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NPO支援中心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着重分析了日本NPO支援中心兴起和发展的原因,探讨了日本NPO支援中心的类型和功能,提出了日本NPO支援中心对我国非营利性援助组织建设的启示。

基于Web2.0的NPO运行模式探索

近年来,非营利组织(NPO)开始在我国蓬勃发展。强调"互动、参与和共享精神"的Web2.0也与非营利组织的使命不谋而合。本文尝试将Web2.0与NPO运行相结合,在传统CORPS模式的基础上,提出Web2.0支持下的B-CORPS创新模式。本文以动态视角,从NPO参与者管理机制、服务体系、资源优化、品牌建设等四方面探讨Web2.0运用对于NPO运行模式发展的影响。

中外“非营利组织(NPOs)”的组织形态对比与借鉴

"非营利组织(NPOs)"是一种不同于公营部门也有别于私营部门的全新组织。不同国度的非营利组织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形态和组织方式。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种类繁杂、名称众多,且组织形式、管理模式五花八门,现行制度不利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必须为非营利组织进行全盘规划,探讨与非营利组织的组织形式相适应的管理模式。

构建非营利组织财务透明度提升机制的基本思路

财务不透明导致社会公信度不高,成为非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提升非营利组织财务透明度,应当制定非营利组织财务透明度标准,研究网络环境下财务透明度提升的技术支撑,设计财务透明度相关审计制度,完善财务透明度相关法规。

合作中的竞争: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新型关系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合作关系的作用已经被许多学者所重视。由于对抗关系的历史缺位,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成长过程中这种合作关系缺乏独立性,无法使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在两者的合作中加入竞争的因素,建立一种合作中竞争的新型关系,对解决我国目前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存在的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增强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非营利性组织失灵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如同企业界的“市场失灵”、政府部门的“政府失灵”一样,医疗卫生系统等非营利界的失灵正在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非营利组织失灵的原因主要有:利益的驱动、组织活动经费严重不足、道德的失控、不科学的绩效考评制度。应对非营利性组织失灵的对策有: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和相应的惩戒制度、完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体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筹资体系、完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道德约束机制。

善治:第三部门管理的众望所归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突显了第三部门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但是,正处于成熟与发展中的第三部门面临着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法规不完善、管理水平滞后等很多问题。第三部门的发展迫切需要达到善治,实现从混沌到有序的转变。

非营利机构服务质量传递系统的过滤模型

非营利机构所提供的产品基本都是无形的服务。而在服务质量传递系统中,有诸多因素影响着服务质量传递的效率,并最终使顾客感知服务质量的效果有所损失。通过引入简化模型和基本函数,建立和求解微分方程,构造出服务质量传递系统的动态模型,并对系统的传递过滤和感知过滤两种效应的效果进行了分析,为非营利机构及其他服务提供者准确衡量和把握顾客心理,实施服务补救,改善服务质量传递的效率和效果,提升非营利机构营销绩效奠定了理论基础。

试论民间组织的非营利性及与政府的关系

现代社会需要一些具有合法性、自治性并带有志愿性质的民间组织来从事经济发展、社会服务、科研文体等活动,以填充企业和政府力所不及或不适于进入的那些领域。民间组织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不以营利为目的”和“非营利分配性”,即区别营利与非营利的关键在于分清经营目的和经营所得的用途。民间组织与政府是互动的、互补的、相互依存、也是相互牵制的,双方应结成“伙伴关系”,其结果将是共同受益。

更新理财观,促进非营利组织持续健康成长

全球化浪潮以及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政府绝对统治地位的削弱,另一方面是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独立和发育。本文从我国非营利组织产生发展趋势角度出发,根据我国非营利组织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更新理财观,探讨建立健全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体制,促进非营利组织健康持成长。

第三部门公共关系探析

从第三部门及其公共关系的一般特点出发,研究我国第三部门及其所面临的公共关系挑战,并进一步分析我国第三部门的公共关系工作重点。

中国政府实现购买服务战略目标之障碍与对策:基于中外比较视野

近年来,随着购买服务实践的快速发展,政府设定了以下目标:降低服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公众参与以及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的问题。对于前两个目标,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不少争议,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多:承接购买服务的主体不足,购买中的特殊主义;税收、人员行政费用、合同管理、绩效评估等机制不完善,均严重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承接服务主体的工具化以及受益人群的工具化使公众参与严重不足。此外,不同地区的财力、组织数量、组织能力之差异很难实现公共服务的均衡供给。为克服上述障碍,需从培育组织、完善购买机制、寻求利益相关者不同需求之间的平衡点以及整合资金使用水平等方面进行综合政策考量。

