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Nokkoping港装载重大件的一点体会

李白轮:GRT/13843、NRT/7777、LOA/159m、BM/23m、DM/13.6m、Summer dwt/18144、DRAFT/9.81m.2002年8月上旬,在Rostock卸完VoyageNO.71货物后,由于备货情况我轮先去了NodenhamGermany港装载近一万吨散货(Primary Slag),然后再去Nokkoping Sweden港装载一千多吨设备,其中包挂重大件变压器三只,每只260.6t.由于港内泊位码头水深受限,我轮抵达Nokkoping港后在外边深水泊位先卸去了部分散货,使之达到了大件泊位水深的要求后再去重件泊位(淡水吃水为7.75m).从深水泊位到重件泊位虽说距离不是很远,但航道复杂,因为此段航路属于内河航道,航道两侧设有浮筒,但可航水域只有40m宽,并且两侧浮筒外挡有大石头,有些露出水面,有些刚好在水下,给船舶的操作带来了一定难度,一旦主机出毛病或者引水、舵工出差错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事故.

4例儿童植入式静脉输液港导管断裂原因分析及处理

目的探讨4例儿童植入式静脉输液港导管发生断裂的原因,并总结护理经验。方法2011年3月—2023年1月本科室共植入应用输液港319例,其中4例患儿发生导管断裂,发生率1.3%,4例患儿断裂的输液港均经手术完整取出;对导管发生断裂的原因、识别方法进行分析总结。结果病例1导管断裂位置距离港座6cm,断裂的导管未发生移位;病例2在距离港座7cm处发现导管呈线状裂纹,外观完整无断裂,推注液体时可见裂纹处有液体溢出;病例3导管断裂位置距离港座11cm,断裂的导管未发生移位;病例4导管断裂位置距离港座1cm处,且断裂后导管沿右心房-右肺动脉-右下肺动脉发生移位。输液港导管断裂原因:病例1、3、4有频繁且长时间的颈部、上肢肢体活动;病例2输液港维护不当。输液港拔除术后,病例1、2、4患儿因原发病需继续住院治疗,病例3术后第2天出院。结论导管断裂是输液港临床维护及使用过程中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医护人员应重视输液港规范化操作与维护、加强患儿及家长的健康宣教,及时发现异常并处理,其是保障患儿输液港安全使用的重要措施。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之国际传播研究——以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本文集中讨论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传播语境、原则与保障。本文认为国际社会不仅重视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意义,而且将其置于地缘政治和资本政治双重框架下解读。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的重要任务是突破美西方对华认知屏障。在当今国际局势下,深化制度集成创新、促进区域治理现代化,既是与国际社会开展价值沟通的有效形态,也是开展自贸港和大湾区国际传播的必要条件和主要形式。

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界面管理的现实与重构--基于“结构—情景—要素”视角

新时代国家战略下,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深入发展,制约因素逐步凸显。运用界面理论概念,对合作办学活动的协调性、动态性、功能性特点进行分解,将其困境归因为组织界面、流程界面、任务界面的结构性矛盾。提出构建“结构-情景-要素”三维分析框架,进行界面管理系统重构。针对组织界面,打造“资源共享体”,从区域规划、高校主导、差异互补出发,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协调性要素。针对流程界面,设计“弹性协同体”,采用“高校+政府”模式构建弹性协同机制,升级内部自循环系统,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强化动态性要素。针对任务界面,凝练“决策共同体”,厘清政府决策边界,构建“软性”监管,引入多元服务供给,优化功能性要素。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高校港籍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现状及其塑造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塑造中国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以就读于大湾区内地高校的港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内地港籍大学生具有政治认同度较好、文化认同度较高及国民身份认同度较强的国家认同现状。这缘于港籍大学生在大湾区内地求学时,多元主体围绕其发展需求,以政策吸纳、教育合作、人文交流和生活化传播等四种机制,推进该群体的政治社会化场景变迁,进而对其塑造一种正向的国家认同。据此,应在推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加强制度改革与规则协调,优化国民教育的课程体系及考核方式,加大大湾区建设的普惠性宣传,借以发挥大湾区在塑造广大中国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政策效能。

