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反思与优化

负有环境资源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对其生效的行政决定怠于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无果的情形下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虽“于法有据”,但司法实践案例中呈现出的“诉讼的耗时性与环境公益保护的紧迫性存在冲突”“检察机关的胜诉对生效行政决定的执行仅有间接影响”以及“挤占虚耗司法资源”等问题却一再表明,对“怠于申请非诉执行的行为”不加区分地提起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欠缺合理性。“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泛化适用,既是对检察机关“全链条式”监督理念的误用,也是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有限监督原则”的违背,还与行政诉讼之“诉的利益理论”存在冲突,建议将“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区分为履行职责类诉讼与确认违法类诉讼,对于前者国家可通过立法直接赋予检察机关强制执行申请权的方式予以“赋权替代”,对于后者检察机关可通过提起确认违法类诉讼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主管部门怠于履职行为的违法性予以“宣示”,实现“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分构造。

论行政区划变更的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包括避免偏私规则和公平听证规则,目前其适用的范围不断拓宽,广泛适用于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参与的强度不断提升。作为最起码的程序要求,正当程序既适用于英美法系,也为大陆法系所认可,并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国行政区划法律规范中正当程序存在缺失或者不足,从而导致行政区划调整或者变更存在违法运行、国家机关功能紊乱、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不利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问题。为此,我们应当确立行政区划多重价值统一的理念,通过宪法确定、法律设定正当程序,通过行政区划主体完善、在具体程序中运用正当程序,通过建立行政区划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和行政区划程序责任等措施落实我国行政区划变更中的正当程序。

论面向虚拟世界的多点并行取证规则

面对虚拟世界中的违规经营活动,传统电子取证固证技术面临取证成本高、证据易被篡改和合法性欠缺等问题。多点并行取证技术规则从间接证明理论出发,借助时空跨度大、随机性强的多个取证节点,以可控的经济成本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侵权或违约事实进行更有效的证据收集,同时赋予经营者合理的反证机会。这种技术规则在行政执法和消费者维权场域都具有广泛的适用空间,但在构建行政执法系统时需联系既有的监管标准,在取证和固证环节通过人机分离、数据备份等技术措施确保环境清洁。在搭建面向消费者的取证平台时,需恪守最小必要原则,通过审查平台企业经营资质等方式实现平台中立,利用公开透明的取证手段和完整的证据链条确保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路径调适及入典规则安排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包括以行政命令、行政处罚为主的行政执法路径,政府部门提起的政府索赔路径,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多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并非井然有序,存在法理基础逻辑障碍、制度衔接不畅、相关主体角色错位等困境。构建途径畅通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持续改善环境治理,是当前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法典化塑造的特定背景中,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仍面临入典规则如何安排的新挑战。厘清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中行政执法、政府索赔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尊重行政执法的首次判断权,以行政执法为首要选择,政府索赔次之,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补充。为保证路径内部逻辑一贯,并处理好路径之间的衔接,必须类型化区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路径,最大程度发挥制度合力。

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司法审查规则的检视与重构

在单向诉讼结构下,行政非诉执行成为行政机关诉请行政相对人按照协议履行约定的唯一救济方式。但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司法审查过程中却存在非诉执行主体与行政协议主体不对应、执行对象与审查标的不同一、各地审查强度参差不齐和制度的控权功能与司法实效耦合度低四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集中于法律进程滞后于社会治理发展的客观窒碍、行政协议自愿性与非诉执行强制性的正面对撞及现有具体规则无法满足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审查需求三个方面。为此,建议围绕启动要件、审查程序和裁判规则三个审查节点,构建区别于一般非诉执行、适合行政协议非诉执行案件的司法审查规则。

专属经济区海上维权执法视阈下海警部队性质研究

我国海警部队是武警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警部队成员作为武警部队的组成人员,拥有军人身份,在行使“海上安全保卫”时维护国家主权,享有军事主体地位;在行使“海上行政执法”与“海上犯罪侦查”职能时,则具备警事主体即行政主体地位。在专属经济区这类我国并不享有完全主权权利的海域中,海警部队行使职能之性质亟待学界明辨:在国内法上,海警部队所涉案件性质与管辖法院之理论、实务间尚有争议;在国际法上,海警部队职能所涵盖之海域范围亦有待比较法视角的研究。区分海警部队在行使不同职能时的身份,有助于明确海警部队的法律性质,在维护我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同时,切实保障涉海警行政诉讼中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非诉执行申请期限性质的困惑与出路

