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的思考

程序出罪的规模化现象,使我国不附条件不起诉欠缺正当性或正当性不足的特征突显。这必然影响规模化程序出罪的持久性、稳定性,也会形成轻微犯罪治理质效逐渐劣化的趋势。司法规范实际确定了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规则,及时弥补了立法的缺陷,修正了规模化程序出罪正当性不足的偏差,也为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积累了经验。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应由附条件不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和附条件终止刑事追诉程序构成,具体包含附条件不予立案、附条件撤销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几种具体的程序出罪方式。以不同等级的附条件不起诉取代酌定不起诉、情节显著轻微不起诉,是建立普遍意义附条件不起诉的关键。

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独立构建理路

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不仅是全面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举措,故创建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势在必行。通过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可以实现人权保障价值、程序正义价值、程序简化价值以及程序公开价值的统一,使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本体上看,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包括启动时间与方式、协商内容与方式、结果确认等运行要素,以此夯实独立性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还需强化配套机制建设,包括构建相对独立的自愿性审查程序、确保认罪认罚证据开示及同步录音录像,保障控辩双方的撤回权、协商结果的上诉与抗诉、强化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程序的实质化等。

政府不同奖惩措施下消费者参与快递包装回收行为演化研究

面对不断增加的快递包装废弃物和较低的消费者对快递包装回收的参与度,为提高消费者参与快递包装回收积极性,本文分别在政府静态及动态奖惩措施下构建政府监管部门与消费者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博弈双方的稳定策略,探究政府的不同政策措施对消费者参与快递包装回收行为的影响机理,并进行仿真分析。研究表明:政府静态奖惩措施下,系统没有均衡稳定点,双方均无稳定策略;动态奖惩措施能够有效促进对消费者参与快递包装回收行为,双方均达到了演化稳定状态;动态奖励静态惩罚措施对消费者回收行为起到了最佳奖励效果;消费者参与快递包装回收行为的概率与政府的惩罚力度成正比,与奖励上限值、政府监管成本和参与回收付出成本成反比。研究结果对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之提出,契合多元综合社会治理理念,体现强化公民人权保障、理性防控犯罪、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的司法治理逻辑。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实践层面还存在取保候审适用范围不明确,保证金形式单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过长,罪犯漏罪或新罪将使其原减刑裁定失效,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过小,出罪免刑机制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制度层面逐步扩大取保候审适用范围和明确其判断位序,增加其他财产类保证金形式,分阶段平均缩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特定条件下维持罪犯原减刑裁定效力,扩张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拓宽出罪免刑机制等,以充分释放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政策效能。

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实证分析与立法检视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刑事处罚有了具体的法律指导。本研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行为类型、裁判结果、量刑因素、减刑情节等司法现状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非法占用草原犯罪存在犯罪行为类型不均衡、犯罪构成要件认定模糊、裁判量刑较为随意的问题。研究认为其原因在于立法层面对草原生态法益重视不足、犯罪构成要件不够明确、刑罚档次缺乏区分度、刑罚手段过于传统4个方面。故研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设置独立罪名;统一定罪标准,明确“大量毁坏”内涵;细化法定刑档次;设置多元化刑罚手段。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制研究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是衡量公安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长期的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标准较为模糊、立法层级不够清晰、名称不统一、程序规定不够完善等诸多困局,有必要坚持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把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的形式规制下来,作为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在立法过程中秉持谦抑审慎善意理念,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坚持法律明确原则,明确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降低办案民警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认识的错误率是对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的必要补充。当然,公安行政执法也要兼顾利益均衡,受我国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的瓶颈制约,在数量庞大的治安行政案件面前,法律制度的设置和修订也必须兼顾行政权的高效运行,才能最终达到良法善治的社会效果。

刑拘直诉机制的批判性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刑拘直诉机制作为推动速裁程序提质增效的制度设计之一,是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出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该机制在促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理念、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价值。但自其实践之日起,其在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便存在如法律依据不充分、监督机制不完善、人权保障不足等诸多争议。立足当前司法体制,应深入贯彻“以非羁押措施为主,羁押措施为辅”的基本原则,在明晰刑拘直诉机制效用与流弊的基础上,对刑拘直诉机制予以废除,并借助大数据、云地图等手段,推动我国非羁押诉讼模式的塑造完善。

腐败行为及其治理选择——基于前景理论的研究

提出一个应用前景理论研究腐败行为的分析架构,考察腐败行为的特征、治理手段及其效率。研究发现,对于存在非理性偏差的腐败行为,加大惩罚力度的效果取决于行为人所受处罚的相对风险规避度量,一定条件下存在"惩罚陷阱":加大惩处力度反而使行为人加大腐败投入,选择高风险的腐败行为,此时行为人存在极端的赌徒心态。一个弹性的惩罚制度等同于一个对腐败的边际惩罚递减的惩罚制度,会增加行为人的腐败价值预期,增强行为人逃避严惩的侥幸心理,加剧腐败行为蔓延。并且,弹性越大,行为人绝对风险规避度越小,腐败行为的收入预期越高,腐败蔓延的速度越快。高薪的激励效果则依赖于监督惩罚环境、薪酬支付体系与行为人的价值取向。对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矛盾冲突加剧,强烈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行为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提高官员薪酬的激励手段难以取得好的反腐效果。优化监督执法环境与公务员的选才机制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手段。

