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碳市场不良资产的表现与法治应对

碳市场的不良资产代表了碳信用与交易预期落空的不良结果,存在基础不良资产、直接不良资产与进阶不良资产三种表现,拥有亏空价值虚拟性、成因复杂性等特征,对应形成干扰市场交易、阻碍低碳减排的双重危害。基于此,该研究采用规范分析、案例调研等方法,全面分析了碳市场不良资产的定性与法治约束现状,并尝试总结碳市场不良资产规制的理念要义与法治改革措施。研究发现:在不良碳资产的定性上,相应法律缺乏识别对应碳资产不良化的自觉,亦不具备界定其内容与范围的实践。在不良碳资产的预防上,已有的法治安排难以克服企业经营不当、市场环境不佳、虚假承诺与市场投机行为等导致资产不良化的负面因素。在不良碳资产的处置上,现行法律不仅在处置主体、处置内容、处置程序与处置救济领域存在规范空白,仅有的关联尝试亦未契合碳市场不良资产消化的经济规律。因此,有必要着眼于不良碳资产形成与消除的逻辑脉络:在理念层面,一是应推崇透明的竞争观,尽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非正义。二是需要破解利益博弈的“囚徒困境”,充分提振碳市场维持运行的信心、保持信息的顺畅流通、改变碳减排交易的利益总量预设,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碳市场活动。三是应尽可能缩小承诺兑现的利益差距,避免价值泡沫的形成。在实践层面,一是应在规则与实践中明晰碳市场不良资产的属性、内容与影响。二是应形成预防不良碳资产累积的全面规制体系。三是需要以一体化思维应对碳市场不良资产的处置问题。

论普惠金融的数字司法源头治理

普惠金融纠纷已成为数字化源头治理的重点领域。普惠金融的不良贷款率上升,已接近不良贷款率的容忍限度。因此,既要从本源上诊断该类矛盾的成因,又要关注不良处置存在的挑战。数字化对社会联结的再定义,因其具有深刻鲜明的动态性、精准性、协同性特性,故可以有效提高普惠金融的风险防控和不良资产处置效率。数字化不仅影响了普惠金融纠纷治理的主体之间关系,而且亟须进一步完成普惠金融矛盾治理的范式转型,包括“宽框架”的双体系协同、全链条的数字化平台构建、司法裁判指引的功能定位。当然,普惠金融矛盾的解决需要完善社会化协同的宏观治理体系,创新普惠导向的微观治理机制。其中,数字化源头治理需要从供给侧、需求侧和外部环境等多个维度出发,通过创新和改革来解决现存的挑战。

系统风险核心问题、形成机制及中国特色化解方案——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视角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稳健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本文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视角探讨系统风险核心问题、形成机制及中国特色化解方案,以期完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通过研究发现:首先,系统风险的核心问题在于虚拟经济领域不良资产不断积累。借贷资本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运行具有不同规律,虚拟经济领域自我循环引发的庞氏债务膨胀及其违约成为系统风险更加重要的风险源。其次,系统风险的形成机制源于个别风险系统化。本文从金融风险管理视角揭示了金融创新工具对冲或回避个别风险而导致风险在系统中寄存和持续积累的过程,其会加速债务违约泛化,引发金融危机。最后,中国金融风险处置实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未来导向应在宏观上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微观上避免风险对冲的创新技术泛化,风险处置目标坚持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同步,风险处置方式强调政策性与市场化相结合。

推进我国债务催收业规范化阳光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债务催收是信用服务行业的重要分支之一。21世纪以来,主要服务于消费信贷不良资产处置的债务催收业迎来了高速发展期。然而,受到传统观念和行业治理滞后的影响,债务催收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催收行为异化、竞争失序、投诉高企等诸多乱象。基于消费信贷领域巨额的不良资产处置需求,以及创新社会治理、推动债务催收业健康发展和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迫切需要,我国应借鉴境外成熟经验,从制定专门法律法规、明确监管部门、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开展行业培训、完善金融机构监管等方面入手,对债务催收行业进行系统性治理,从而推进我国债务催收业规范化、阳光化发展。

