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稳金融”效应——兼论“双支柱”框架协调

文章从结构性视角系统探究不同“双支柱”调控工具对金融周期的非线性影响,全面审视宏观金融“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结构“双支柱”调控工具的有效性存在明显异质性,宏观审慎调控中资本类工具的金融稳定效应更为占优,货币政策调控中价格型工具的金融稳定效应更为占优;“双支柱”调控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在不同金融周期具有非对称性,金融上升周期具有同向、协同的效应,金融下行周期呈现相反、对立的效应。政府应构建以“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为主、流动性类宏观审慎工具为辅,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主、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辅”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在金融上升周期“双支柱”调控政策可有效配合以形成政策合力,但应避免出现政策超调;在金融下行周期“双支柱”调控政策应妥善协调,避免宏观审慎政策力度过大而削弱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中国货币政策关注金融稳定吗?——纳入FSCI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实证检验

以利率、汇率、房价、股价和社会融资规模作为基础指标,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算法构建我国的FSCI指数,将其作为金融稳定的代理变量纳入一个前瞻性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是相互影响的;在短期金融稳定与物价稳定并不一致,但在长期二者具有一致性;我国货币政策在实践中关注了短期金融稳定,对于长期金融稳定关注不够。

基于MCI与FCI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汇改以来的月度宏观经济数据分别构建我国的货币状况指数和金融形势指数,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货币状况指数和金融形势指数能够反映我国货币松紧状况,并可以预测通货膨胀率,从而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辅助参考指标。分析结果还表明,FCI是通货膨胀率的先行指标,是引起通胀的Granger原因,在控制通胀方面作为指示器要优于MCI。

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与金融稳定性

传统的货币政策理论认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时应严格以通货膨胀为目标,但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市场的膨胀、资产价格的波动,都不断地冲击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由此引发学术界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探讨。本文以具有变参数特征的动态金融景气指数(DFCI)为工具,考察了DFCI对CPI和金融稳定性的预测作用,在此基础上,扩展前瞻性中央银行利率反应函数,将包含资产价格信息的DFCI纳入反应函数,研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行为,并拓展直接以资产价格为操作目标的泰勒准则作比较。实证表明:在扩展形式的前瞻性利率反应函数中,DFCI变量统计显著,包含资产价格的DFCI要比不包含资产价格的DFCI显著,以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利率规则作用效应不完全显著。这说明,DFCI的建立具有合理性,资产价格波动显著地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严格的通货膨胀目标规则存在不足,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行为需要考虑资本市场的变化以及资产价格的波动,但直接将资产价格作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具有不确定性。

金融形势指数与货币政策——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VAR模型计算出反映月度中国货币及金融市场形势变化的金融形势指数FCI(financial condition index),该指数对通货膨胀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包含未来通货膨胀的信息。将FCI纳入麦克勒姆规则对中国货币政策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总体上遵循该规则,其主要调控目标是实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对资本市场价格变化反应不显著。整体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力度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不稳定。

中国金融市场波动的周期性特征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IS曲线与菲利普斯曲线方程,运用时变状态空间模型构建中国动态金融条件指数(FCI),对比分析各金融变量对金融整体形势的时变影响差异,识别出中国金融市场波动的周期性特征,采用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TVP-FAVAR)模型,考察中国金融市场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显示:货币供应量对金融总体形势的影响在逐渐减弱,汇率与利率所占的权重却在逐渐增强,且1996-2016年间中国金融市场共经历四次明显的周期性波动;金融市场波动仅存在短期的"产出效应"与"价格效应",对私人消费在长短期内均存在"挤出效应",而对私人投资只存在短期的"挤出效应",对就业的影响短期内具有负向效应,长期内表现为正向刺激效应,对财政支出和国际外汇储备的冲击效应均表现为短期负向效应。

基于金融形势指数的货币政策操作风险研究

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认识偏差,货币政策工具及政策调控时机的选择不当,以及政策信息的披露不及时等,都有可能误导公众预期和增加市场不确定性,从而引致货币政策操作风险。通过建立金融形势指数并考察其实际值与均衡值之间的离差状况,结果表明金融形势指数及其偏差可用于间接测度政策操作风险的大小,所得到的风险指数可作为宏观调控中的参考指标。