根据现行司法解释,行政机关逾期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将不予受理,这实际上是变相将申请执行期限定性为除斥期间,容易导致合法有效的行政决定得不到执行。在检察院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中,法院判决行政机关继续履行相关领域的监管职责,使得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与拥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并无二致,违背了法律禁止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立法宗旨。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对逾期申请执行的行政决定执行力有无的判断上也存在矛盾。因此,宜在《行政强制法》中区别申请期限与执行时效,将非诉执行申请期限解释为行政机关的法定履职期限,并专门建立区别于申请执行期限的行政执行时效制度。对于行政机关超过申请期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法院应受理;只有超过行政执行时效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法院才能裁定不予受理。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代履行:问题与对策

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人民法院认定代履行违法的主要情形是行政机关怠于履行代履行职责。对代履行不作为的判断标准,人民法院主要从是否存在法定的代履行职责与代履行是否已经履行两个方面展开。人民法院通常会支持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作出确认违法判决和履行判决。人民法院对代履行的审查存在一些不足,如判断标准偏重结果、未考虑代履行有无现实可能、履行判决的内容难以确定等。要完善人民法院对代履行合法性的审查,建议从司法权与代履行中行政机关裁量权的关系入手。代履行中的行政裁量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决定是否实施、何时实施及如何实施代履行。一方面,人民法院应保持谦抑,尊重代履行中的行政裁量权;另一方面,应建立代履行行政裁量审查标准,包括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承认代履行的客观不能、比例原则、程序控制和行政裁量收缩理论。

生态环境执法监测要点概述

本文从生态环境行政诉讼案例庭审中辩方律师提出的抗诉理由出发,反思在生态环境执法监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监测要点,尽量从法律诉讼的层面完善生态执法监测行为,以规避或降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行政诉讼中败诉的风险。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亮点、不足及完善——以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两解释”为分析重点

无论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55条,还是2014年《环境保护法》第58条,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都过于粗略,不具有操作性。有鉴于此,2014年12月最高法院连续作出了两次司法解释,力图为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提供可操作的司法规则。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进步之处在于确立了中级法院的管辖权,初步确立了特别保护弱者的激励机制,首次确立了生态修复赔偿之诉等方面;但是仍然存在明显不足:原告资格过于苛刻、受案范围过于狭窄、管辖规则与激励机制半就半推等。针对这些不足,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法律规定的机关"的范围,赋予公民个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建议权与起诉权,正确处理环境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及其他民事诉讼的衔接关系,落实巡回法庭管辖规定,确立私人原告胜诉奖励制度,以期能够更有效地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施。

卫生行政诉讼案例分析及卫生监督执法探讨

目的:通过分析1998-2010年的154起卫生行政诉讼案例,了解卫生行政诉讼的现状及卫生监督执法存在的问题,为提高卫生监督质量提供依据和建议。方法:将154起卫生行政诉讼案例按照年份、卫生监督类别等分类分别填写个案调查表,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54起案例中,涉及医疗机构卫生监督案件54例(35.1%),卫生技术人员监督50例(32.5%),食品安全监督20例(13.0%);卫生监督部门败诉案件30例(19.5%),行政赔偿案例10例(6.5%)。结论:加强卫生监督人员的法律教育,提高卫生监督行为的专业能力,严格履行法定职责,树立良好服务意识,完善卫生监督稽查机制,可以减少卫生行政诉讼的发生。

论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重构

履行判决作为行政诉讼法法定判决方式的一种,是基于判决类型化制度而言的。在给付行政和服务行政的观念逐步拓展、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得到确立的情况下,履行判决本身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却备受冷落,其适用比例占判决总数量始终偏低,行政诉讼已经不能满足于单纯对于外化为作为形式的行政行为本身合法性的审查,行政不作为的违法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行政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多"与履行判决的"少"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履行判决之所以备受"冷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界对于其适用范围、判决内容明晰程度、期限的确定等适用规则等问题未加以重视,亦未达成共识,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履行判决被审慎适用。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重构,并非对履行判决制度进行推倒重建,而是在深刻研究我国行政诉讼法立法宗旨的基础之上,提出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和在行政诉讼法现有条文框架内完成对于履行判决制度存在问题的完善,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并行不悖地重新架构履行判决制度,其根本导向是保障公民欲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权利救济的深度和力度。

