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演进主线、时代要求与治理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需要为主线,其现代化的法治进路落脚于人民的法治需要,其实践机理表现为构筑与人民法治需要相适应的新型法治供给制度体系。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由此展现为人民法治需要与国家法治供给之间形成的二元动力结构。作为国家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供给侧体现了与人民法治需要相匹配、相适应的根本导向,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现代化发展战略。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根本特征在于健全的制度供给,这一供给以国家的立法供给、执法供给和司法供给为主体,是展现优质高效现代治理品质的法律制度供给。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进路中,法治实践展现了与现代治理体系的融合,法治供给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多元力量互动协同的理念。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立法需求、供给与法治策略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法治供给进行研究。认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应加强3个方面的立法:(1)涵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覆盖主体、经费使用和各级政府责任等规定的高法律位阶立法;(2)划清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权限,限定承接主体购买资质与行为,监管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行为的制度规范;(3)合理有序使用公共体育设施和保障科学健身指导常态化的规章制度。为有效满足以上需求:在供给作为上,由供给导向的被动供给向需求导向的主动供给转变;在政策方案制定上,实行本土经验总结(内生方式)和外来经验借鉴(外生方式)相结合;在决策程序上,由经验决策向科学、民主决策转变。立法预期效果能否得以实现,需要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进行整体治理,应重点加强体育行政执法制度的实施,推进体育部门行政问责制度,培育行政主体法治信仰。

供给侧改革视阈下农村环境治理法治成本检视

有效治理农村环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和目标之一。较城市环境治理而言,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现象更为复杂,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与地区差异。注重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在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有助于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实施的系统化、规范化以及长效化。通过对农村环境治理中的立法成本、执法成本以及守法成本的系统检视,认为目前立法成本总体偏高,执法成本不仅投入不足而且使用过高,守法成本高而违法成本低。故此,建议对有限的法治资源的配置与运行进行科学化、合理化及公平化改进,以此增进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效用,推动农村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法治化。

法律经济学:历程、思想与启示

法律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是法学和经济学科际整合的边缘学科。本文在阐述了法律经济学的基本轮廓后,提出了法律经济学形成给予我们的几点启示。

刑法积极应对疫情防控的治理进阶

刑法在疫情防控下呈现出积极主动干预姿态,提升现代治理体系及能力的任务更加紧迫。刑法必须通过规范补强,及时有效地供给疫情防控期间的法治需求。疫情期间的法定犯罪递增,极可能使刑事违法性判断更为复杂,预示着今后立法完善的迫切性。充分释放刑法保障功能与伸张积极一般预防有助于疫情防控。但基于疫情防控需要的程序从简应当控制在正当程序的边界内。从严从重打击防控疫情期间的犯罪行为势在必行,旨在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公共秩序,但宽缓也是不可或缺的。应当辩证地处置疫情期间的网络谣言问题,保障公众知情权与自由表达的权利。

需求侧还是供给侧:信贷融资降成本的法经济学分析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的长期之道在于完善银行信贷决策的法治环境,促进信贷资源的有效供给。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关键路径是信贷市场法治化,通过降低融资抵押成本、资金错配成本、贷款期限成本和信贷产品匹配成本,实现信贷规模经济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创新效应,最终降低企业信贷融资成本。推进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推进金融生态环境、金融信用体系和金融治理体系的法治化进程;构筑信贷供给侧的法治框架,实现信贷融资"降成本"。

社会法治的理论分析及其影响

社会法治作为基本法治原则,对立法、行政、司法任务的嬗变产生深远影响。社会法治为解决自由经济社会的弊端、公民基本生存权利的国家保障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与合目的性。社会法治作为特别法治原则,可作为宪法原则使用,其目标在于促成社会安全、社会公平、分配正义。社会法治的行为范式为给付行政,要求国家提供最低限度的生存照顾。社会法治系对自由法治的超越,但不严格适用法律保留原则。

论法律制度废止时的制度善后——以劳教制度被废止过程为分析对象

迄今为止,我国对法律制度废止时的制度善后并没有确定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流程。废止一项法律制度犹如从制度灌木丛中连根拔除其中的一株灌木,涉及的基本问题有三个：为什么要拔除,这可称为制度供给;如何干净彻底地拔除,这可称为制度实施;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填补拔除后出现的空白,这可称为制度创新。制度供给的理性建构主要包括确定制度供给的主体、说明制度废止的理由、阐明制度废止的法律依据、明确制度废止的形式等;制度实施包括正向度的制度配套和反向度的制度清理两个部分;法律制度废止后并不必然引发制度创新,如果需要创新,则创新后的制度必须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论东北地区营商环境制度供给意识与制度需求的断裂与弥合

制度供给意识与制度需求之间存在内生性的理论联系,制度供给意识与制度需求的断裂是影响制度产生法律效果的重要原因。在东北地区营商环境的相关法律制度文件中,存在制度供给意识与制度需求断裂的问题,表现为滞后性、形式化与工具化、公信力不足的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东北地区市场经济发育缓慢、人情文化阻力、社会力量不足等造成的,需要积极推进理性意识的转型、规范权力运行、优化市场格局,并从社会整体着手,软化东北地区制度供给意识的"外壳",实现内部观念的法治转型,以弥合制度供给意识与制度需求间的断裂。