我国非营利组织绩效测评指标体系研究

非营利组织如何有效获取并高效利用稀缺且分散的慈善资源?如何实现组织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平衡?非营利组织的运作绩效一方面直接反映其使命与目标的完成情况,体现其存在的意义及价值。另一方面则直接影响到各利益相关者对非营利组织的满意度,并进而影响非营利组织对各相关资源的获取,从而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因此,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良好治理以及政府和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支持都离不开对非营利组织运作绩效的认知。

美国教育捐赠税制及其启示——以美国《国内税收法》501(C)条款为视角

英国《伊丽沙白法规》开启了通过国家税收和行政干预制度救济贫民的先例,其对美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的教育捐赠税制在19世纪末构建起自身的现代模式,1939年制定的《国内税收法》经过多次修正,形成了在实体、程序和管理方面的成熟制度。其中的501(c)条款列出了包括教育组织在内的27种享受联邦所得税减免的非营利组织,对高校基金会发展起到了扶持和推动作用。美国教育捐赠税制相对完善的税收激励机制,合理的个人所得税制,完备的捐赠减免税法律程序和管理规定,非政治化的捐赠免税政策,有利于推动捐赠事业。建立税收激励机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完善税收体系,是域外经验对我国教育捐赠税制建设的基本启示。

论非营利组织资源配置的多元化

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资源配置基本上没有摆脱政府单一配置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导致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缺乏效率和回应性,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还可能使非营利组织低能弱质,缺乏竞争力。应利用市场机制、政府的公权以及通过非营利组织的内在动力,推动非营利组织资源配置的多元化发展。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基于湖北省若干社会组织及政府部门的调研

社会组织是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世界各国普遍对社会组织予以财政和税收支持。在对湖北省若干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进行实证考察后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组织的税收政策总体上是好的,但在政策设计和执行上还存在种种问题,制约了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优化社会组织税收政策的建议是:完善法规,提高社会组织税收的立法层次;多予少取,加大社会组织的税收优惠力度;科学分类,实施差异化的税收优惠政策;重心后移,构建"宽准入、严监管、简程序"的税收管理机制;整合职能,精简社会组织的税收管理机构。

美国妇女非营利组织概况及对中国妇女组织的启示

美国妇女非营利组织发达,据估算,美国妇女非营利组织数量在5.9万个左右,其中在联邦税务部门登记的获得所得税减免资格的组织约有1.6万个,这得益于美国民众自治传统、宗教文化背景,以及支持性的法规政策环境。美国妇女非营利组织的数量与各州经济总量呈正相关关系,在人均组织数量上呈现东北部多、南部少的总体特征。与美国一般非营利组织相比,妇女非营利组织在关注领域上带有性别特征,尤其关注公共、社会福利,妇女健康以及精神发展,这提示这些领域对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重要性,可供中国妇女组织参考借鉴。

应用信息技术提升非营利组织的持续经营能力

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非营利组织。计算机和互联网使组织以比以前更快、更有效的方式处理管理、员工和社会各界以及志愿者等方面的问题。互联网引进了强有力的新型沟通、营销和商务手段。信息技术必将使非营利组织的持续经营能力得到提高。

美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管运公共空间的模式与比较

本文以美国非营利组织(NPO)管运城市公共空间的3种主要模式——城市公园管委会(Urban Park Conservancy,UPC)、商业改进区联合会(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BID)以及公园之友团体(Friends of the Park,FoP)为例,解析非营利组织在当代城市差异化公共空间管理运营中的特点与价值。论文简要介绍BID、UPC、FoP3种主要的管运模式,并结合具体案例从经费筹措、职能及组织架构、可适用性及挑战3个层面对这3种主要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

雾霾协同治理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协同行动、影响因素及拓展空间

我国雾霾的根治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的协同治理理论可以用于指导雾霾治理中多元主体的行动策略分析。社会组织是协同治霾的多元主体之一。现阶段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主要行动包括推动信息公开提质、调研协助环境监管、提供治霾技术支持、培育环保社会资本等。这些行动为治霾持续成为公共议题推波助澜,并有效推动雾霾问题从公共议题成为政策议题。决定并影响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主要因素包括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行动者主体三个方面。拓展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制度与政策空间、完善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法律规章、增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将有助于拓展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更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