资产价格与最优货币政策选择——基于金融状况指数视角

选取2000-2013年的季度数据,利用金融状况指数(FCI)作为资产价格的代理变量,对考虑资产价格和未考虑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后者估计的反应函数系数偏大,导致社会福利函数损失增大。因此,中央银行不仅要考虑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还应该考虑资产价格,而金融状况指数作为资产价格的代理变量,对未来通货膨胀有较准确的预测能力,并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作用,因此央行可以借此来判断中国金融状况并进行反应。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恢复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基于混合型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视角,运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测算我国的金融状况指数(FCI),并将该指数纳入平滑迁移回归模型(STR),以研究不同金融状况下混合型货币政策效应,从而为经济恢复、金融稳定提供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利率的政策效应逐渐强于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效应;当金融状况发生变化时,混合型货币政策对我国实际产出存在非对称效应,即金融状况不佳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提振效应有限,而金融状况良好时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抑制效应明显;在应对外部冲击时,货币政策具有托底经济的作用,但其调控效应具有局限性和时滞性。因此,在疫情影响下,应结合金融市场状况,实施灵活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价格型货币政策为主,配合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保证市场流动性充足,精准帮扶特定行业或企业。

双支柱货币政策框架下的货币条件指数构建

考虑我国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侧重数量型工具的特殊性,文章结合完善货币政策双支柱框架的目标任务,运用误差修正模型来构建货币条件指数MCI。根据应对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逆周期调控手段的不同,构建了5个MCI指数。格兰杰因果分析表明:在应对经济周期上,货币政策源于产出缺口,但对产出和通胀同时产生影响;而目前在应对金融周期上货币政策还略显被动,资产价格是货币政策的格兰杰原因,货币政策稳定金融市场的职能有待完善。

金融形势指数与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在中国的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构建了中国时变系数的金融形势指数(FCI),结果表明FCI对未来产出和通货膨胀率均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将FCI作为整体金融形势宽松程度指标纳入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实证研究发现,尽管包含FCI的泰勒规则缺乏一定的内在稳定性,但是与包含FCI的麦克勒姆规则相比,泰勒规则下的政策工具对FCI偏离变量的反应表现出逆周期行为,并且其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基于金融形势指数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非线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总需求方程缩减式构建包含利率、汇率、资产价格以及货币供给因素具有动态权重的金融形势指数FCI,将其作为信息变量纳入到线性和非线性泰勒规则中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拓展的前瞻性泰勒规则更能描述我国利率行为,利率能很好的反应金融形势而对产出和通胀反应不足。以通货膨胀率为转换变量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检验和估计表明泰勒规则是非线性的,存在LSR1模型的非线性形式,利率对通胀的反应是非对称的。对非线性进行拓展性研究表明当通胀达到一定程度时,利率和FCI指数才具有稳定关系。

货币政策的指示器——FCI的实证检验和比较

本文分别用两种VAR模型构建了包含实际房价缺口、实际利率缺口、实际汇率缺口和实际股价缺口在内的我国金融状况指数FCI,并且以次贷危机为基准划分两个子样本进行FCI的构成比较。通过比较,本文发现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已经大大增强,在次贷危机之前房价的影响更大,而次贷危机之后股价的影响更大。同时,我国金融状况指数对于通货膨胀CPI具有先导作用,且能够更好地预示宏观经济和金融的走势,将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提供更有效的指示器和参考指标。然而,FCI中各变量的权重具有很强的数据依赖性,这是其充当我国货币政策指示器的最大阻碍之一,运用时变系数模型构建FCI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中国金融形势指数及其在货币政策中的检验

利用VAR模型构建金融形势指数FCI,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其能够很好地预测通胀率。研究表明,FCI含有通胀的有用信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当考虑其所含变量在货币政策中的信息作用。通过检验含有金融形势指数变量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发现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对产出缺口和金融形势的松紧有准确反应,实际利率与通胀率负相关。同时指出,利率平滑行为不再显著是由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当局对市场利率的管制造成的。

