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校尉与慕容政权的东北亚秩序建构

东夷校尉曾在西晋王朝构建东北亚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其是西晋王朝在东北亚地区统治“正统性”的体现,也是西晋王朝“天下”意识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延伸,在历史上对于处理东北亚地区的华夷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从东晋时期始,随着慕容政权的崛起,东夷校尉开始为鲜卑慕容政权所掌控,原本职能开始逐渐被淡化,其身上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性被转移到了慕容政权身上,并最终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掌控了东夷校尉的慕容政权,实际上成为当时东北亚地区华夷秩序的新核心民族,并重新建立了以慕容鲜卑这一“夷”为核心的新型东北亚政治秩序。但也正是由于东夷校尉身上被赋予的“正统性”,使慕容鲜卑在经历质疑的同时,也被迫开始了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进程,这就在客观上完成了东夷校尉设置最初的使命——对边疆民族在文化上的引导与招抚。

中日韩三边关系与东北亚安全秩序

当前东北亚安全局势持续动荡,进入新旧秩序转换期,突出表现为安全困境加剧,缺乏合作共识和约束机制,存在滑向阵营对抗的可能。构建稳定可持续的东北亚安全新秩序,需要凝聚地区国家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循序渐进地构建地区安全机制,通过对话合作建立信任,破解安全困境。未来东北亚安全秩序,应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通过协商一致建立起权力均等化、非等级支配型的开放性架构。这一愿景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走向,同时也与中日韩三边的互动情况密切相关。中日韩需要适应形势变化,加快彼此的认知调节和政策磨合,强化危机管控,深化三国合作,使中日韩三边关系成为地区安全秩序的稳定器。中国在此进程中应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强化主体意识和战略投入,为构建地区安全新秩序发挥引领作用。

大国协调之下的四方会谈——试论朝鲜半岛的安全机制构建的“新”途径

自2017年年初至今,朝鲜半岛的局势在一系列事件(诸如金正男遇刺、蒂勒森出访东北亚三国、美韩军演、"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上任)的综合作用下显得愈发扑朔迷离。另一方面,自1993年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之后,朝鲜核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诸如六方会谈的一些区域性的制度构建也并未得到预期的效果。考虑到在东北亚地区建立长久稳定、强制有效的安全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文创新性地引入了中国崛起和东北亚地区两极格局的回归作为新的分析框架,并且在文末处提出了一种新的制度建设尝试,即以中美两大国协同为前提,包括朝韩两国在内建立制度化的四方会谈,以消除朝鲜半岛上不断升级的核安全困境。

国际秩序转型与中国对日韩公共外交

当前,随着国际秩序深刻变迁,整个世界变乱交加、势力重组、民心思变。本文拟从公共外交的视角出发,梳理中日韩三国之间由大国强权、资本势力、民粹主义交织而成的外交危机与舆论难题,重新认知与思考中国对日韩公共外交的国际背景与主要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拟提出一些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建议,指出在推进对日韩公共外交时,应重视对日韩两国所身处的国际秩序背景、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结构的研究与分析,持续不懈地推动东北亚"去冷战化"和"去同盟化"的历史进程,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聚同化异、塑造共识,使之成为官方外交的有力支柱和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