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Multiplication Table in the Tsinghua Collection of Bamboo Slips

Among the bamboo slips dating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475-221 BCE),stored at Tsinghua University,there is an aggregate of 21 specially shaped slips that are painted with red lines on the obverse side.Numbers are written on 20 slips in accordance with certain rules,and on one slip without numbers there are 20 round holes and residues of ribbon.These slips,after being compiled as a whole,serve as a practical calculator in the form of a table,which is designated as Suan Biao算表(the multiplication table).In this paper,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Suan Biao are discussed by comparing it with other ancient multiplication tables.Specifically,it is noted that the core of the Suan Biao is a multiplication table comprising the numbers 9 to 1 and their products 81 to 1;the other parts are an extension of the core.The Suan Biao employs the decimal place value system and manifested the author’s knowledge of the commutative law of multiplication,the distributive law of multiplication over addition,and fractions.Not only is this table directly applicable to the multiplication of two-digit numbers,but also to division.In addition,certain computations regarding 1/2 or fractions containing 1/2 can be conducted using this table,and it may also be used for extracting roots.The Suan Biao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search on ancient mathematics,and its discovery is enormously valuable for studies on arithmetic methods and computational tools in early China.

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清华简与夏史重建

清华简中发现了丰富的夏史资料,开启了重构夏代文明史的新境界。但它与传世文献一样,都是由口头传说生成的晚出文献史料。依照兰克史学的治史规则,这种非原始资料的可靠性大有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派正是利用传说资料的局限性,提出了风靡一时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把夏代历史说成是传说的堆积,虚妄的伪造。然其论说证据不密,逻辑不畅,经不起新旧文献尤其是清华简中夏史材料的验证,无法支撑疑古派建立的学术大厦。上古史研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兰克史学那套摒弃传说资料的研究方法未必适用。不管传说性文献形成的时间早晚如何,也不管它存在多少问题,其中具有客观历史的质素、事实真相的颗粒,不是仅凭主观怀疑就可以彻底否定的。坚持文献与考古资料相须为用,其归一揆,才能真正重构出“充实而有光辉”的夏代文明史。

西汉敦煌郡聚落与移民、水渠关系研究——以敦煌出土文献记载大穰里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聚落的形成与移民到来、水渠修筑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大穰里相关文献的综合考察得知,西汉敦煌郡效谷县设置大穰里,该里与悬泉置长期密切合作,大穰里从民房、牲畜、车辆乃至人力等层面对悬泉置工作形成支持,并得以增加收入。大穰里的得名有祈求丰收之意,另外还有可能该里是由南阳郡穰县移民建立,因而得名。此外,敦煌文献记载敦煌东部有大壤渠、大让渠、大让庄,其名称来源可能都是源自西汉大穰里,并且唐宋时期的大壤渠、大让渠可能也是继承自西汉时期。足见西汉敦煌郡所建立的聚落与水渠在唐宋敦煌地区还仍旧发挥着作用,大穰里等村落的得名是西汉移民文化的标志,而这些地名或渠名能够延续至唐宋时期继续使用,亦可彰显出西汉移民实边政策及由此形成的移民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卞”字构形补议

“卞”“弁”均是晚出的字形。有学者将“卞”字的形体与战国楚文字中出现的“鞭”之古文“■”一类形体相联系,认为“卞”由这类字形的分化省简而来,也有学者认为“卞”为“弁”之俗体或省文。文章通过梳理相关字形,认为“卞”形出现于东汉前后,楚简中的“■”类字形与后世“卞”的字形并无关联,只是偶然造成的局部同形而已。而“弁”形的出现则要晚至约后赵时期,是隶书楷化的结果。隶、楷书中的“卞”与“弁”字,应均由早期隶书中的“■”形分化演变而来。

北京大学藏秦简《制衣》“襲”字考

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制衣》记载了秦代“襲”衣的尺寸和制法,其“襲”字的含义在古代服饰与“三礼”研究中具备特殊性,厘清“襲”字释义并对“襲”的使用价值作出判断具备必要性。梳理历代典籍文献及学者对“襲”的注释训解,并与同时期汉墓遣策记载相比较,得出以下结论:秦汉时期,“襲”在服饰名称、穿戴动作及礼仪方面有规范的用法;《制衣》中“襲”为无下裙拼接的短款上衣,结合遣策、文献典籍记载,证明其为真实存在的;“襲”衣的形制、用途、使用人群在秦代、西汉初期至西汉中晚期经历了快速变化;“襲”字在“裼襲礼”中的使用有吉丧之分,结合遣策推测,在丧礼中“襲”衣为地方官府所赠裞衣,用以抚恤已故之人。

