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回重审与上诉不加刑原则关系论

发回重审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关系问题很少有人论及。在发回重审的案件中 ,因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应当确立原审基本事实是否清楚、主要证据是否充分的认识标准。发回重审的案件既不等同于二审改判的案件 ,也不等同于单纯的一审案件。发回重审的案件能否加刑深受诉讼价值观的影响 ,我们不能不考虑上诉不加刑原则所蕴涵的诉讼理念。重审时 ,只有在发现案件的基本事实确实发生变化时 ,才可能对被告人判处比原审判决更重的刑罚。

论人民法院不得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人民法院启动再审是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一部分,其既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也包括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从刑事诉讼基本原理来看,允许人民法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的做法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控审分离原则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部分案件中还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是混合法系,无论是否允许法院启动再审,都不允许法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允许法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再审的制度在当今已经不具有任何正当性。从实务的角度,人民法院应当立即停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从立法的角度,应当明确禁止人民法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再审的规则。

论二审检察院能否新增抗诉请求及其合理控制

关于二审检察机关能否新增原审检察院抗诉书中没有涉及的抗诉请求,《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提出全面、明确的意见。实践中各地做法各异,研究领域对此探讨较少且说服力不强。允许二审检察院独立提出抗诉请求,在国内检察体制下具有许容性,是检察机关延伸并正确行使诉权的要求,同时也是发挥诉讼监督职权的应有之义。为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可获得二审救济""上诉不加刑"有关权利,应当采取"原则上授权允许+合理限制"的态度,要求二审检察院只能在原审起诉指控的范围内,新增有利于被告人的抗诉请求或者针对原审检察院的抗诉对象、抗诉事项新增不利于被告人的抗诉意见和理由,并及时告知二审法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省级以上检察院应当对此做出统一规范,并随之改进抗诉法律文书制作工作。

刑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中国法检视与重塑

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近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适用争议,也引发了理论界的关注与探讨。要理解与认识禁止不利变更原则,须通过不同理论争议及立法例全面把握其适用前提、适用范围、适用核心及适用例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上诉不加刑原则不能等同于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立法尚未对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予以明确的定位,理论界未形成系统、统一的认识,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检察官为被告人利益上诉时处理不一、在重审及再审程序中适用被架空以及“不利益”判断标准不明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我国为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正名,在立法中明确其基本内涵,相关司法制度予以必要的回应,在中国法语境下对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进行全面重塑。

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不足与完善

上诉不加刑是第二审程序中的一项特殊原则,因其特殊的法学价值,先后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和采用。我国刑事诉讼法也确立了这一原则,但由于在立法上尚存不足与缺陷,从而导致了在司法中因适用不当易出现众多变相加刑现象。当前,人们对“不加刑”的具体含义及适用范围都缺乏统一的认识。本文对上诉不加刑原则存在的主要争论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对上诉不加刑原则需要再认识,以便消除歧义,并处理好与之“有冲突”的司法原则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完善其合理的具体规定,严格贯彻之,这样才能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益。

论我国刑事诉讼不利益禁止变更

刑事诉讼中不利益禁止变更原则是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原则,但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简单的将不利益禁止变更原则等同于上诉不加刑。但即使立法明确规定了上诉不加刑,由于立法甚至理念的落后与不足,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仅有的上诉不加刑也未得到完全遵守。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不利益禁止变更原则,进一步保护被告人人权并实现程序正义的要求。

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设计意义及实践价值之理性思考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我国的刑事诉讼二审程序中的一项特殊原则,对激励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提起上诉,从而提高审判质量具有积极的一面。但在设计制度本身和司法实践中又存在缺陷,只有被告一方上诉的上诉人往往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被曲线加刑。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一审被告人上诉的积极性,还影响到我国法制的统一和权威。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论根基:“合并说”之提倡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由于当前对其理论根基的研究不深入,致使相关规范与理论的不协调,主要体现为二审抗诉、审判监督程序与该原则的关系争议问题。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论根基应坚持“合并说”,也即权力制衡原理与人权保障理念的结合。“合并说”有助于梳理上诉不加刑原则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等理念的关系,彰显了该原则的价值。发挥“合并说”的功能,促进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完善,有利于被告人的二审抗诉应受该原则的限制。对于二审适用该原则的案件,人民法院不能主动提起再审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只有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核准,检察机关才能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抗诉。

中西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法文化浅探

上诉不加刑原则因其体现了对被告人的关怀和宣示正义的独立价值而走进各国的刑事诉讼法,然而作为外源型的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不仅患有水土不服的痼疾,而且找不到生长的理论支撑。文章通过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析其根源,点析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之缺陷。

论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完善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原则 ,我国的上诉不加刑在司法实践中与审判监督程序相悖 ,从而淡化了被告人的上诉权 ,使上诉不加刑原则流于形式。为此 ,首先必须完善审判监督程序 ,实行有条件的不加刑 ;其次 ,刑事诉讼法应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 ,平衡于被告人的上诉权。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是第二审程序的特殊原则,该原则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尚存缺陷,而这些缺陷易导致变相加刑的现象,对这一原则应予以完善。

