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上“敲门”到迎接解放:民国元老颜惠庆的道路抉择

在1949年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转折关头,民国元老颜惠庆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道路抉择。他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完成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上海繁荣,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敲门”。他同中共领导人进行深入交谈,不仅完成了“敲门”任务,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他关注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希望其“敲门”成果得到实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颜惠庆顶住蒋介石的压力,留沪迎接上海解放,为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作出努力。上海解放,表明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颜惠庆留沪迎接上海解放,表明他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说献疑

辛亥鼎革时期的袁世凯并没有在理念上经历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出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及自身利益考虑,袁氏实际上是想造成虚君共和。他首先坚持以十九信条为宗旨,力图主导国民会议之组织,以防唐绍仪和伍廷芳会谈所定国民会议方案造成民主共和结果。接着因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及国民会议商谈走进死胡同,他又意图由清廷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以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为此他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策略,一方面劝导清廷“速定大计”,改建共和,使南方以为清帝将要退位,另一方面在预拟的相关诏书中竭力避用“退位”一类字眼,并试图将由其“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写入诏书。在遭到满蒙亲贵和革命党两方反对后,袁氏转而依靠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衔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定大局”,仍未放弃清帝。在得到与南方协商皇室优待条件的授权以后,袁氏奉旨反复拒绝将“逊位”二字写入诏书,主张改用“辞政”。因南方坚决反对虚君共和,袁氏才不得不于最后时刻经清廷授权,同意南方的提议,以“辞位”替代“逊位”。一系列史实证明,所谓袁氏“逼迫清帝退位”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放大了袁氏对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的贡献,而真正要逼迫清帝退位的,其实是革命党人和那些转向民主共和的立宪派人士。

“安全困境”视角下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自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机制建成以后,这一机制曾经长期维持了朝鲜半岛局势的基本稳定。不过,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停战机制的巨大局限性和严重滞后性逐渐暴露出来,建构新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迫在眉睫。由于朝核问题的出现和一再发作,建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问题与解决朝核问题逐渐融合起来,朝核问题的演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构情况。究其原因,正是朝核问题推动朝鲜半岛陷入到"安全困境",并放大了朝鲜半岛诸多结构性矛盾,导致安全困境出现的根源制约着安全机制的建立,致使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迟迟不得建立。这涉及到相关各方的利益分歧、朝鲜半岛的"纯然"无政府状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权力及安全理念差异等。如果建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东北亚各国必须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当中,努力缓解安全困境所带来的各种阻力,逐渐明确和促进共同利益、发展双边或多边关系,不断通过经济上的共同发展来带动安全对话和政治合作。

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和平安全机制:构想与问题

在2007年随着"六方会谈"出现进展,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和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的构建被提上了日程。目前,有关国家对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发展路径和参与谈判的主要成员是2+2,还是四方仍然存在着分歧。从持久的和平需要看,应该最终签署四个协定:《朝韩基本协定》、中美朝韩四国协定、美朝关系正常化协定和美朝韩军事信任措施协定。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需要确立一套能够普遍遵守的原则或行为准则。它的运行模式,既不能完全照办欧洲的经验,也不是绝对排斥欧安组织有参考价值的一些做法和相关的目标。该机制的功能定位不能过低,它必须介于论坛和高度组织化的机制之间,要就广泛的安全与合作问题进行协商,要向机制性监督约束的方向发展。

中东地区格局变动中的以色列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格局的转变中更趋孤立,周边安全环境遭受巨大冲击后趋于复杂,巴以和谈重新启动,但进展迟缓,以色列国内安全堪忧,以土关系跌入低谷后重回正常化轨道,以色列对伊朗发出动武威胁,并反对伊核协议的达成。

国共北平和谈破裂和留学生群体的裂变

国共内战进行到1949年,国民党已无可挽回地败落。在蒋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上台之后,国共双方又于4月在北平进行了和平谈判,但终因两党的目标差距太大而宣告破裂。在这个大转折的年代,留学生群体也发生了巨大的裂变。他们出于种种原因,最终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或留在了大陆,或跟随国民党政权到了台湾,或流亡海外,或滞留美国等异国他乡。这反映了留学生群体在中国大变革时期不同的政治理念与人生追求。不过,1949年后,中国留学生中的大多数虽然服务于不同地区,但却以不同方式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发展工作。