从场空间到流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及优化路径研究

检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趋势,对纵深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研究因应数字经济对区域要素流动结构的影响,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流网络”分析框架,并以首位度和齐普夫法则测度传统空间结构特征,以上市企业的“总部—分支”机构分布测度流网络特征。结果表明:大湾区总体经历了先集聚再分散的发展过程;各城市人口分布梯度不合理,核心城市的人口扩张推动了城市群的定型。大湾区经济规模结构呈现帕累托分布模式,各城市经济规模变差较大。从城际联系来看,广州深圳之间具有高联通度,形成了联通走廊,2000年以来深圳的相对联通度高居首位,区域网络日渐完善。未来,应织密高效的综合交通网络,加速市场一体化进程、构建“双核三圈”网络型城市群体系、设立“广深接合片区”并加快打造“广深联动走廊”,开创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新格局。

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公务员执行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处于封关运作的关键阶段,海南公务员的执行力水平很大程度决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成效。从公务员个人视角出发,依托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不同职级、工龄的海南公务员在执行力上差异显著,政策目标设定水平、个人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程度和组织公正感与公务员执行力显著相关,目标设定的明确性维度、基本心理需求的胜任需求和关系需求维度、组织公正的领导公正维度对公务员执行力具有显著的预测力。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提高海南公务员执行力的对策。

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分析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成为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样本探讨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城市群内部以及周边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全面FGLS”方法以及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结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集聚无论是对于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还是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富裕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但长期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不可能无限集聚,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拥挤效应将超过集聚效应对共同富裕产生负面影响。上述结论意味着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形成的多中心集聚的态势,空间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在推动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的同时,短期内也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但长期持续的发展仍需人口在粤港澳全域更为均衡地分布,而非无限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互联、城市互联等,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西两翼及山区人口等要素资源更为顺畅地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粤港澳全域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产业区域协同发展机理及路径研究--基于江西与粤港澳、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视角

数字经济产业区域协同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和动力变革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近年来,江西充分发挥毗邻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以及位居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地理优势,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区域协同发展,打造了赣深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承接长三角数字产业转移示范区、赣湘电子信息产业园等,为江西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但是在数字经济产业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协同规划缺乏、协同层次偏低、协同结构失衡、产业数字化滞后、数字技术协同创新弱和数据要素共建共享不畅等问题。这需从强化规划引领、提高协同层次、优化协同结构、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协同创新和促进数据互联互通共用等方面加以破解。

超声联合DSA引导下经上臂静脉输液港植入术在恶性肿瘤化疗患者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目的 探讨超声联合DSA引导下经上臂静脉植入式输液港(TIVAP)作为恶性肿瘤患者化疗通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1 546例接受经上臂TIVAP的恶性肿瘤患者临床资料,分析比较PICC置管室和DSA手术室实施该手术的植入成功率、一次置管成功率、手术时间和并发症率。结果 1 546例患者植入成功率100%,一次置管成功率99.48%;手术时间(22.7±3.1) min;总并发症率7.37%(114/1 546);置管室操作766例,DSA下操作780例,与置管室组比较,DSA组手术时间更短[(20.1±1.3) min vs (25.4±1.9) min],原发导管异位发生率更低(0%vs 0.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感染、血栓形成、上肢运动障碍、导管堵塞、港体外露、港体翻转等并发症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超声引导下经上臂TIVAP对肿瘤化疗患者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输液通路,联合术中DSA引导可减少手术时间,降低手术相关并发症率。

寻根·反思·认同:粤港澳大湾区电影地域空间的文化表征

粤港澳大湾区电影是中国区域性电影空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地理和区域优势形成了大湾区开放多元的社会文化风貌,探索大湾区电影如何构建地域影像空间本体、精神文化空间共同体及湾区人文化认同皈依的问题是区域性电影空间研究的重要面向。聚焦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发布以来的大湾区电影文本,考察其景观魅力展现与地域空间建构的文化自觉。大湾区电影地域空间表达呈现出“寻根”“反思”“认同”三重独特的地域文化表征。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uper-SBM模型对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模型、莫兰指数以及冷热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研究时间区间,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且呈波动上升趋势;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且该格局有加剧趋势,同时空间相关性于2020年由正转负;政府支持、教育水平以及经济水平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政府支持对邻近地区效率值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双循环”背景下先行自贸区港营商环境比较研究

