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贬谪谢表的书写策略

宋代是谢表文化臻于极盛的时期,其中贬谪谢表具有特殊的性质,与其他例行公事的谢表相比更具文学色彩和个性特征。贬谪谢表多从“罪深谪薄”的角度来谢恩,或谢赐予近善之地,或谢不杀之恩;从“孤寒”与“愚鲁”两个方面进行自贬与自剖,在谨慎的言语中蕴含着对自我品节的肯定与标榜;“衰病交加”之类的戚戚穷愁之语也常出现在宋人贬谪谢表中,既是自身遭遇的真实写照,也是面对君王的乞怜话术。北宋前期贬谪谢表还存在大段劝谏与辩驳之辞,但随着贬谪程度的加深和政治环境的恶化,劝谏与辩驳在此后的贬谪谢表中便较为少见。从贬谪谢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士人在政治权力之下逼仄的言说空间与尴尬的生存处境,也能够看到宋代士人在集权制度与主体人格之间极力平衡,在夹缝中力图表达个人情志的努力。

唐懿宗朝试赋研究

试赋是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唐代试赋的研究考证材料众多,但论者多以其程式化的体制、颂圣化的内容而忽视其丰富的时代内涵与人文精神。通过对唐懿宗朝6场试赋的赋题、赋韵、赋文、赋体、主考官等因素分析,发现6场试赋既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与文学、史学价值,也具有崇儒宗经的文化导向、帝德建构的文化精神和朋党斗争的时代内涵。唐懿宗朝6场试赋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后人了解晚唐士人思想、社会风尚的重要载体。

浅谈“牛李党争”对会昌毁佛的影响

“牛李党争”是唐朝中后期一场著名的政治斗争,对会昌毁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两党因政治立场和利益冲突,在对待佛教问题上存在分歧。牛党倾向于保护佛教,而李党则支持打压。这种对立态势直接影响了会昌毁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其在不同地区和时间上表现出差异性和复杂性。同时“牛李党争”恶化了当时的政治氛围,加剧了社会矛盾,给毁佛运动带来了更大的阻力和挑战。

李端棻未刊函稿及其所见甲午战后政情变动

《李端棻函稿》一函二册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函稿共150封、114位受函人,第一册写于《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第二册写于李端棻赦归返里之后,这些函稿为晚清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第一册对台湾地区官民抗日、三国干涉还辽、法国侵占滇南、俄法插手清廷海关、川闽两省教案等时政大事,对李鸿章留京入阁、御史钟德祥被黜、汪鸣銮和长麟二侍郎被黜、云南布政使岑毓宝被革职等朝堂动向,有不少记载和评论。函稿所记反映出甲午战后帝后党争的日趋激烈以及清廷削减地方军功督抚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也反映出此一时期李端棻等开明官僚超脱党争、批评时局、期望革新的思想动态和政治倾向。

村庄政治中的派性

村庄社会变迁及利益密集是派性形成的前提,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及乡镇不干预是派性竞争的条件。派性竞选中的利益动员,派性执政中的利益主导,带来派性间关系恶化,及与民众沟通的危机。民众被在野派性动员抗争,及维护权益的反应型抗争,既说明派性政治的区隔效应,又说明民众抗争的非政治性。民主政治在村庄发芽,需要政府和村组织践行群众路线,保障制度化的民意表达渠道畅通。

从“癸巳大计”看明末东林党与内阁之对立

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大计"引发的纷争,由于导致众多东林党核心人物被罢斥而被看做明末东林党甚至万历党争的起点。包括顾宪成、高攀龙在内的众多东林派官员都认为他们所受到的处罚不是出自万历皇帝的本意,而是王锡爵内阁擅权所致。但这其实是对王锡爵内阁的误解。由于内阁的票拟权并不固定,外廷官员就不知道处罚是出自内阁的建议还是皇帝的本意。再者,由于万历皇帝几乎不见外廷官员,内阁与皇帝沟通时经常使用的密揭又不可外泄,从而导致外廷不了解内阁与皇帝沟通的实情,内阁往往因此遭到猜疑和抨击,处境为难。

乡村有效治理的基层协商机制探析——基于广州市下围村探索的实证分析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现实局限制约着乡村有效治理。如何优化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有效治理助力乡村振兴?观察广州下围村这一老牌"问题村"转变为"示范村"的全过程,指出基层协商作为一种农村权力主体的关系机制,将农民的政治和社会参与纳入了现代国家建设和基层治理的制度轨道,它以"民主议事"为载体,消解了农村派系斗争,促进了乡村振兴。这一实践在治理领域丰富和发展了基层民主,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化中国协商民主研究。