美国因素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影响

美国对两岸和谈的政策立场,是出于维系台海"不统、不独、不战"局面的战略考虑,以保证自己在台海地区的最大战略利益。美国既不希望两岸举行统一谈判又希望两岸达成和平协议的复杂心态,表现在一方面希望两岸进行谈判,降低敌对状态,另一方面又长期对台提供军售,使其增加与大陆相抗衡的资本。此一"双轨政策"对两岸和平关系的构建,有着不同方向的影响,往往起了互相抵消的作用。由于中国政府对台湾当局谋求"法理台独"的强烈反应以及台海紧张局势的升高,美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对两岸政治谈判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反对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的上述战略考虑,在反对台湾"独立"、维系两岸和平这一点上,与中国政府的立场有相通之处,客观上为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条件。

从宗藩体制向近代外交的转型——奕訢北京和谈新论

北京和谈是在清政府无力抵抗英法联军侵略的条件下被迫与西方列强进行的谈判,大体上可分为关于放还巴夏礼等人交涉和关于罢兵和谈交涉两个阶段。它是晚清外交体制由宗藩关系的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型的转折点,表现出突破传统的“夷夏之防”、进一步加深对西方列强的认识、促进近代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产生等特征。

试析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犹太定居点及影响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问题,实质上是巴以双方长期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关于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的争夺斗争。在这场持续数年的较量中,以色列以犹太定居点为工具,对巴勒斯坦进行遏制。掌握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点的现状及影响,能够从宏观上把握以色列的对巴战略,丰富学界在定居点问题上的研究,对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巴以和谈及面临的障碍大有裨益。

习近平对台方略析论

学习和研究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总结和理解其方略,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大陆主动作为""两岸携手、共议统一""构建国际环境"三个部分入手,从"战略定力""路径选择""主导权掌控""共建命运共同体""共议统一""构建国家统一国际环境"六个层面阐述习近平对台工作之方略。文章认为,只要全体中华儿女顺应历史大势、共担民族大义,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辽圣宗及辽与高丽藩交考略

Emperor Liao(Qidan Nationality) made wrong policy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vassal state Korea, i.e. ceded territory--6 states to the vassal state. As a result, the region inhabited by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Nuzhen was under the attack. It paved the way for ancient Korea to continue to nibble China’s territory. It is beneficial fo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research on history while summing up the historical lessons.

尼克松结束越战的秘密承诺——兼论美越和谈中的“苏联渠道”及其作用

尼克松上台后,通过基辛格与多勃雷宁之间的秘密接触,建立了与莫斯科沟通的"苏联渠道"。为了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在美越和谈期间不断通过这一渠道向北越发出试探性信息,并逐渐形成了其秘密承诺:只要北越同意在签署和平协定后保留一段"适当间隔",不在美军撤离后立即发动对南越的进攻,那么,美国就可以默许其以军事手段统一越南。尼克松的秘密承诺最终促使北越同意签署《巴黎协定》,并对越南战争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改善及其制约因素

冷战后,巴基斯坦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下降,特朗普上台后更是重印轻巴,推出了高度重视印度的南亚战略和印太战略,对巴基斯坦则实行极限施压政策以逼其加大反恐力度。美国的政策变化引起了巴基斯坦政府和民众的不满与抵制,两国间出现激烈的外交纷争,美巴关系陷入僵局。然而,巴基斯坦在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和外交战略中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并且巴基斯坦是具有一定的对美反制能力的地区强国,特朗普政府在更为重要的阿富汗和谈问题上需要得到巴基斯坦的帮助。在权衡利弊后,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巴基斯坦政策,从以压促变调整为拉拢利用,美巴关系随之从高度紧张走向逐渐缓和。然而,美巴在短期利益和长远战略上都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和分歧,双边关系发展缺乏坚实的合作基础和长远计划,两国在主要的共同利益——阿富汗政治和解方面存在目标和利益差异。此外,美印关系不断提升,使美巴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困难重重。美国不愿放弃在巴基斯坦及邻近地区的战略利益,短期内会维持美巴合作,但从长远看,众多挑战和制约因素使两国关系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美巴关系的走向不仅影响到南亚局势,还会冲击到我国的周边安全、中巴关系的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应当密切关注。