秦基层政治生态管窥:以“尉史‘文’詈‘赵’案”为中心

“尉史‘文’詈启陵乡‘赵’”一案发生于公元前219年的秦迁陵县启陵乡。启陵乡啬夫“赵”鉴于“文”作为军事系统吏员的特殊地位,将棘手的“送鸟”事务交予其完成。但由于责任重大、且迁陵县同年在处理同样发生于启陵乡的“送马”案时存在严重不公,故“文”拒绝执行指令,并对“赵”进行威胁与辱骂,遭到“赵”的关押。以此管窥,一方面,迁陵县等新占领地的统治权力正在从军吏逐渐转移到文吏手中,文官制度逐步确立;另一方面,权势的有无、大小是影响秦基层政权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形单影孤或者失势的吏员更容易遭受权力的滥用与不公正的对待。中央集权制度下,如这些缺陷难以得到弥补与修正,则会孕育帝国新的统治危机。

简牍所见战国秦至汉初“内史”及其沿革

“内史”一职西周已有,春秋战国以降秦因之,一度作为位次丞相的中央职官参与国家立法,掌治国家财政、上计等事务。秦统一前后,“内史”作为京畿地区治民长官的职能不断加强,“内史”职能或经拆分,将仓廪谷货部分析出,别置“治粟内史”。汉兴,“治粟内史”职权重归“内史”,直至高后执政后期,因现实需要,才又重新析为两职。

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清华简《保训》释义

以整理者的严式释文为底本,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重新释读清华简《保训》。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运用“二重证据法”,将《周易》《尚书》《逸周书》等传世文献与《保训》相比较,又征引马王堆帛书《老子》、清华简《五纪》等出土文献与《保训》相印证,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来发掘《保训》的真义,并将之作为章句训诂的依据。《保训》是周文王的临终遗训,文王追述了黄帝之质朴、舜之良善、微之理智、汤之义勇,并将自己所秉持的诚实、公正、宽容、不懈之道传给武王,叮嘱武王要心存敬畏、勤政用贤。《保训》对于中国上古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海昏汉简《诗经》研究三题

学术界广泛认可海昏汉简《诗经》为《鲁诗》。从已经公布的部分文本内容来看,海昏汉简《诗经》符合“故”的文本特征,因此,疑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鲁故》。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的编连,应符合古书正文在小题前而小题又在大题前的通例,标题简应当置于末尾而不当在前。据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中“予其惩而八”可知,《周颂·小些》“予其惩而些后患”当断句为“予其惩而,些后患”,与《毛诗》同。

老官山汉墓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含细辛方剂组方配伍规律研究

目的:探讨老官山汉墓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含细辛方剂组方配伍规律。方法:运用文献学方法,对本书含细辛方组成药物进行考证、梳理;通过分类统计各药物使用频次、频率等,结合方剂主治,对含细辛方组方配伍规律进行总结、提炼。结果:本书15首含细辛方共配伍药物39味,累计运用92次;其中使用频次最多的三味药为蜀椒与桂各11次、姜9次。按功效分类,与细辛配伍使用最多的为温里药,其使用总频次为41次;使用频率排第二的药类为化痰药、补虚药和清热药,各使用7次。按药性分类,与细辛配伍使用药物药性以温热类药物为主,共使用63次。结论:本书含细辛方配伍规律是以同类药物相辅相成运用为主,异类药物相反相成运用为辅。“细辛-花椒-桂-姜”的配伍结构辛温散寒、通痹止痛,既切中病机,又针对症状,是本书细辛方以同类药物相辅相成运用为主的配伍规律的体现。

关于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乙种》的综合研究

新近公布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有三种前所未知的数学著作,《算书乙种》是其中之一。本文首次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体例与编纂特点、知识类型与数学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并修正了以前学术界的若干不当认识。此书为撮编之作,结构上有一定层次,体现出编排的意图但考虑不周。作为实用算法式数学文献,此书不属于从“九数”发展至《九章算术》的经典系统,但它的内容仍为刘徽关于《九章算术》源于其先秦祖本的记载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同时,此书也为研究秦国和秦代社会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原始文献。

