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德寿宫北苑复原新探

南宋临安德寿宫北苑地位尊崇、特色鲜明、记载丰富,因在中国园林史上承前启后而具有重要认知意义,随着考古推进和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建设,对其研究需要进一步展开。针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一步发掘相关历史文献,并结合相关园林史研究与各类相关园林图像信息,展开平面关系和景物形态的深入探讨,获得新的德寿宫北苑的总平面推测复原图;并对其中作为重点山水景观的仿飞来峰、冷泉及冷泉堂的营造进行细致探讨。从而获得对德寿宫北苑的新知,也对南宋园林的历史发展认识产生新的推动作用。

分权与制衡:北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线

北宋时期发展出一套与近代责任政府“神似”的独特治理体系,通过非成文法(祖宗法)确立下来的“习惯法”上升成了朝廷纲常——君权象征化,国家治理一旦有过失,则必问责,责任即由宰相们承担。北宋开国便确立了一系列政治原则:(1)“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实则为北宋不可变的政治惯例,“虚君实相”的治理结构使得皇权表现出高度的谦抑性;(2)责任政府让皇帝“统而不治”,治权与政权高度分离,宰相拥有较高的行政权;(3)台谏在北宋的地位极高,对行政权形成了史无前例的限制,形成了皇帝——宰相——台谏的并立局面。

唐宋扬州北部驿站、交通及相关问题研究

唐宋时期,扬州水路交通发达,但陆路交通的作用依然不容忽视。根据相关文献中的驿站、递铺位置,结合考古资料可以复原唐宋时期扬州城北部陆路的交通要道。较之唐代,宋代交通的起点与中心转移、部分道路废弃或形成,原因在于唐宋扬州城池变迁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宋代扬州城外特别是城东成为中心区域之一。道路的层叠与长期延续是古代扬州交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显著特征。此外,城外主要交通道路对扬州人文地理布局也有一定的影响。

北宋书序的体制转变与文体学价值

书序是一种传统应用文体,定型于秦汉,以叙书为主、叙人为辅,以叙带议,满足导读功能。在北宋士大夫高扬的文人精神下书序文转换了焦点,知人论文、重德叙理,形成了议论主导体式和意理化抒情。在“体用”之学新观念的引导下,宋序融合德业与文,改革了唐序人书分离的三段论模式。随着书序体衍化,原初的著述序更新为多元文体集序,在文法上汲取古文笔法、融合骈散句式,使书序由依附主文本的说明文字转变为融合众理、独具风格的成体之文。以诗文集序为代表,主于论理而忽略书旨,接近了“破体”的边缘。北宋书序的体制转变蕴含着深刻的文体创新规律,极具借鉴价值。

浅析唐、宋、元时期分布在中国南北地区的瓷枕

人类和枕具走过了千百年的历史。看似普遍却不普遍,既是实用物件用来改善生活条件,同时技术创新与造物智慧也从前辈们的经验中吸取进步,还包含了多种的文化内涵。虽然有关于枕头的起源,在可以得出的结论里还没有详细的结论。但是早在公元前1500年的殷商时期,枕具文化在中国既己出现,据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魏咸熙年间,因诛梁翼而得其玉石虎头枕,枕下有篆书“帝辛”二字。而帝辛就是商封王,因此断为“帝辛之枕”。所以,笔者通过调查分析法、文献综述法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加严谨地分析了陶瓷种类中的瓷枕;通过分析在唐、宋、元不同时期的高光时刻所存在的瓷枕,从而对这3个时间阶段的陶瓷手工业可以有更具体的了解;通过分析不同地区的文化、环境和生活习惯,从而学习到中国地广物博的差异性和多元性;通过对传统手工业中的瓷枕在不同地区的风格的科学性的研究,从而进一步帮助了解在唐、宋、元三个时期在中国古代社会南北地区的地位、风格。

粤北连山壮歌的音乐形态与文化价值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民族民间艺术是国家关注的重要美育课程内容与载体。壮歌,作为省级传统音乐“非遗”传承代表性项目,不仅是广东、更是岭南传统音乐体系中重要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形式,具有多重美育价值,蕴藏着丰富的族群美育精神。连山壮歌音乐本体具有自然美与简约美的风格特征,蕴含了四大重要美育功能,即情感沟通功能、族群认同功能、社会组织功能和娱乐教育功能,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

北宋黄河河防中的官员奖惩机制

在黄河防治中,北宋王朝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官员奖惩机制。而在其运行中,宋廷通过行政升黜、经济赏罚乃至刑事制裁等多重手段的综合运用和实施,从而对激励和制约治河官员致力河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太常礼院及礼仪院探究