信贷行为与金融稳定关联性研究

本文在分析信贷行为对金融不稳定状况传导机制理论基础上,对信贷行为与金融稳定的关联性进行检验,构建了标准形式金融状况指数(FCI)和包含了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两种中国金融状况指数(FCIL),并对二者对CPI的预测能力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的发生与信贷行为不当有直接关联;FCIL包含更多未来宏观经济信息,可以更有效的预测通货膨胀压力。综合考虑两方面结果,中国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该从金融稳定出发,重视信贷行为作为重要中介目标对宏观金融稳定的溢出效应。

中国货币状况指数与未观测货币金融状况指数——理论设计、实证方法与货币政策意义

本文基于货币状况指数理论与国际实践经验,测算出1978～2005年的中国货币状况指数,首次采用未观测净金融投资占均衡GDP的比率与未观测跨境流动资金占贸易总额的比率分别替代民间利率和黑市汇率,构建了中国的未观测货币金融状况指数。在此基础上,通过拟合货币状况指数和未观测货币金融状况指数之间的关系模型发现:未观测货币金融状况指数基本能够反映未观测金融对货币运行的扰动程度,对货币政策操作和宏观调控具有实践启示。

中国未观测货币金融状况指数与经济景气指数--理论设计与内在关系的实证研究

未观测货币金融状况指数是反映民间金融领域资金运动状况的指标。本文应用货币状况指数原理和编制方法,设计和测算中国的未观测货币金融状况指数。由于未观测金融中的利率与汇率不可获得,经过论证,我们采用未观测净金融投资占均衡GDP的比率与未观测跨境流动资金占贸易总额的比率分别替代民间利率和黑市汇率。之后,通过构建统计模型,计量分析未观测货币金融状况指数与经济景气指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未观测货币金融状况指数与经济景气指数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度,反映出民间金融等未观测金融活动对国民经济运行有一定程度的干扰,对宏观调控具有实践启示。

金融状况视角下货币政策的区域非对称效应研究——基于G20国家的PSTR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IS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运用时变状态空间模型测算出1997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第二季度G20国家的动态金融状况指数,进而对比分析不同时期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波动幅度的差异,基于泰勒规则方程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不同金融状况下货币政策对产出与通胀的区域非对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波动幅度比新兴经济体更为明显,随着金融状况指数由低区制平滑迁移至高区制,货币政策对产出与通胀的反应均呈现逐渐增强的正向效应,且低区制状态下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更佳,而发达国家在高区制状态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较为明显,相比G20其他国家,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果较为突出。

G20国家差异化金融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传导研究

本文基于动态模型选择-时变参数-因子扩展的向量自回归模型(DMS-TVP-FAVAR)构建金融条件指数(FCI),度量G20主要成员国的金融状况,进而建立以FCI为转移变量,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以及经济增长等货币政策工具变量与目标变量在内的面板平滑转移回归模型(PSTR),以研究G20成员国及其中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G20国家中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波动幅度比新兴经济体更大;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不仅在不同金融状况下表现出非对称性,也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表现出异质性;当金融状况低迷时,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数量型货币政策均对产出表现为正向冲击,同时,新兴经济体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远高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发达国家表现为正向冲击,在新兴经济体表现为负向影响;当金融状况一般时,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估计系数更易平滑转移,说明此时货币政策调控具有不确定性;当金融状况良好时,发达国家数量型货币政策产生负向影响而新兴经济体表现为正向影响,表明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存在差异性。

新形势下中国金融条件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采用利率、汇率、股价、房价、信贷和国际油价缺口构建了新形势下我国的金融条件指数(FCI),并考察了FCI对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能力。在确定FCI各变量权重时,我们基于联立结构模型,明确设定所有金融变量通过总需求进而影响通货膨胀,同时允许国际油价直接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FCI对通货膨胀和GDP增长率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说明FCI可以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