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陕北方言谚语的语言特色

陕北方言谚语是陕北人民千百年来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生动地再现了生活在黄土高原的陕北人民豁达的天性和别具一格的幽默感,表现了陕北普通民众的语言艺术创造力,文章在方言学的视角下,从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四个方面对陕北方言谚语进行考察和分析,揭示其语言特色。

豫北晋语方言区乡土建筑地域特征研究

本文以豫北晋语方言区乡土建筑为研究对象,从宅屋、院落、聚落三个层面研究其地域特征,主要得出三点结论。首先,乡土建筑形式既受地理环境影响,形成了济源悬山顶房、焦作山地囤顶房、安阳石板房3种民居类型,同时受人文环境影响,形成焦作、新乡硬山顶和鹤壁平顶房两种民居类型。其次,院落形式与风土环境相有关,形成以济源宽院、安阳横向宽院。最后,聚落主要有山地寨堡、平原寨堡、商道聚落等形式,乡土建筑类型丰富,地域特征及其成因与风土环境、多元文化密切相关。

元白话语言接触研究综述

由于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得元白话表现出独特的语言接触面貌。目前在语法和词汇方面,学界对其研究可以说表现为从断代的静态描写到历时的动态描写,从文献的混同分析到分类对照考察,且逐渐兼顾汉语本身演变规律和语言融合因素的双重影响。不过研究成果虽多,但也存在研究广度欠缺、研究视域狭窄,对内在机制动因挖掘不够深入等问题。站在长城地带北方话语言接触底层研究的视角上,认为“汉儿言语”并非某个朝代所独有,至少在魏晋南北朝以来不断发展递变,在长城内外已构成“汉儿言语联盟”。站在北方话发展历史的角度观照“汉儿言语”“辽代汉儿言语”“蒙式汉语”“满式汉语”等均是其不同时代的变体。理清这一汉语发展脉络,对我们认识汉语基础方言的演变、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皖北方言的动量范畴

“量”是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重要视角,当人们将“量”的认知投射到语言中,便形成了量范畴,即“量”的语法语义范畴。“动量范畴”是把“动作量”的语法意义等加以归类而得出的类名。文章用田野调查、共时比较等方法和“有界”“无界”等理论,对皖北方言的“动量词语”和“副词+V”构式进行描写分析,指出了它们在语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不同用法及特点。

北方方言中的“着上[t■α■]”

表示“添加/放(入)”义的常用动词在一些官话方言中读[t■α■]一类的音,部分方言中“[t■α■]”还有工具格介词、处置式标记的用法,相当于“凭借/用”“把”“让/叫/使”等。关于“[t■α■]”的本字和演变问题,学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主要结合方言和文献语料,对“[t■α■]”的语音、语义(功能)等进行描写,分析以往学者认定的本字“掌、长、着”等的音义和功能,在此基础上论证“[t■α■]”更可能是“着上”的合音。

皖北方言的重叠量及与陕西方言的比较

在调查、比较等基础上,从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四个方面对皖北方言的重叠量进行了细致描写和深入分析,并从语义、句法等方面分析了它们的特点。另外,从共时层面对皖北方言与陕西方言的重叠量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指出了它们的异同。

泰国北部云南方言特征词研究

泰国北部的云南方言属于一种跨境语言,但保留了许多从国内流传下来的核心词汇,同时也汇集了泰北华人在不同时期因语言文化接触和创新而产生的特殊词汇。通过对泰北云南方言特征词进行代际、词类、语音、义类的共时分布及传承词、变异、创新等方面的历时考察,证明当地云南人对祖籍方言的认同态度,彰显了海外汉语方言的根,同时反映了语言的变化发展是经过长时间的变异和整合过程完成的。

泰国北部“云南人”语言态度调查研究

泰国北部的“云南人”在长期融入泰国社会过程中形成了多语语言生活。通过调查清莱府皇太后县辉鹏华人村不同语言态度、语言实践,考察泰北云南人对母语云南方言的代际差异。调查结果表明:泰北云南人的云南汉语方言语言态度制约语言使用,云南方言使用及能力保持良好,但云南方言能力在普通话、泰语竞争下呈代际衰减趋势。

延安时期鲁艺音乐作品对陕北方言的运用

延安时期鲁艺音乐作品取得了诸多成就,成为宣传各项政策方针的重要途径。这些音乐作品中,陕北方言扮演了重要角色,创作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在音乐作品中使用陕北方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推动、鲁艺教育方针的转变、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改变了文艺工作者对陕北方言的认识,也因此提升了音乐传播的速度,加快了政策的宣传;消除了文化等级观念,推动了语言的大众化和通俗化。

陕北神木话“吼是”类词语的语法特征与标句词理论

陕北神木话的引语结构“吼是”及其种种变式可以引入间接引语,并且随着“说吼是”的功能泛化而进一步语法化为准标句词。在标句词理论框架下审视此种现象,我们认为“吼是”是一个引入宾语从句的准标句词。它既有一般标句词的共性特点,又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典型的标句词均有以下三项基元特征:标明句子是主句还是从句,是定式句还是不定式句,句子的功能类型为何;而“吼是”仅有标明句子从句一项特征,应跟汉语方言中其他源自言说动词的标句词一起看作准标句词,从而跟典型标句词有所区隔。本文认为,在标句词理论框架下对“吼是”及同类词语加以系统考察,对于深入认识其性质和特点以及标句词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方言词汇在小说独特韵味表达中的作用——以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为例