法治政府视阈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法律研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国家的工作重心,要始终贯彻落实中央既定路线,并将此项改革置于建设法治政府的整体进程中予以实施。通过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找出法治政府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者的逻辑关系,剖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探索以政策与法律为路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开展。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一个反思性的证立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对于刑法规范含义的确定具有重要价值,我国刑事立法、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裁判中的适法统一对于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运用有着巨大的现实需求。但是,刑法学界关于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关注呈现出“碎片化”、“工具化”、“符号化”倾向,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操作性不强且缺乏与其他解释方法的融合,由此造成理论供给与实务需求的严重失衡。刑法同类解释规则要想真正回应现实需求并具备作为一种刑法解释方法的一般性特征和应有属性,应重点聚焦解决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是什么”以及“怎么用”两个层面问题。一方面,在澄清认识误区的基础上,依托于该规则的概念回归、适用条件、基本定位等支点完成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理论构建;另一方面,基于过程调控和结果调控视角,通过判断标准和结论校验两个维度确定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操作原理。

当代中国人“偏好”上访的成因探析——基于国家治理制度供给视角的观察

有人认为当代中国形成的"上访热",是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结果。虽然上访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制度,但是在古代中国并不发达。而且,古代中国存在上访制度的原因是行政与司法混同,其上访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上诉。当代中国人"偏好"上访,最直接的原因是国家的治理制度供给存在缺陷:一是民众权益表达机制不畅,二是司法维权困难,三是政策的"逆向鼓励"使得上访暗合了制度要求。当代中国,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然要求应当认真对待上访,将上访问题法治化。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法治现代化——制度和法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十个切入点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全面正确认识、深刻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仅要用法治手段回应社会需求,也需要推进法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制度和法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问题、目标与结果导向,在构建有效监督机制、规范权力关系、完善评估审查机制等多个方面着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从而最终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批判的社会理论理解社会世界的逻辑

在当代,社会科学主导着人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在社会理论的产生之初,便存在着理性主义或实证主义与批判理论两种不同的对现代世界的理解逻辑。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这种哲学层面的理解逻辑演变为了两种对立的方法论,即实证研究和批判研究。二战以来,实证社会学迅速发展,有了完备的科研训练方法,而批判理论的本质却被遮蔽。虽然后冷战时期的社会科学中批判研究丰富多元,但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却模糊不清。而在批判理论的源头即卢卡奇的文献中,可以还原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理解社会世界的本质。

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职能和直接职能

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为基本职能和直接职能。直接职能是指政府矫正或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能。人的自由选择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 ,政府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 ,因此 ,政府的基本职能是供给以保证人的自由选择为目标的制度。当前 ,中国更应该强调政府供给有效的法律制度。

奥运会临时超市网点设计模型

依据预演运动会的三次问卷的调查数据,统计出了观众出行、用餐和购物的规律,预测了观众的购买力水平(平均消费额、消费额的上下限),遵循路径最短原则,得出了20个商区的人流量分布,在满足观众购物需求、分布基本均衡、商业上盈利的基本约束条件下,从观众的购买力水平着手,分析这种特定环境下观众的购物行为,依据供求法则、商圈和网点布局理论的基本原理建立了MS网点设计方案的整数规划模型.

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制度安排中的政府干预——基于国家理论的分析框架

现代意义上的产权是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国家通过引入政府命令和法律实现了农村土地使用制度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通过"进入许可制"的配置方式使得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制度具有了浓厚的身份性。建国以来的集体土地实践表明,政府权力的过分干预与土地产权制度效率呈负相关。我国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制度的改革,必须建立在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政策主导向法治主导变革的基础上。

后疫情时代下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与创新——以湖北省为例

后疫情时代下,优化营商环境改革面临着巨大考验,而法治化是保障其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动和扩大改革开放力度,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基本要义。湖北作为中部强省,应积极营造独具地方特色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优化营商环境持续赋能。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化改革,必须全面清理相关规范性文件,持续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与"流程再造",强化多元化政企沟通与纠纷解决机制,打造一套科学合理的法治评估体系,为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客户集中度只会加剧债务融资成本吗?——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供应链隐性契约以及客户集中度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本文以2007-2017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客户集中度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随着客户集中度的升高债务融资成本先升高后降低,即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种关系仅在地区法治化水平较低和行业垄断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存在,而在行业垄断程度高的情况下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U型的关系。在进一步区分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后,回归结果显示,这种倒U型关系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在民营企业中二者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研究为处于不同情境下的企业如何通过有效管理供应链关系以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提供了合理化建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地方立法的规范变迁

地方立法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制度供给角色。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追求、国家重心以及制度环境直接决定着地方在立法资源配置中的实践遵循。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以前,基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需要,中央对地方立法权在整体上秉持一种"收"的权力姿态;改革开放至《立法法》颁布以前,基于市场经济逻辑的实践考量,中央在地方立法权的角色定位上呈现出一种"放"的治理倾向;而在《立法法》颁布以后,中央除了延续立法权"放"的基本思路之外,更加注重立法权力配置的规范性和制度化。就本质而言,地方立法权的"收"与"放"主要围绕权力配置的规范性和制度运行的顺畅性而展开,其核心追求是在权力和制度的精妙聚合中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