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和士族升降--以淮南三叛中的太原士族群为中心

中古各阶段的士族并非全然相同,既有世代传承,也有升降浮沉。阶层流动的趋势随着政局的急剧变化而日益加剧,士族内部的升降途径呈现戏剧性。社会动荡、权力争衡乃至集团斗争中士族的政治动向,决定该家族在新建王朝中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亡魏成晋过程中曹马集团的对抗,士族群体出现三种政治分野:叛曹亲马的家族如太原孙氏、晋阳王氏;亲曹反马的家族如祁县王氏、太原令狐氏;在曹马之间徘徊观望的如太原郭氏。太原郭氏的政治态度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具有典型性。魏晋时期太原士族的变迁实态,代表朝代更替之际阶层流动的普遍特征。

新出土石刻史料与李德裕相关问题探索

李德裕是晚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在新出土的石刻史料中有着较多的记载。梳理这些石刻史料有助于李德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由新出石刻史料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李德裕展开研讨:第一,石刻文献有关李德裕资料的清理;第二,从石刻文献考察李德裕与牛李党争;第三,从石刻文献考察李德裕与唐代文化;第四,石刻史料与李德裕的文学创作;第五,石刻文献与李德裕的世系、生平和交游。

北平临时分会的设置与撤销:国民党各派对华北的角逐

北平临时分会是国民党中央在奉系集团退出平津地区后在华北设置的第一个介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机关。它的设置,是国民党各实力派势均力敌和蒋介石推行暂由阎锡山担负华北重责以牵制冯玉祥、桂系之计划的结果。它的"政治指导"区域的划分,取决于各派在华北的角逐情况。设置之后,蒋介石又设法限制,其他各派的态度也根据各自利益而定,因此它名义上负责"指导"与"监督"冀热两省和平津两市,实际上虚有其名。虽然国民党中央规定了各地政治分会不能兼管党务,但由于蒋介石企图掌握华北地方党部,北平临时分会竭力改组河北与北平的党部,张继北上继任该分会主席的原因即在于此。但他在阎锡山的掣肘下无能为力,并在蒋阎关系变化下提出辞职。最终北平临时分会在这纠纷中撤销。

唐宋时代的科举与党争——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

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唐宋之间的种种变化,指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但对该说的实证基础进行追问表明,其所依托的史实基础并不坚实。其关于"贵族政治"和"君主独裁"的界定是建立在对六朝隋唐时期贵族政治角色的夸大和对宋以后臣宰职能过于贬低的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指出,其关于唐代科举考试内容存在误判,忽略了唐代科举制为寒庶之士打开仕进之门的作用,不适当地强调了王安石变法后科举考试改革的作用;其关于唐宋朋党性质变化的判断,缺乏充分的史实根据,并存在对唐代牛李党争的牵强理解甚至误判,对宋以后朋党性质的解释也缺乏逻辑上的一贯性。

新出土唐代文学家李当墓志考索

河南省偃师市新出了唐代文学家李当墓志。这方墓志提供了李当籍贯家世、生平经历、诗文著述等重要资料,记载了李当的科场经历和仕宦出处,牵连到牛李党争的人事关系,对于唐代科举史和政治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李当是大诗人李益之子,其诗文撰著无疑受到李益的影响。该墓志也就有益于我们了解唐代文学家的家族传承特点,本身也是一篇难得的文学家传记。因此,李当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献学和文学价值。

刘备“争盟淮隅”失利述论

汉末刘备虽曾两度出任徐州牧,但最终都宣告失败,这其中既有刘备个人政治与军事才能不足的主观因素,也有自身军事力量不足与外敌入侵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但徐州内部不同派系间的矛盾纠葛也是刘备占领徐州失利的重要原因。徐州本地豪族名士、隶属陶谦旧部的丹阳兵将和吕布外来军事力量以及刘备亲信势力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不同派系间的相互斗争严重制约着刘备在徐州的统治,其"争盟淮隅"的战略意图更是空想。

论汪精卫1932-1933年的“政治病”与国民党派系权力斗争

蒋介石的军事独裁 ,使汪精卫主持的南京政府行政院徒有虚名。汪精卫因无实权而在 1932年8月初请辞行政院长职。辞职与挽留的较量构成了蒋汪权力之争的基本格局 ,也形成了国民政府特有的政治现象——“政治病”

