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在参与中东传统安全治理、化解地区冲突方面,中国始终推动对话协商,致力于公正合理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构筑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集体安全架构。在改善地区安全环境方面,中国抓住中东地区主要安全矛盾,顺应地区国家寻求缓和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取得了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的重大成果。在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共同安全破解独享安全、以综合安全破解分割安全、以合作安全破解竞争安全等理念和经验,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我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之检视

我国业已形成以《宪法》为依据、以基本法《国家安全法》为核心统领、以国家安全重要领域的专门立法为骨干支撑、以国家安全相关地方性立法为补充的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阈下,对现行国家安全法律体系进行溯源性审视,可发现关涉国家安全的宪法依据尚存补充空间、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体系性不足、非传统安全领域立法仍存在空白等问题。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立法工作,应坚持以宪法为根本依据,坚持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坚持守正创新的传承规律,坚持问题导向的忧患意识,坚持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坚持关键优先的效率原则,坚持“内方外圆”的立法形态,从而不断健全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地方高校平安校园建设研究

推动地方高校平安校园建设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实践要求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回应师生安全诉求的需要。当前地方高校平安校园建设不仅面临着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也面临着高校主客体安全防范意识不高等问题。推动新时代地方高校平安校园建设,需要构建平安校园长效管理机制体制,不断提升风险化解应急处突水平,科技赋能筑牢智慧校园安全防线,打造高校平安校园建设的主力军。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认知安全的理论阐释

[研究目的]认知能力日渐成为数字社会发展的核心动能。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确有必要加强认知安全的理论研究。[研究方法]通过文献分析、比较研究、案例研讨等方法,针对认知安全的话语建构、博弈态势、风险规律和保障体系等内容开展研究。[研究结论]认知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中非传统安全的新形式之一。围绕认知安全的竞争活动涉及内容生产、技术控制和渠道争夺,背后反映出激烈的话语博弈、科技博弈和战略博弈。认知安全风险呈现特定性、传递性和目的性的规律特点,危害个体权利、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认知安全的保障体系应当围绕价值共识体系、本土治理体系和国际合作体系三个方面展开建设。

地缘政治回归进程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十年评估与未来议程

非传统安全研究反对国家中心主义与国际关系中的零和思维,与强调国家间竞争甚至对抗关系的地缘政治具有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然而,当前世界正处于自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回归且不断强化的时期:美国视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并在“印太战略”名义下采取广泛的对华遏制措施,俄乌冲突成为冷战结束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地区战争,世界还见证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突然爆发。地缘政治的回归对非传统安全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原来更多强调合作与非零和关系的国际贸易、环境保护、科技合作、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越来越被传统安全逻辑所影响、扭曲甚至控制,非传统安全议题成为大国博弈工具,非传统安全合作举步维艰。通过检视自2014年以来的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少量成果意识到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传统安全化”,但多数研究仍然对非传统安全概念与范式抱有过度乐观的期待,对地缘政治的回归重视不够,对非传统安全及其研究所受到的影响估计不足。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要求,未来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必须更具现实感和针对性,通过重新发现安全事实和完善分析框架,强化对地缘政治变量的重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

安全治理理论研究述评

[研究目的]安全治理理论不仅是当前国家安全治理所应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也是国际安全治理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深入挖掘安全治理理论,对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国家安全体系构建和提升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研究方法]从研究缘起、学术观点两方面对安全治理理论的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总结出安全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而挖掘出安全治理理论的价值贡献、研究不足,并且提出对应的完善对策。[研究结论]作为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安全治理理论为观察国际合作带来了新的观察与思考面向。但其理论研究仍面临如下困境:主要包括“国家中心主义”加速回归引发的理论挑战、安全治理的概念缺乏可操作性、对安全治理的理解存在差异以及对区域安全治理的重视不够等。未来推动安全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发展,需要从重新评估国家在安全治理中的功能角色及其与非国家行为体间关系、系统化考察并定义“安全治理”、推动和实现以地域为基本单元的“多元化”安全治理研究格局等方面着手。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多元安全和治理框架

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危机愈发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中国也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鉴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复杂性,相关安全治理向度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道路,尤其是为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生物安全、极地安全、深海安全等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安全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CAFTA框架下的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问题合作研究