方言词汇是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巧妙运用方言词汇,生动传神的同时营造出一种浓郁的地域风情,塑造出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方言词语的运用也激发了作品的语言活力,还使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和气质。作为一个在陕北长期工作生活的关中人,《最后一个匈奴》作者高建群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深层体验,形成了独特的方言表达。

北方方言中“VC了”能性动补结构及能性义由来

汉语史中“VC了”构式最早是结果补语式,至迟在清代文献中的未然语境中发展出表能性的用法,此种用法在现代北方方言中普遍存在。基于陕北晋语语料的考察,可以判定陕北晋语中普遍使用的“VC了”(“了”通常写作“叻/嘞”)能性动补结构与其他北方方言的能性动补结构“VC了”具有同一性。北方方言中“VC了”从表结果到表能性是受动补结构“V得C”由表结果到表能性类推作用的结果。其能性义是由整个“VC了”构式来表达,而非构式中的某一个组成要素。

北方方言副词“左不过”探源

“左不过”是一个地道的北方方言副词,自清代产生以后一直沿用至今。在清代白话小说里,语气副词“左右”与范围副词“不过”的连用现象就出现了。高频率的共现连用,使得跨层结构“左右不过”在心理组块认知机制的作用下发生固化,成为“类短语”。而类短语“左右不过”的高频使用,又进一步诱发它由类短语向词转化。不过由于类短语“左右不过”不是双音节音步,导致它的成词,不像一般短语那样直接凝固成双音节词,而是简缩成了三音节词“左不过”。在汉语韵律机制的作用下,“左不过”后来又进一步简缩为“左不”。“左不过”之所以有“左右”和“不过”两个义项,可能与类短语“左右不过”在简缩成词的过程中说话人表意的侧重点不同有关。

皖北方言的物量范畴——兼与西北等方言比较

运用描写、分析、溯源和比较等方法,对皖北方言的物量范畴进行系统研究,指出了含“子/儿”缀的物量词具有主观性以及一些物量词具有词汇化和多义性等特点,并与西北等方言进行了比较。

壮语北部方言状貌词比较研究--以蒙山壮语与都安壮语为例

状貌词可以模拟或描写声音、形状、颜色、性质、动作,是壮语词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蒙山壮语与都安壮语为例,对两者状貌词的诸多表现与特征进行了描写与比较。蒙山壮语与都安壮语同属壮语北部方言红水河土语,两者状貌词在结构类型、构词规律、语音规律、表义功能等方面均有许多显著共性,同时也存在一定方言差异。

粤北土话中的高量绝对程度副词比较分析——以“益”“蛮”“几”为例

粤北连州城村话中的高量绝对程度副词“益”“蛮”“几”分别是“特别、非常”“很”“挺”的意思,三者的程度量级可以表示为:益>蛮>几。语法特征上,三者都能修饰谓词和谓词短语,形成的状中结构能作句子的谓语、定语、状语和补语。否定格式上,三者与“唔”“冇”两组否定词的组配存在差异。使用上,三者都能用作积极或消极评价,但“益”“几”还能出现在别的语境中。此外,三者与湘方言的“益老”“蛮”“几”具有许多异同之处。

文旅融合视角下陕北方言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文化旅游是当下旅游的重要方式,陕北独特而丰富的文化样式和富有表现力的方言,是陕北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在重视文化消费的今天,以方言为载体的陕北地域民俗文化往往会带给人新奇的审美体验,方言在服务文旅的同时又产生了经济效益,推动了陕北文化的宣传与发展,让游客在文化体验中增强了文化认同。陕北方言既是文化资源,又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

全媒体视域下皖北方言熟语传播研究

在全媒体传播环境下,通过构建多渠道传播赋能平台、创设全媒体传播交互机制、打造全媒体方言文化IP、建立多模态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等策略与手段,以期化解皖北方言熟语传播的现实困境,增强皖北方言文化传播效果,有利于切实推进“振兴皖北”战略。

河南方言词汇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河南省是中原官话和晋语的分布区。现在河南方言词汇研究分为两部分,即豫北晋语词汇研究和中原官话词汇研究。当前词汇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的是豫北晋语,中原官话的词汇研究则稍显逊色。从河南方言词汇研究的整体来看,中原官话各方言片的词汇研究呈现出严重的失衡现象,而豫北晋语无论在研究成果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要比中原官话丰富。该文以搜集到的材料分类说明,由大到小分别对豫北晋语及中原官话8个方言片的词汇研究成果进行评述,总结其不足之处,并对河南方言词汇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粤北乡镇中小学生客家方言传承研究——以韶关市仁化县为例

基于对粤北仁化县中小学生的调查可知,仁化县中小学生方言传承存在三个问题:语言能力方面,小学生的客家方言语言能力相对薄弱;语言态度方面,客家方言影响力明显减弱;方言使用方面,多以普通话为主要沟通方式。为此,从家庭、学校、政府三个方面提出合理建议,从而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客家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