北宋太常礼院和礼仪院均为中书门下附属机构,二者的设置皆分割了礼部与太常寺等礼仪官署职权。太常礼院除详定礼仪、参与祭祀大礼外,还编修了大量礼典。随着时代变迁,太常寺对太常礼院职权逐步限制并最终实现权力回收,太常礼院也于元丰改制中罢废。礼仪院因宋真宗崇奉天书符瑞而设,它在文书的上传下达、礼仪活动的协调安排上均有严密管理制度。礼仪院在真宗朝完成其处理"符瑞繁缛"的历史使命之后,职权亦回归太常礼院。北宋太常礼院与礼仪院在设置背景及目的、存留时间、职掌范围、历史地位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尽管二者有些职能重叠且有事务往来,但互不统摄。

《春秋》对北宋历史编纂之影响探微

北宋时期历史著作是以《春秋》所倡导的等级名分为核心内容的礼法原则为基础,突出强调其“尊王攘夷”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史意”的出发点和实现史学明政教、彰世变之社会功用的途径,而且又是通过历史编纂的形式来揭示这一原则的。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过分重视史书编纂体例和《春秋》书法,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亦不可忽视。

北宋时期河北路弓箭社研究

弓箭社起源于宋真宗时期河北路的宋辽边境地区,最初作为一种自发创立的民间结社组织而存在。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弓箭社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在韩琦、庞籍等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下,宋廷逐步将其纳入国家管控之下。神宗时期,弓箭社的发展受到保甲法的冲击,北宋后期,弓箭社规模扩大,但管理日益混乱,作战能力退化。至南宋初年,随着河北等路分的失陷,弓箭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总体来看,北宋时期弓箭社规模与地域分布处于不断扩张的趋势。宋廷为加强对弓箭社的管控,制定了一系列的日常管理制度,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国家的管控也影响着弓箭社的成员来源和组织架构,其招募来源方式经历着"自愿加入—官府招募—强行编入"的过程,组织架构也由单一走向多元。北宋时期,河北等路弓箭社从民众自发创建"保家守土"到与地方官"并肩作战",乃至成为地方官吏的"耳目肘臂",在防备辽国和保卫乡闾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北宋词人王观生平事迹考

本文勾稽有关方志、文集等资料,对北宋著名词人王观的家世、籍贯、字号、仕履详作考订,最后推断王观约生于明道元年(1032)前后,略长苏轼几岁,享年五十岁以上。

北宋时期开封饮食文化繁荣机理分析

悠久的历史与良好的地理环境为北宋开封饮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形成了由官、商、寺、民菜肴之精华构成的开封饮食文化完整体系,代表着当时全国的最高水平。以开封为代表的北宋饮食文化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推动中国饮食文化进入了鼎盛时期。

从“以文为诗”到“以诗为画”——北宋士人画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与院体画(或称作家画)相对的文人画或士人画体形成于北宋。北宋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在创造了"文章之余事"的"以文为诗"的宋诗体;同时也以书画为诗余,创造了以诗为画的"墨戏"一体。以苏轼为领袖的文人画群体超功利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活动,使"墨戏"形成北宋的士人画一体。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社会风尚刍议

北宋中期,边患严重,宋政府倡导军事研究,社会上兴起文人谈兵风尚。北宋中期文人谈兵风尚特征鲜明,主要表现在:其现实目的性较强、儒家思想影响深刻、文人书生气息浓厚、崇文抑武时尚之渗透等。此种风尚对北宋中期文臣统军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北宋中后期军事学术的兴盛繁荣。

城市的文化发展力——以北宋东京汴梁的街市为例

城市具有推进文化发展的巨大能力。北宋东京汴梁的街市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一项革命性产物,它的意义之一是把城市改造为更为健全的世俗生活场所,从而培育了文化发展的肥沃土壤,增强了城市的文化发展功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文学、戏曲、绘画在北宋的发展是很好的例证。

开封历代皇宫沿革与北宋东京皇城范围新考

北宋东京皇城的范围说法不一 :一些史书持“周回五里”说 ;部分学者认为北宋东京皇城有两重城墙 ,一为在内的五里宫城 ,一为在外的九里十三步皇城。综合研究史料和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 。

北宋时期汴河的历史作用及其治理

汴河最早渊源于东汉汴渠、魏、晋、北、魏、隋、唐。历代都对其有所整治。安史之乱后 ,藩镇割据 ,五代汴河遂多年失修 ,到北宋已是淤积多害之水。汴河对于首都汴京有重要意义 ,北宋政府对汴河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治理后的汴河在运输、农业灌溉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论析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勃兴,所谈兵事涉及内容广泛,体现了文人对军事问题的兴趣及其兵学修养。文人在原生儒学中寻求文事与武事结合的契合点以打通儒、武,解决了以儒者身份谈论军事问题时对其自身身份认定的尴尬。北宋文人以儒者身份谈兵,使其谈兵之文呈现出较强烈的儒家色彩。

北宋城市公共事务管理探析——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

北宋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厢坊制的确立,使各项公共事务的政府管理职能得以加强。在中央工部所属都水监下,设置了街道司、河渠司、沟河司等机构,与各级地方官府共同管理着所在城市的水陆交通。在东京开封府,就体现在对城市街道,居民饮水、沟渠排水,以及城市环境和各种肉食资源的维护与管理上。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