中国与东盟已在经济安全、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展开了积极合作。但是CAFTA框架下的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领域还存在待拓宽、合作的渠道还不够畅通、现有的合作机制不够完善、常设性合作机构存在缺失等问题。因此,深化CAFTA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构建更为和谐的双边及多边关系,是中国-东盟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东北边境少数民族乡村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韧性治理

加强边境治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东北边境辖区广阔,战略位置重要,少数民族人口和乡村人口占比较大。随着边境的开放和城市化发展,边境少数民族乡村地区面临着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挑战,脆弱性表征明显,整体治理难度大。韧性理论由于其自身特性可以有效更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效能而被广泛应用于治理领域。为确保边境繁荣稳定,东北边境少数民族乡村地区应结合地区非传统安全情境,以韧性理论为借鉴,建立动态化的韧性治理机制、推动协同共治的韧性治理格局、构建智能化和精准化的韧性治理平台、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韧性经济结构和加强村民内生治理的韧性文化认同。

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安全例外条款:变化与中国因应

国际经贸规则中安全例外条款的设置缓解了贸易促进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新兴行业的出现,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讨论。WTO争端解决机制通过多次实践为安全例外条款的法律内涵做了界定,体现了法律的确定性。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模糊了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边界,试图通过修改缔约方自裁决权的范围,纳入政府采购、基础设施等非传统安全内容以及增加程序性规定的方式扩大传统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中国目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体现安全例外条款的重要性,并且有扩大安全例外条款适用范围的趋势。但相较于快速变化的国际形势,无论是文本的数量还是文本的内容都有待进一步的提升,未来在积极主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提下,中国可适当扩大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纳入基础设施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的内容,但也应当对自裁决权范围进行分类限制。

全球安全倡议与中泰非传统安全合作

全球安全倡议对当今世界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治理都产生了显著的思想启示和指导意义,而中泰非传统安全合作则为践行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颇具代表性的例证。中泰关系友好,拥有相似的安全合作理念,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方面利益契合点多,因此两国在维护金融安全、打击跨国犯罪、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双多边合作,成果丰硕,但非传统安全挑战具有不确定性、突发性等特点,加之大国博弈的复杂影响,中泰非传统安全合作也面临部分合作的周期不规律、机制化程度不高、智力支撑不足等问题。中泰非传统安全合作提升两国安全与互信,助力双方合作与发展,为中国与更多国家提升非传统安全合作起到示范作用,有助于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和发展。

从传统安全观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安全观的演变、成就及世界议程

基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中国的安全观经历了由专注于军事和政治安全的传统安全观,到涵盖经济、文化、环境等更多领域安全的非传统安全观,再发展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变。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科学、发展的安全观,全面、整体、系统的安全观,辩证、包容的安全观,人民至上的安全观,全球视野的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的局限,综合性地考量传统和非传统的多重安全因素,促进了国家安全事业的巨大发展,推动了国家安全能力的全面提升,拓宽了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视野与实践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全球安全倡议则为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的国际安全合作指明了方向。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40年(1978-2017):脉络、意义与图景

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已成一门"显学",且对相关研究、安全现实与安全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40年(1978-2017年)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整体上历经了酝酿与显现、阐释与呼吁、反思与深化、建构与拓展的过程;研究内容丰富且不断出新,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类型;与国家决策的关系呈现"被忽视——边缘性——中心圈"的发展轨迹;研究驱动包括学理驱动、技术驱动、事件驱动、政策驱动和环境驱动;形成了涵盖组织机构、学生培养、知识传播、政策咨询和学术网络的制度化研究态势。在学术上具备了学派与学科的自觉,推动了安全思想的"范式转型"与"安全文明"的重塑,在政策上牵引着安全治理实践更加综合化与国际化。然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专业性、科学性、国际性不足,未来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在全球安全的研究格局、元问题与分析框架、理论体系与学派自觉、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议题深究与国际对话上有新的持续推进。

建构与拓展:2014-2019年“非传统安全”研究态势与评估--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收录主题为"非传统安全"的338篇核心期刊和CSSCI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看出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研究特点、研究主题分布及研究前沿等情况。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和研究,非传统安全领域研究有了较大进展,研究内容逐渐拓展和深化,集中分布在安全理论、周边外交、城市社会治理以及对外开放战略等领域,并在目前形成了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前沿。当然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仍存不足,需在未来的研究中加强作者及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拓展研究方法与理论,结合国家其他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的微观研究。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