刑事二审抗诉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适用--以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为例

“余金平案”引发了关于禁止不利益变更适用范围的讨论,刑事诉讼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是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原则,但其在我国仅体现为上诉不加刑原则。由于二审抗诉本质上是法律监督,其效力是程序性的,即使抗诉认为原判畸重,请求减轻刑罚,但是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二审法院仍然可以加刑。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比较研究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域外适用模式,认为该原则在我国仅适用于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情形,且二审法院加刑并非行使控诉职能,“余金平案”二审改判无可指摘。

异种自由刑并罚问题的立法价值抉择与漏洞解释填补

在异种自由刑并罚问题上,换算原则在理论与实务中得到较多支持但尚未为《刑法修正案(九)》所采纳。在先罪为管制刑后出现漏罪或新罪应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情况下,应当结合人身危险性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列举具体罪名加以明确。在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相结合时,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项具有不合理之处。刑罚裁量追求个别化,刑罚执行追求社会化,刑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来刑罚制度改革的方向。异种自由刑并罚问题归根到底是抽象的法价值与具体法制度之间的鸿沟,欲要平息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应当在坚持刑法基本原则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

精准量刑实施过程中的困局与消解--以余金平二审改判案为例

余金平交通肇事案的判决的争议,主要关注点在于,一审法院不采纳检察院精准量刑建议是否程序违法以及二审的改判是否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01第2款之规定,在一审法院以量刑建议明显不当为由,要求控方改变量刑建议未果的情况下,进行改判并不违反程序规定。从法理角度分析,检察院抗诉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因此,在本案中,二审加重刑罚的判决亦属合情合理。但实体方面,二审对于自首的否定缺乏合理性。

上诉不加刑原则与被告人权利的实现

上诉不加刑原则作为我国重要的刑事诉讼原则,在保障被告人权利、提高审判质量、贯彻落实两审终审制及上诉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着内涵界定不明确、变相加刑损害被告人权利等困境。探究上诉不加刑原则深层次的价值追求,把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等不同价值间的冲突,能为突破司法实践困境提供理论依据。要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立法目的及立法精神出发,辩证看待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折射出的制度问题,并根据司法改革制度的价值追求界定新时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内涵,严格规范变相加刑现象,最终实现以上诉不加刑原则最大程度保障被告人权利的立法目的。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法律问题研究——以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为例

被告人余金平涉嫌交通肇事罪,余金平不服上诉且检察机关为余金平的利益抗诉,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改判加重余金平的刑罚;这一判决引起法学界、社会界热议。本案例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其中争议最为激烈的是本案第二审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的刑罚作出实质不利的改判是否违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定,这一争议正是本文撰写的重点。本文将以该案例为切入点,探究理论与实务中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理解、适用上的分歧,剖析“上诉不加刑”原则背后的法理,并结合司法实务与理论研究,以期为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解与适用提供思路。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撤回

认罪认罚从宽具结内含协商与合意的因素,但其权利品性不应被忽视。允许被追诉人撤回认罪认罚是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内在要求,符合无罪推定之精神,契合诉讼运行规律,也是有效防范相关制度风险的需要。撤回认罪认罚的对象,可以分为撤回认事、认罪、认罪名和认罚等不同层次;撤回理由包括有因撤回和无因撤回。被追诉人行使认罪认罚撤回权之后,具结书的认罪内容不应再作为被追诉人有罪供述的证据使用,也不能因撤回认罪认罚而作出对被追诉人不利的推定;撤回的效果是“恢复原状”,但撤回认罪认罚对强制措施的适用、不起诉决定、审理程序和量刑等均可能产生影响。当前语境下,不应剥夺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也不应以各种方式限制“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问题探讨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权的设置存在多元价值冲突的情形,基于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平衡需要,应当明确赋予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在上诉权的设置上,应当对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制,要求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必须有正当理由,而认罪认罚案件适用其他程序审理的则无需附加理由。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的正当理由主要包括:定罪问题,主要包括被告人一审程序中的认罪是非自愿的以及一审判决作出后出现影响定罪的新事实、新证据等,量刑问题以及重大程序违法问题。为保障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的行使,应当要求被告人上诉向二审法院提出申请、二审法院对被告人的申请应当迅速及时审查;同时,二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遵循重点审查原则和上诉不加刑原则;采取措施限制检察机关提起"技术性抗诉"。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异化与回归

针对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不平等的诉讼力量,上诉不加刑是以当事人诉讼权利制约国家刑罚权、审判权的特殊原则,系刑事诉讼独有的制度,对保障被告人上诉权,实现司法公正具有不可替代的法律价值。面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变相加刑等现状,新《刑事诉讼法》更加强调了这一原则的立法意义。应从观念上深刻理解上诉不加刑的内涵与理论依据,澄清一些模糊、错误的认识,同时在审判实践中切实贯彻这一原则,彻底杜绝各种变相加刑的异化现象,真正使其回归立法原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