刍议列强对袁世凯上台的支持

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的态度对中国政局的发展至关重要。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为了使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不受损害,表面上主张对中国革命实行保持中立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却竭力扶持袁世凯上台主政。袁世凯上台得到了列强在舆论、和谈、财政和外交四个方面的支持。

越战和谈中的中国因素新探

1972年是中美缓和与越战和谈的关键一年,二者同时进行并相互影响。越南问题最终和平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美缓和后客观上给越南带来的孤立感和压力,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是中国为了与美国缓和向越方施压的结果。

印度政府对毛派的非军事性遏制策略及存在的问题

印度的毛派运动已持续近半个世纪。在21世纪,印度政府试图树立一个现代民主大国的形象,毛派的存在持续威胁印度执政党的地位,并挑战印度的国际形象和大国治理能力。长期以来,印度政府以安全为核心的策略处理毛派运动。然而毛派运动不能被视为纯粹的内部安全问题,军事镇压虽然能够暂时地遏制毛派,但是它不能彻底摧毁整个运动,潜在的社会矛盾仍然存在。毛派运动运作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不同的层面,印度政府也在不同层面采取相应的遏制措施。因此,除军事镇压外,印度政府还对毛派采取非军事性遏制策略,主要包括设立专门机构与特殊立法、经济发展与政治赋权、政治和解以及分化与诱降等。在政策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国家政策不一致,缺乏协调行动;无法有效整合底层社会;经济发展乏力;以及缺乏监督与安置机制等。这使综合性的遏制策略未能完全取得政府预期的效果,但它逼迫毛派的主要力量局限在山地丛林之中,并克制其暴力袭击。

四方会谈机制在朝鲜半岛和平统一进程中的作用

1997年 12月建立的朝鲜半岛问题四方会谈机制 ,前后共进行了六轮会谈。参加会谈的朝、韩、中、美四国围绕着驻韩美军、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以及朝美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尽管在朝鲜半岛和平解决问题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但目前仍不失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并实现永久性和平的最切实可行的途径”。

张治中与北平和谈

北平和谈是国共双方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次谈判。此时,“主和派”张治中成为炙手可热、众望所归的人物。他勉为其难担任南京代表团首席代表,恪尽职守,知其不为而为之,对国民党蒋介石竭智尽忠。但强弱异势、主客换位,他已无回天之力。极端矛盾彷徨的张治中,在中共帮助和事实的教育下,经过痛苦的思索,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美国威尔逊政府与1919“南北和谈”

1917年广州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再次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日本利用中国分裂之机扩大对华侵略,企图独霸中国。为维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开始积极介入中国南北纷争。美国的介入,成为打破“南北和谈”僵局的关键性外部因素。和谈开始后,美国积极调停各方分歧并在“参战借款”问题引发的争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巴黎和会”上美国与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妥协又大大加速了“南北和谈”闹剧的谢幕。和谈期间,美国联合英法等国向日本及北洋政府中的“亲日”派施压,在与日本争夺远东地区事务主导权的斗争中逐渐确立了它的优势地位。

日俄战争前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开战策动

日俄战争之前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开战策动,是战前大陆浪人影响日本政府外交决策的重要例证。内田的开战策动分4个阶段:第1阶段(1897年-1901年)内田四度潜入俄国,出于对俄国的危机感与对俄国国内矛盾的洞悉而强烈主张开战论,由此拉开了大陆浪人开战策动的序幕;第2阶段(1902年)内田良平及黑龙会伺国际局势而动,对俄国采取了绥靖与备战两手准备;第3阶段(1903年-1904年)因俄国拒绝履行从中国东北撤兵的约定,内田再度对俄国持强硬态度。向军部提议作战方略未获采纳后,内田转而为开战煽动舆论,同时在日俄战争媾和谈判时期与政府合作、缓和及引导民众舆论;第4阶段是朴茨茅斯媾和谈判时期,内田与其他对俄强硬团体逐渐划清界限,转而协助政府的媾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