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传播对多民族地区的影响及对策建议--以甘宁青地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信众不断增加,传播区域不断扩大,已开始向多民族杂居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传播,其原因主要有国外基督教渗透、国内教会组织的传播及个人信教。对民族众多、宗教多元的地区,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对当地的民族关系、我国的文化安全等都将造成一定影响,作者以甘宁青地区为例做了具体分析,提出必须依法加强对基督教的管理,打击非法传教活动,加强民族宗教问题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建设。

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政策的转型——以陕甘宁边区时期为中心

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实现了从"民族自决""联邦制"向"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型,导致这次转型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次民族政策转型顺应了时代要求,满足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承认的政治——陕甘宁边区的少数民族政策与“回族”身份建构

回族是我国政府承认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然而在民国时期,回族被国民党政府界定为宗教群体,其少数民族地位没有得到承认。中国共产党却积极承认回族的少数民族身份,在陕甘宁边区实行区域自治,并推行各种优惠政策,以此争取回族民众的政治支持。回族也因此从一个宗教群体转变为拥有特定政治权利的少数民族。这场关于回族身份建构的政治博弈表明:我国少数民族政策不是对苏联的简单模仿,而是中共本土革命经验的产物。只有深刻理解革命时期的政策实践,我们才能对当前少数民族政策的争议有更清醒的认识。

基于民族地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技能型人才培训机制——以宁夏地区为例

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含义入手,参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提出了读者需求等级理论,根据不同类型图书馆提供的不同服务,指出图书馆员应具备不同的能力,阐述了依据读者需求等级加强图书馆员培训的理论,分析了宁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对图书馆员采取的培训举措,提出了依据三大类型图书馆的特点对图书馆员进行培训的建议,探讨了保障技能型人才培训机制的问题。

西北局《建设回民自治区》与陕甘宁边区民族区域自治实践

1941年底至1942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党的创新的民族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建设回民自治区》重要历史文献,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建立的条件,设计了陕甘宁边区建立回民自治区、乡及其政权系统的具体方案,规划了回民自治区、乡的教育,提出了团结边区回教教派的政策,阐述了回民自治区、乡的经济建设及各项政策,并对回民自治区党的工作做出了系统安排.《建设回民自治区》直接指导了陕甘宁边区回(蒙)民自治区的建设.

陕甘宁边区对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党和边区政府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注重推行民主政治,为抗战而生产。边区政府注重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更以教育推动少数民族价值文明的现代重构,大力开展民族统战,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对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最大程度地整合了边区各民族的抗战力量,推动各民族的现代化转型,在党的民族政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更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定型化的开始。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正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与抗战民主有机结合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城市民族工作的早期探索——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定边为例

定边传统上就是蒙回汉经济交往之地,在红军西征解放定边后,当地城市工作就担负起向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的战略任务。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也承载了“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的建设任务。在此历史背景下,随着陕甘宁边区建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入巩固和扩大阶段,定边具有了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以蒙古族和回族为对象开展民族统战工作的中心和枢纽。定边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营造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城市环境和氛围,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民族统战工作的一个典范。

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述论

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作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行政机构,是党的民族宗教理论创新的重要的制度设计,是党对民族宗教问题之于中国革命重要性认识不断加深的直接体现。从1941年10月设置到1950年1月撤销,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是陕甘宁边区贯彻党的创新的民族宗教纲领政策的行政主体。围绕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族宗教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工作成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宗教事务机构的设置提供了有益经验,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传统节日是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纽带——基于宁夏同心县古尔邦节的田野分析与思考

回族是我国庆祝古尔邦节的少数民族之一,作为回族自治区的宁夏,不仅过该节的氛围浓厚,而且将其作为法定假日,为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共享节庆和走亲访友等活动的假期,更唤起并熔铸着民族间共享的集体记忆。文章通过对宁夏同心县古尔邦节的田野调查并引申开来,试图提供一个研究回族传统节日与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相结合而发挥族际关系良好互动与调适的案例。

陕甘宁边区民族立法实践研究

本文探讨了陕甘宁边区民族立法实践的理论、政策依据和现实依据;通过对具体立法进程及内容的呈现,研究了边区政府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探索与实践情况;分析、总结了边区民族立法的特色、经验及不足,充分肯定其历史意义。陕甘宁边区的民族立法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建构平等和团结的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进行制度和法律建设的伟大探索,是当时边区人民政府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中国的民族法制建设提供了最基本的经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以蒙古族回族为例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同时开展了广泛的民生建设,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少数民族的民生建设尤为突出,不仅与国统区、沦陷区的少数民族生活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还与边区政府成立前的生活状态产生巨大改变,从而吸引了大量的蒙回民迁入边区。由此,陕甘宁边区成为少数民族的"天园"和民族解放的"灯塔",对全国少数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民生幸福产生了重要影响。

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政策的法制化探索

在延安时期,民族宗教问题一直受党和边区政府的特别重视,对该问题的解决处理以及各民族的和谐共处,内含于边区建设的总方略之中。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坚持贯彻实施少数民族权益保护政策,并通过立法为政策落实提供法制保障,开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纲领政策原则法制化建设的先河。这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为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团结边区内各族人民共同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对共产党民族理论体系的充实丰富及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政治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延安时期民族情况调查与党的民族政策制定--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延安时期,在党的社会调查理论逐渐成熟和调查机构日渐完善的基础上,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内回族、蒙古族等民族情况开展了系列调查活动,形成诸多调查报告。通过民族情况调查,不仅揭露了日寇“以蒙治蒙”“以回治回”的阴谋,而且使党中央清楚了少数民族的发展状况,尤其是边区内回族、蒙古族等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找到了民族工作的根本所在。党中央依据调查中发现的问题给予少数民族在当家作主、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抗日武装壮大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最大限度地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1950年代后期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是当时各种相关因素和条件均已具备、成熟基础上的必然结果。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不长的时间里成立省级回族自治区，这是回族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党中央长期酝酿思考的最终结果，是包括回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贯彻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外交方针的实践尝试；之所以在甘肃东北部这一区域成立省级回族自治区，是因为这一地区为省级回族自治区的成立留下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奠定了越要的人口基础，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健全的机构保证，做好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