袁宏道政治立场初探

袁宏道三次简单的仕隐生活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其兄袁宗道皇长子讲官的身份使袁氏兄弟与东林党之间存在着联系,袁宏道六年的退隐及其后复出都与东林党争有关,而袁宏道在吏部的积极作为则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的,同时也体现了袁宏道卓越的政治才华与见识。

令狐楚纂进《御览诗》“微旨”考

在唐代的唐诗选本中,唯《御览诗》系令狐楚奉诏编选,这一点与其他选本具有明显的不同。《御览诗》的编选宗旨,令狐楚未在选本的前言中加以说明,史书也无片言记载,故而后世评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明万历年间的赵均针对《御览诗》选诗多情至之语不应纂进的观点,强调了采诗的社会功能;清初的何焯讥讽令狐楚所选诗歌鄙浅,且未选讥切时政的诗歌,殊为不当;明末清初的毛晋称令狐楚选诗“间易原题”,隐含“引嫌避讳之微旨”。本文结合唐代的诗风演变、唐宪宗的诗歌雅好、牛李党争以及令狐楚所处之环境等因素,分析令狐楚选诗“引嫌避讳”而又委婉寄托的审慎心态。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和权力斗争

五四事件过去仅仅被看做是一场善良的民众与凶恶的军阀政府之间的斗争。其实并非如此简单,第一,北京政府内部实际上严重分裂,徐世昌企图在他的快要解体的联盟中取得一致意见。他关心的问题是既保持他的权威又对学生表示同情;既维持法律和秩序又不采取高压政策;既屈服于民众的压力又不激怒政府中的保守派。尽管徐世昌渐渐发现,很快实现这些互相矛盾的目标是简直不可能的。第二,政府部门与人民之间的分界线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明显。大多数与徐世昌结盟或没有结盟的政派,为了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转而支持学生。尽管学生在紧张的动员工作中,并没有把包括北京国会和进步党在内的这些政派视为可能伙伴。但不管怎么说,五四事件的非常成功,客观上得益于这种政治宗派。最后,正是政治宗派内部破裂而加盟学生运动才使徐世昌不能有效地采取行动,相反学生运动才显得那样强劲有力。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派系之争下的中苏复交

中苏复交前后的中国政治,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下,存在两种类别的政治斗争:一种是派系之争;另一种则是政党之争。"九一八"前后,在蒋介石那里,派系之争的重要性优先于政党之争。随着国民政府面临的内外环境的变化,蒋所关注的重点亦有变化,这种变化的发生,取决于蒋本人对内外时局的考量和认识。中苏复交问题与中国国内的这两种政治类别斗争存在密切关系。宁粤对峙时期,一线外交人士所提出的对苏复交建议,对蒋的决策影响不大,而这只能从其派系之争的事实加以解释,此种事实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上即为蒋所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剿共固然是蒋的固定策略,对苏复交亦一再推延,但在蒋那里,剿共仍属内务,复交是对外问题。二者之间虽然存在关联,但前者的进行与后者的推进并没有被捆绑在一起。

从朝鲜金寿恒“和陶诗”看党祸对文人心态之影响

金寿恒"和陶诗"是朝鲜朝中期西人、南人两派党争影响下的产物,也是其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金寿恒创作"和陶诗",是受到宋代苏轼"和陶诗"影响,他仿照苏轼和陶范式,借用陶诗的原韵抒写自己在贬谪期间的生活经历及其复杂心绪。金寿恒把"和陶"当作疗救心灵创伤的良方和排遣人生苦闷的途径,表现出对陶渊明思想上兼融儒道、精神上追求适意自然的理解和认同。因此,透过金寿恒"和陶诗",不仅可以洞察其晚年的政治态度和人生观的变化,同时对于探究朝鲜朝中期朋党交恶背景下文人士大夫的情感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国民党党营企业与CC系探微

战后国民党党营企业,基本由CC系主导掌控。作为CC系核心人物的陈果夫,长期担任整个党营企业最高管控机构的负责人。CC系骨干亦纷纷成为各党营公司经营决策的核心人物。CC系对党营企业的把控,引发与其他派系势力的角力。围绕党营企业,CC系与国民党内朱家骅系、三民主义青年团、宋子文系等其他派系之间争斗不断。党营企业的派系党争,是国民党派系争斗的一个缩影,并最终与国民党政权一同步入大陆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