毒品犯罪若干刑罚问题新议——以大陆刑法理论为研究视角

本文以大陆刑法理论为研究依据,对毒品犯罪的若干刑罚现象作了分析并认为,没收毒资、制毒工具等是大陆刑法对物的保安处分;对不满16周岁和患有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政府收容教养或强制治疗是对人的保安处分措施;《刑法》第356条是毒品犯罪的常习犯规定,当该规定与《刑法》第65条发生实体竞合时,可以合并适用两个条款;以“顶风作案”等藉口处罚行为人,在大陆刑法理论中找不到任何依据,不应予以提倡;毒品数量应当是毒品的纯量。

保安处分制度与刑法中的人权保障机制——兼谈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改革

保安处分制度是现代刑法理论和刑法制度发展的产物 ,其由不同流派的法学家倡导形成了与刑罚关系上的一元论与二元论对应的立法体例。本文从保安处分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人权保障的关系上 ,探讨了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修改的立法体例 ,使之符合我国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

论量刑自由裁量权及其规制

我国刑事立法没有赋予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但是量刑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立法与实践的分野使长期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量刑自由裁量权既不稳定也不安宁。承认并规制是对待量刑自由裁量权的理性态度。

刑期折抵的理论定位

在现代刑法中,刑期折抵不只是一个法律规定,而且是一种现代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相对于所处法律关系的不同,可有不同的理论定位。其中,从羁押折抵刑期的本质来看,其立法设置旨在救济未决羁押之正当性瑕疵,是刑事实体救济制度;从罪刑关系运行所处时间阶段来看,其司法适用需要审判裁量,是刑罚裁量制度;从适用的法律后果来看,其司法适用导致刑罚执行权的部分甚至全部消灭,是刑罚消灭制度。

论收容教育的行政处罚属性

1993年确立的收容教育制度,立法者是把它当做一种行政强制措施看待的。从这种制度对收容教育人员的负面影响来讲,带有明显的惩戒性和行政处罚性。收容教育与被普遍认为是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与强制戒毒等行政强制措施又有明显的区别。收容教育的行政处罚属性显而易见,不能掩饰和抹煞。

略论国际刑事法院的量刑制度

量刑制度是国际刑事法院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的量刑制度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及正当程序原则的精神,对量刑的基本情节、特别情节等作出了一般规定,而且还进一步对监禁刑、罚金和没收财产的量刑进行了规范。同时,国际刑事法院的量刑程序和法官也对量刑公正的实现发挥着作用。国际刑事法院的量刑制度体现出当代国际社会刑罚轻缓化的趋势,要求量刑公正与平衡,并兼顾刑法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机能。

生态犯罪治理刑事和解模式的困境与出路——以福建生态犯罪“补植复绿”司法实践为例

福建地区生态犯罪司法裁判的"补植复绿"实践,是一种刑事和解制度适用典型示例,但是,这种实践并没有实体法根据,常常引起理论质疑。基于刑事和解制度价值,有必要依托刑法,在刑法总则中规定补偿、恢复等刑事和解措施,完善刑罚制度、创设替代性措施和刑罚易科制度;在分则中创设生态犯罪处罚阻却事由,以便"补植复绿"等刑事和解措施的适用有法可循。

民事诉讼强制措施性质问题辩证

传统理论将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性质仅认定为“排除手段”、“强制手段”、“教育手段”、“强制教育手段”或“具有制裁性的强制教育手段”皆不够准确。其真正本质应是程序性法律制裁。引起认识混乱的因素主要有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制裁理论研究的缺陷、立法设计的误导 ,另外也有法学研究方法的偏颇等。因此 ,正确厘定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性质对于完善法律制裁理论和民事诉讼法学理论 ,强化人们的程序价值理念 。

保安处分在我国的法律命运

保安处分近来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研究保安处分制度对我国的刑罚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保安处分的内涵重新进行界定,进而揭示出其理论根基,在此基础之上,论证保安处分在我国的法律命运。

刑罚裁量视野中的人身危险性论纲

判断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及预测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 ,是一个极为复杂而艰难的问题。人的犯罪行为在相当一部分情况下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与偶发性。夸大人身危险性在刑罚裁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不仅是不现实的 ,也与罪刑法定原则体现的法治精神相违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在刑罚裁量中仅处于次要地位 ,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对刑罚轻重的影响受到罪行轻重的限制 ,对刑罚轻重决定性作用的是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

我国环境刑罚轻缓化探析

毋庸置疑,在整个国际社会对环境犯罪处以轻缓刑罚的背景下,我国亦应该对环境刑罚采用轻缓化的原则。诚然,我国的环境刑罚制度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环境刑罚制度。在环境刑罚中要突出自由刑的适用,扩大并完善财产刑的适用,明确财产刑中过于模糊的规定,逐步改善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措施过于单一的缺点和功能上的不足,同时提高对辅助刑罚措施的关注。在环境犯罪方面,在适用传统刑罚措施惩治的基础上配合适用辅助刑罚措施,使我国环境刑罚轻缓化实践不至于成为一纸空谈。

管制刑的困境与出路——把管制刑改造为社区保安处分

管制刑在社区矫正工作推广的过程中,其固有的弊端进一步显现,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几近名存实亡。要使管制刑走出困境,可以考虑将其改造为社区保安处分,与收容教养等机构内处遇的保安处分措施一起构成完善的保安处分体系。将管制刑改造为社区保安处分,需要处理好作为犯罪前预防的管制与作为犯罪后预防再犯的安置帮教的关系以及作为社区保安处分的管制与社区刑罚的关系等两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