考虑技术异质性的中国商业银行效率评估及动态演变

考虑银行经营的阶段性特点,将银行经营过程划分为资金筹集和资金运用两阶段,针对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技术异质性及不良贷款和结转资产的时滞效应,构建了包含四个系统的两阶段动态网络DEA模型,并测度了2012—2019年我国38家商业银行的整体效率及子阶段效率,探究异质银行在连续时期内运营效率的变化情况及其无效来源。结果显示:因技术异质性导致的银行效率的差异显著;分类别来看,城市商业银行的整体效率最高,国有银行次之,而股份制银行整体效率最低;分阶段来看,除农商行外,其他三种类型的银行资金筹集效率始终高于资金运用效率;依据两阶段内生权重可以得到提高资金运用阶段的效率是提高银行业整体效率的关键。研究结论为提升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政策效应分析

农村家庭在信息获取上的劣势是其金融脆弱性比城市家庭更高的原因之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面临的信息约束与信息劣势,从而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和优化家庭资产负债配置来缓解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5期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并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收入和保险参与度,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两条路径来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户主为男性、户主未婚、平均文化程度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脆弱性缓解作用。因此,应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充分发挥“数字下乡”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的积极作用,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呈现下行趋势,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不断攀升,不良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银行业面临的内外部压力显著加大。在此严峻形势下,传统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已经无法有效缓解银行业的经营压力。因此,多家商业银行选择将不良资产证券化作为处置方式。不良资产证券化一方面可加快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拓展业务范围,促进机构营收,一方面可为探索和发展新兴的经营模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和起点。

非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老龄化视角

探索老年家庭提升自我养老能力的有效路径对于增强老年人幸福感和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8年中国追踪调查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老龄化视角下非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非认知能力的上升将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社会互动、不同风险偏好间呈现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非认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认知能力下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产生的负向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正向调节非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研究,应加强非认知能力培养,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鼓励支持适老龄化金融产品创新,优化金融风险投资决策,为养老增添一份保障。

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审计研究

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较高,易引发金融风险。随着审计在防范各类风险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审计也备受关注。文章通过介绍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的相关概念,分析现阶段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审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提高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审计水平的有效措施,以期加强对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的管理,维护农村信用社经营的稳定性。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对财政部发文新增的“资产处置损益”科目和利润表“资产处置收益”列报项目给企业盈余管理带来的影响进行探究。新准则的实行细化了会计核算的程度;提高了各类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列报的一致性,但扰乱了利润的构成逻辑;赋予了上市公司利用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进行盈余管理更大的空间,对整个市场和单个企业的净利润都有影响。提出会计准则应明确资产处置损益的属性、信息使用者应排除非经营性损益的干扰、企业应重视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议。

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研究

金融科技已经成为金融行业关注的焦点,为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范式,并且正逐渐成为银行业风险管控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静态的CoVaR方法来测算系统性风险,进而探讨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科技会抑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金融科技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越高,金融科技对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会越明显。基于此,应推动金融科技与银行业务结合,注重系统性风险防范;优化银行网点分布,提高客户粘性;针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施行差异化风险管控;加强内外联动,建立金融业务网络信息共享平台。

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代理行为势必会产生相应的代理成本,因此有必要对两者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本文根据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2013—2022年相关数据,分析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代理成本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经营管理者在逐利动机驱使下开展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表现为“挤出效应”,即金融资产投资越高,代理成本越大,企业管理者可以在短期内获得相应的收益,但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经营,且会增加股东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的矛盾。鉴于此,企业需要合理控制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及其在内部所占比例,通过有效的内部控制手段改善代理成本过高的问题,推动非金融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基于Beta-PERT分布的单项不良资产定价决策