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则要点与制度衔接

环境公益具有易受损性,其利益代表模糊,救济机制残缺。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弥补相关法律制度缺陷、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维护社会公益的要求。本文认为: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中,应明确诉讼类型定位、起诉主体资格、起诉案件范围、举证责任承担、诉讼费用负担、损害赔偿金归属等方面的特殊规则,防范滥诉现象发生,禁止反诉和以牺牲公益为代价的和解调解,并应协调环境公益诉讼与受害人的诉讼、检察机关的公诉和抗诉、环境行政执法以及诉讼支持之间的关系。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法律性质新论

厘清诉讼的法律性质,是科学构建诉讼制度的重要前提。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法律性质,学界仍未形成共识,有特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说、国益诉讼说、私益诉讼说、混合诉讼说、特别诉讼说等观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救济对象是生态环境损害,而非自然资源损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正当性基础是政府及其部门的环境监管职责,而非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是公法责任,而非私法责任。对于生态修复问题,“公法责任,私法操作”引发诸多问题,“公法责任,公法操作”符合环境保护行政权主导、司法权监督之原则及域外经验。“生态损害赔偿司法监督”的路径是,政府及其部门在追究责任者行政责任时,对于重大案件可采取诉讼的行政执法机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应定位为行政执法诉讼。

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相关程序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不仅应包括检察机关,也应包括消费者组织。为了发挥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优势,检察机关或消费者组织提起反垄断公益诉讼前应向执法机构发出督促执法的检察建议或反垄断调查建议,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也可向执法机构通报反垄断案件线索。关于公益公诉与公益私诉的顺位,检察机关应优先支持消费者组织提起公益私诉,只有在消费者组织缺位时,才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垄断公益公诉。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往往相互交织,当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均被提起时,应实现两诉既判力的双向扩张,或根据诉的合并规则对两诉合并审理、分别判决。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程序协调及相关问题之解构——以苹果公司诉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及其关联案件为例

苹果公司诉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及其关联案件涉及到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及其司法审查、确认不侵权诉讼三种程序之间的衔接和协调,具有梳理程序设计内在机理的重要案例价值。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与侵权诉讼程序的协调应遵循诉讼优先、先立则斥原则。行政裁决应对侵权诉讼程序保持充分的谦抑性,体现诉讼优先原则;而行政裁决的司法审查应充分关注其相对简易性和快捷性,在监督其合法性同时保持充分的谦抑性;构建两者之间途径相异而心定归一的和谐关系。针对同一的专利侵权争议,侵权救济程序与确认不侵权诉讼之间应以一事不再理为原则,以两者的合并审理为例外。

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转型:基于新《行政诉讼法》的视角

现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坚持了现实主义导向,但仍尚未能充分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问题,是一次未竟的制度转型。修法后时代的学术研究,既需要在调和"中药"和"西药"的基础上建构中国本土化的行政审判模式,也需要在整合"新词"和"旧语"的基础上实现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修缮。为了完成修法后时代学术研究的双重任务,法释义学的深挖作业和法社会学的远观作业同样不可或缺。

论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以法院为主导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本身存在许多缺陷,其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应在明确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标准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即保留现行的法院应申请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形式,将执行裁断权和决定权交由法院行使,执行实施权则回归行政机关,同时,应建立和完善法院的非诉审查程序和行政机关执行法院裁定的程序,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确立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停止执行为原则,不停止执行为例外的体制。

构建我国税务机关“官告民”诉讼的初步探讨

税务机关"官告民"诉讼是指税务机关为了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保障税款征收和维护税收合法权益,依法定条件向人民法院起诉纳税人或纳税人的关联人,由人民法院审理并裁判税务争议的诉讼活动,包括税务民事诉讼和税务行政诉讼。其具有起因的涉税性、主体的恒定性、诉讼内容的综合性、诉讼标的的复杂性等特点。在我国建立"官告民"税务诉讼,既有理论基础,也有法律依据和可行性,需要在起诉条件、审理规则、判决形式等几方面加以构建。

“水行政执法+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构建与发展思考——以农村饮水安全监管为视角

强化水利体制机制法治管理,是不断提升新阶段水行政执法能力与水平的重要途径,是全面提升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的有力支撑。文章总结了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强化流域治理管理、协同监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等主要内容,阐明了“水行政执法+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对全国乡村振兴水利工程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贡献意义。在分析水利部开展的专项调研活动与地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夯实该协作机制的分权制衡理论基础、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制作指导建议、创新农村饮水安全协作管理模式等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