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试析

[目的]探析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为现代中医临床运用酒提供借鉴。[方法]以《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周家台秦简医方》以及《天回医简》等出土文献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出土文献中酒的应用进行对比总结研究。[结果]出土医学文献中对酒的应用虽没有具体说明用酒的原因,但从同时期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以进行综合分析。酒在先秦秦汉时期多为黄酒,使用方法多是以酒调服,酒煎剂和浸渍法,并广泛应用于各类疾病的治疗。酒有“改变药性,直达病所”“温经通络,祛瘀止痛”“矫除臭味,增强药效”等功效。后世文献中对于酒的运用,在各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但皆是在秦汉时期酒应用的基础上进行发展。[结论]酒在现代中医临床治疗的运用中存在巨大的潜力,但酒浸泡药物的时间、煎煮法等对药效的影响等方面均值得深入研究。

从周家台秦简看中国古代的祝由术

周家台秦简完整地展示了古代祝由术实例,为精准了解古代神秘的祝由术提供了珍贵史料。祝由术的核心原理是依据病症推断出致病的缘由,然后针对导致疾病的对象采取祝祷措施,“祝由”一名恰好是这一原理的概括。祝由术是使令式的,而不是祈求。祝由术程序中有对病由的回报,或者是回报以某种好处,或者是回报以祭品,但属于诱惑性质。

《天回医简》祝由四方探赜

[目的]探析老官山汉墓中四首祝由方,辨明祝由的发展进程以及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的贡献。[方法]使用文献搜查法和二重证据法,将《天回医简》祝由四方与相近时代著作、现代文献进行联系研究,梳理释义;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对治疗内容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天回医简》是秦汉时期较为成熟的医学资料,其中包括4首祝由方,涉及3种疾病。这些祝由方在内容和形式上依附了神鬼之说,但同时也初步显现了中医哲学思想和后世主流治疗理念的雏形。不仅药与祝由并用、导引数术兼备,还隐约可见一些现代心理学和外科学治疗手段。[结论]在所处时代背景下,《天回医简》作为当时内容较为完备、写作较为规范的医学文献,其祝由内容呈现出蒙昧与觉醒交织的特点,亦是中医学演进的缩影,是从蒙昧的实践到出现体系化理论的曙光的飞跃。

出土文献与考古视野下“中华”观念的形成

日渐丰富的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中,蕴含着在先秦时期“中华”观念形成的历史信息。“中”的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关。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

论吴简中的“关主记”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记录了大量有关赋税缴纳的简。通过对“关主记”简尾的“省”字的探讨及将其与“关邸阁”作对比,发现二者的文书格式相类,“关”字语境相似,认为此处“关主记”之“关”义为“经过、通过”,并推测“主记”一职在吴简中也有一层监督职责。通过对“关+职官(+人名)”这类监督者角色的探讨,以窥探三国东吴时期的赋税交付制度。

虎溪山汉简“梯”“柂”释义及其相关问题

在湖南沅陵虎溪山汉简1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涉及到《食方》内容,其中,亦不乏各种量词的使用。简11“黍一梯”“枣膏一柂”中的“梯”“柂”,均用为器物量词,它们的释义以及文字隶定,对于理解句意至关重要。“梯”可能与出土的节状木器有关,为分层的、卷筒状的、类似于竹桶形的盛装粮食的器具。“柂”即为“匜”,应隶定作“柁”,亦是用于盛装食物的器具,在同墓中曾出土了一些品相精良的漆匜。药食同源,黍米与枣膏配伍,既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的饮食喜好,亦体现了时人的养生观念。

走马楼西汉简中的经济作物管理

走马楼西汉简中“非纵火时擅纵火”的辞例为汉武帝时期的案例,该案所焚烧的“梅材”“茭草”属于经济价值较高的野生经济作物,而汉代律令对仓■、私人田园以及野生山林区域的同一类经济作物有不同的保护规定。“纵火”应当指代火田开荒,而“时”则代表时禁,但“纵火时”可能因地貌不同,要求各异。生长于河谷地区的灌木、禾草等“草田”可能于七月焚烧,但乔木植被茂密的山林地区自七月砍伐后,很可能十月才允许烧山。走马楼西汉简另一辞例“长沙临湘少内禁钱计误脱案”中所输药材应为地方上贡之“献”,而中央政府通过文书与校券等方式对“四时献”的物品进行严格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