太阳的隐遁—复现情节、英雄与太阳的拮抗三个方面来分析其异同,找寻蕴含于两国文化中的特殊现象和普遍规律。

日本早期文学作品中叙事诗的痕迹及其特征——以《古事记》为例

叙事诗是"诗的三大类"之一,每个国家的叙事诗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日本叙事诗的特征最早见于历史久远的文学作品——《古事记》。《古事记》中撰录了天皇系谱、传说、歌物语等日本传统的文学形式,尤其传说和歌物语部分最能展现日本叙事诗的特征。传说和歌物语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从客观理性的角度对神话及历史事迹进行了描述。诗歌形式上,虽缺乏类似中国以及欧美叙事诗的严格诗歌格式,但韵律和节奏痕迹明显。

基于汉文体计量特征的《日本书纪》各卷分类研究

《日本书纪》是日本现存最早用汉字和汉文编纂的史书。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该书各卷所使用的汉文体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前人根据万叶假名的汉字及音韵系统、天皇即位和定都的叙事风格、天文天象的记载情况、语言表达的语法问题等尝试对该书各卷进行划分,但是这种分类不能够系统反映各卷的汉文体特点,也无法对第1卷、第2卷、第30卷进行划分。常用字词的使用和分布可反映文章的行文特点,本文利用无指导机器学习技术对这些汉文体语言特征进行聚类分析并和《隋书》进行对比发现,《日本书纪》30卷的汉文体可以分成4类,部分结果和前人研究结果一致。新的发现是,《日本书纪》第1、2、3卷的汉文体和《隋书》一致;第14卷至30卷(第23卷除外)和《隋书》相似;第5卷至13卷以及第23卷和《隋书》差距较大;第4卷的行文不但和《隋书》不同,也和《日本书纪》其他各卷有很大差距。通过对《日本书纪》和《古事记》汉文体的研究也证明,前沿的语言智能技术可以在古文献研究中发挥作用。

速须佐之男命斩蛇神话与中国神话——以“断蛇定业”和“龙兴云”思想为中心

日本记纪神话中速须佐之男命因杀蛇而抱得娇妻归,并在出云建造宫殿,统治出云国,这一包含建国类要素的神话与刘邦斩蛇起义典故中的基本性质类似,均属"断蛇定业"类斩蛇神话。这两则神话中的斩蛇剑均包含了诸多政治、军事因素,是权力的象征。而被速须佐之男命斩杀的八岐大蛇,其所居之处常有云气一说,也受到了中国古代"龙兴云"思想的影响。

日本国生神话中“女人先言不良”观念新解

日本国生神话中"女人先言不良"观念历来被学界认为是中国儒家"夫唱妇随""男尊女卑"思想影响的结果。然而,仔细分析可知其疑点颇多,应重新讨论。回归到日本上古社会,并结合《周易》及其注释书阐释的古代婚姻"男下女"仪礼,可以得出:日本国生神话中的"女人先言不良"并非只是"夫唱妇随""男尊女卑"思想影响的结果,该观点与日本上古社会现实不吻合,也可能是《周易》"男下女"婚姻仪礼及占卜之术影响的结果。对日本国生神话中"女人先言不良"的重新解读,可为我们探索日本上古时代婚嫁习俗、讨论中日文学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方向。

记纪神话与昔话中蛇郎故事解构

关于日本蛇郎故事类型的研究最早可见柳田国男相关著述,关敬吾将其归纳为“苧环型”与“水乞型”两大类型。记纪神话中记载了〈三轮山传说〉与〈八岐大蛇〉两则人蛇婚故事,其中《古事记》中〈三轮山传说〉被认为是蛇郎故事“苧环型”的原型。在此基础上从故事结构、情节及文化内涵等方面入手,深入追溯“水乞型”蛇郎故事与记纪神话中〈八岐大蛇〉间的渊源,可解构记纪神话与日本昔话中蛇郎故事之间的关联。

田中本《日本书纪》俗字研究

田中本《日本书纪》是现存最古老的《日本书纪》抄本,书写习惯深受中国大陆文化的影响,存在大量俗字。本文尝试对田中本《日本书纪》中存在的俗字进行界定和分类,并对照相关典籍资料进行分析,以此来一窥平安时期日本汉字书写的习惯,及其深受中国大陆文化影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