为顺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和改革发展新需求,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构建科学合理营商环境。利用灰色关联法测量海南自贸港与先行自贸区营商环境指标权重,对自贸区营商环境建设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最后建议利用海南区位优势,调结构、聚产业,加快经济发展便利化进程,完善法治化保障,既准入又准营,推进自由贸易国际化水平的营商环境。

粤港澳全运会提升大湾区体育国际影响力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法和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探究粤港澳全运会提升大湾区体育国际影响力。研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国际影响力的阻滞因素包括国际赛事供给不足,体育市场开发有待提升;体制机制差异显著,体育资源要素流动受阻;体育媒体供给失衡,国际媒体合作交流受限。通过粤港澳全运会发挥各地体育资源禀赋,打造大湾区体育赛事品牌;创新体制机制深度融合,畅通大湾区体育要素流动和培育多元体育媒体供给,建构大湾区体育国际传播体系等策略提升大湾区体育国际影响力。

区域人才创新指数构建与评价——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证分析

创新人才是中华民族赢得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客观、科学地评价城市人才创新发展水平,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确定人才创新指数的概念内涵基础上,科学合理的人才创新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从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三个维度展开,对2011—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创新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结果表明:其一,2011—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创新指数逐年提升,发展态势良好;其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人才创新发展水平异质性显著,且中心效应较为明显。基于指数评价结果,人才战略的制定应当围绕人才规模、人才流动和人才产出方面进行,以进一步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湾区实践——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是加快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支点,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则是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抓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作为当前海洋城市建设与评价最具影响力的目标对象,需要分别在全球与湾区视角下考察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与挑战。本研究通过解读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概念与内涵,剖析了典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显著特征,以及与国际一流湾区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数量和航运物流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海事技术、竞争力与吸引力等方面面临巨大的竞争挑战。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着重要加快提升国际航运能力、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强化海洋战略规划等。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与角色——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的海南发展

适应大势、抓住机遇,向东盟单边开放,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的重大突破,是我国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务实选择。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海南自由贸易港需要服务我国改革开放全局,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地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重大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长江中下游岸线大型临江港区工程水土保持设计探讨

为有效防治长江中下游岸线大型临江港区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以武汉新港阳逻港区三作业区一期工程为例,分析了设计和施工中面临的平面布置制约因素多、土石方工程量大、生态环境敏感性强、施工组织复杂、水土流失风险高等难点。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从水土保持角度优化工程布局和施工组织设计,制定完善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采取蓄、渗、滞、排的雨洪集蓄利用技术等建议。经多年运行,工程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设计思路可为同类工程水土保持设计提供借鉴。

世界主要自贸港金融开放路径对海南的启示

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等成熟自贸港在金融支持港区建设方面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和共同规律。在借鉴这些共同经验的基础上,也要充分把握海南自贸港在金融发展水平、开放程度、法律监管体系以及目标定位等方面的中国特色。以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制度创新为抓手,做好自贸港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五篇大文章”,是海南封关运作关键之年的重要任务,也是自贸港为全国更大范围、更高水平金融开放探索可复制推广经验的重要使命。

POI大数据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商业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5年和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区县层面的8类商业POI大数据,本文采用AHP-EntropyCRITIC综合权重方法尝试提出基于POI大数据的商业发展水平测度方法,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杜宾误差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商业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相对于普通单一权重,AHP-Entropy-CRITIC综合权重更能合理反映8类商业POI的复杂关系;(2)基于AHP-Entropy-CRITIC综合权重的8类POI数量之和可以大致反映城市商业发展水平,珠江东岸都市圈的商业水平最高,其次为广佛肇都市圈和珠江西岸都市圈,在城市层面,广州、深圳、东莞的商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城市;(3)都市圈和城市空间尺度下的商业发展水平均有明显增长,增长幅度均超过10%;(4)不管是城市层面还是县级层面,8类商业POI数量及总体商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大小和构成相似,差异来源依次为组间、超变密度和组内;(5)SDEM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区县层面的商业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效应,人口规模、商务住宅、教育服务、交通设施、医疗服务、企业规模等因素对商业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