目前不良资产已经成为中外投资机构的一个投资方向。而不良资产作为一种不能带来正常收益的资产,其自身及处置的过程中都蕴含着多种风险。投资机构在购入不良资产之前,需要对资产的风险进行估计,结合本机构的风险策略来进行定价决策。本文从分析不良资产的风险来源出发,引入Beta-PERT分布来拟合不良资产处置价格的概率分布,并考虑投资机构对风险控制的要求,建立了投资机构购入单项不良资产的定价决策模型。最后给出一个算例,具体说明了模型的应用和求解过程。

SNA关于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分类的修订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在2008年2月召开的第39次会议上公布了1993年SNA修订版的第一卷(简称1993年SNA修订版),共包括17章内容。在研读1993年SNA及其修订版的基础上,对经济资产中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分类的修订内容进行了归纳和分析。与1993年SNA相比,对于非金融资产,1993年SNA修订版取消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分类标准,用新名词"知识产权产品"对原"无形固定资产"进行补充修订,用"合同、租约和执照"及"商誉和市场营销资产"对原"无形非生产资产"进行补充修订;而对金融资产,1993年SNA修订版对八个次级类别中的某几个类别进行了扩充或更改名称。

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技术的运用和推广

不良资产证券化是一种已经被国际经验证明的大规模处置不良资产的技术和手段。商业银行通过实施资产证券化能够将其不良资产以"真实出售"的方式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使其风险加权资产减少,从而在不增加资本的情况下提高资本充足率。在中国,实施不良资产证券化还有助于国有商业银行提高自身的综合经营能力和积累市场化资本运作经验。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对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技术要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力图从证券化产品的角度分析影响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因素以及如何在不同市场条件下,运用和推广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技术即不良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的选择和设计。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现实需求与制约因素

受经济增速放缓、微观企业结构调整影响,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持续双升,不良贷款率逐渐逼近银行业2%风险警戒线,由此催生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需求。作为一种更市场化、批量化、透明化的不良资产处置渠道,证券化能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和效益,缓解银行资产质量风险。然而,国内有关实践受会计处理不一致、信息披露不完善、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等诸多因素制约。因此,需进一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逐步消除不良资产证券化障碍,切实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发展。

僵尸企业进入破产处置面临的问题、障碍及政策建议——来自企业与银行的经验证据

随着去产能的深入推进,清理僵尸企业进入高峰期,但一些僵尸企业"僵而不死"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增加社会成本,影响了资本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率,而且还扭曲了市场信号,阻碍了资源有效配置。如何破解僵尸企业处置难题,对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四川60家僵尸企业和73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调查,通过比较僵尸企业处置与不处置以及不同处置方式下的成本与效果,研究了僵尸企业破产处置面临的问题及障碍,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从金融外部性视角分析不良资产与金融脆弱性

不良资产一直是困扰我国银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其负面影响放大了金融脆弱性的风险。大量的不良资产损害了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原则,同时降低了商业银行资产的收益性,严重影响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不良资产具有巨大的金融负外部性。当前,一方面要采取措施防止不良资产反弹,包括引入经济资本管理理念,加强行业风险研究,推行全面风险管理,加快现有不良资产的处置等;另一方面,为了消除其金融负外部性的影响,有必要通过建立明晰的银行业产权制度,增加金融激励,引进民营银行等手段促使外部性内部化,保障中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不良资产证券化风险评价

针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风险问题,应用层次分析法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风险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信用风险是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指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风险规避的重点和方向是改善信用环境,完善信用制度.

非公开发行、资产注入和股东利益均衡：理论与实证

研究表明:大股东注入资产的主要动因是谋求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后的流动性提升及资产市值迅速增加,实践中大股东普遍从中获得高增值收益;仅当注入资产能够带来新创价值,真正的利益均衡才可能实现,但注入样本公司的资产是否为优质资产仍有待于长期角度的检验。发行价对各股东的利益均衡乃至长期利益分配格局具有关键性影响,不考虑新创价值时实现利益均衡的发行价应等于上市公司每股内在价值;样本公司的非公开发行和资产注入过程中,发行价普遍低于每股内在价值,大股东很可能侵占了小股东的利益。若投资者只关心短期投机收益,则股东间的利益不均衡必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