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

《诗经》研究向来有所谓"汉学"和"宋学"的研究方式之分庭。"汉学"强调"章句训诂","宋学"强调"义理"的发挥。朱熹的诗经研究则将两者结合起来,努力在把握《诗经》文本自身意蕴的基础上,着力探讨《诗经》与《易》、《礼》、《春秋》、《四书》等所不同的特殊的审美特性———这就是"《诗》可以兴"。对于《诗经》的诠释在于"讽诵涵泳",而"章句训诂"的功夫更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论台参之争与牛李党争

韩愈与李绅的台参之争,是李逢吉为了倾轧李绅而精心策划和设计的一场政治阴谋。过去,存在着崇韩抑李的现象,人们倾向于回护韩愈,而把事件的责任引向李绅,因而无法认识到事件背后所隐藏着的党争实质,也影响到对事件的客观公正评价。事实则是李逢吉为了结党营私,打击李党,实现自己的大权独揽,利用韩愈与李绅两人性格的弱点及因长庆元年科试案而产生的心理芥蒂,制造了这场纷争,不但将李绅排挤出权力中枢之外,还顺带压制了有入相之望的韩愈。

陶翰诗歌中的“兴象”与“风骨”

陶翰诗歌具有"多兴象"、"备风骨"、"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个方面的特征。"兴象"的特点多存在于陶翰写景诗与部分赠别诗中,"风骨"的特点则主要体现在其边塞诗与其余的酬赠诗里,而其怀古诗等则兼备了"兴象"和"风骨"两方面的特征。作为唐人重要的诗学理想与盛唐诗歌的审美特征,"兴象"与"风骨"在陶诗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陶翰也以此入选《河岳英灵集》。通过对其文本的细读可以理解陶翰是那个时期"时代共同风格的才华洋溢的实践者"。

“枪一样地复活”——牛汉抗战长诗《老哥萨克刘果夫》的白俄叙事

牛汉1945年3月问世的叙事长诗《老哥萨克刘果夫》是一个尚未得到学界充分讨论的重要文本。年未及冠的诗人在这位前白俄哥萨克军官沉沦抑或挺立的命运关口发现了"复活"的可能性,使其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淬炼中焕发出强烈的主体精神,由此成功塑造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俄国(白俄)英雄形象。通过考证长诗的写作状况及若干重要的文本细节,可见这一人物的塑造体现了艾青的苦难书写与复活主题以及田间的战斗激情与国际主义精神的深刻影响,勾连着诗人沉痛的流亡体验与鲜活的故乡记忆,寄寓着奔向延安的革命理想和源自俄国文学的悲悯情怀。长诗不仅确立了牛汉早期作品的主题和基调,更是开创了对其诗路历程影响深远的诸多思想与形式要素。追问长诗的建构过程,将有助于探察青年牛汉回应时代召唤以及担当文学使命的路径与方式,进而推进对其诗歌原创性乃至文学与革命关系的思考。

训诂三则

文章对上古儒家经典中的三处文本分别做了训诂阐释：一,《诗·大雅·旱麓》篇中用以起兴的＂旱麓＂,本质上是为了谐音＂干禄＂;二,《左传》中＂风马牛不相及＂之＂风＂即指＂走失、放佚＂,＂风马牛不相及＂本义是指＂走失了牛马也不会到达对方的国境＂,喻指两国连攘窃牛马那样小的过节也不会存在;三,《周礼·考工记·梓人》篇中＂锐喙决吻＂之＂决＂当解释为＂深决＂,＂决吻＂与＂锐喙＂语义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