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是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以来,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有效提升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提出与相关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迎来了新的契机。新背景下,要进一步提升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为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创造良好的基础保障。

中国-南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探析:路径与机制化建设

南亚是中国与周边地区多边合作的薄弱环节,中国与南亚区域合作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中国与南亚国家间人员往来密切,彼此利益融合度高,但非传统安全威胁突出。中国与南亚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在双边层面已取得积极进展,因此中国与南亚国家可从公共卫生、反恐、水资源、海上安全合作、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着手,循序渐进,不断深化合作,以非传统安全合作带动传统安全合作和中国—南亚区域整体合作。中国—南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建设需要立足于现有的双边和小多边合作机制,进而逐步扩展升级为中国同整个南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国与南亚国家应利用好联合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有利时机,抓住关键节点和关键领域,乘势而上,积极推动中国—南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此外,还应充分利用好南盟等地区组织及次区域合作机制等平台的独特作用。中国推动与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和区域合作时应主动加大投入,利用好自身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循序渐进,进而为中国—南亚区域整体合作和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重要基础。

论类ChatGPT通用人工智能治理——基于算法安全审查视角

类ChatGPT具有潜意识形态性,其引入和嵌入应用易招致非传统国家安全威胁。类ChatGPT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受资本与西方价值观的浸润,冲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情报安全,易诱发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并为网络情报的获取和传输提供诸多便利条件;杜撰假舆论,致使社会谣言泛滥,或将挑战社会公共安全;收集存储处理用户数据,严重威胁国家数据安全;阻碍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步伐,使产业跨国转移变得缺乏现实意义并重新定义社会人力资源成本上限,或将挟制他国经济发展安全。我国算法审查制度面临专门审查主体缺失、审查范围不明和审查法律规范体系化水平严重滞后等现实问题。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明确中央科技委员会领导的、国务院数据安全局负责执行的算法安全专门审查主体机制,统筹算法审查宏观设计;充分发挥平台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协同共治效能,夯实算法审查的社会基础;将算法文化监控、算法可解释性和算法可控性纳入算法审查范围,合理评估算法对国家和社会的冲击,明确算法安全内容;制定“算法安全法”以破解政策敏锐立法滞后的困局,回应算法安全制度的现实需求和总体国家安全的需要,提升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监管能力,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算法霸权,加速推进类ChatGPT通用人工智能本土化应用及国产化替代进程。

和合共治:外部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的中国智慧与探索

当前,国际上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中国威胁论”频频抬头,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我国面临的各种自然性、人为性、自然与人为复合性外部非传统安全风险与挑战越来越多。人类社会互联共存、互依共生、互济共享,各国利益互镶、安全互保,各种非传统安全更多表现为跨国性的公共安全与人类安全。新时期,我们需要从中国古代“和合主义”思想文化里汲取智慧,更需要与时俱进,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树立全球安全、全球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安全互保、风险共担、命运共同”机制,推进国际社会的和合共治;对故意、蓄意、恶意与敌意破坏和侵犯我国家利益、威胁我国家安全的行为,我们也需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采取反制和反击措施,才能有效维护和塑造我国总体国家安全。

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价值支点——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辩证统一

边疆在整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在由区域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迈进的过程中,国家利益也在不断拓展。中国边疆不仅面临着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等传统安全威胁,也面临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新形势下,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确立以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辩证统一为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价值支点,以国家安全为分界点,安全治理向内下沉至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向外拓展至周边安全、区域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才能有利于为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选择性安全化”提供价值排序参照,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科学、适度与合理的治理。

非传统安全治理探析——以云南为例

当前,非传统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日益突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社会治理与非传统安全治理关系密切,通过体系化改善社会治理,能稳步提高非传统安全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非传统安全建设取得了初步成绩,社会经济、民族团结、安全法治等成效明显。作为边疆,云南非传统安全治理依然存在多方面不足。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加强社会综合治理,通过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化、法治化、网格化、信息化,完善民族共同体建设、强边固防,推动云南非传统安全治理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