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引,挼如箸大”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箸的形制与使用

《齐民要术》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农书,不仅记载了重要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食物加工方式,而且记载了一些饮食器具的形制,其中“水引,挼如箸大”是对当时筷子的直接描述。本文通过这条文献记载来考证与勾勒魏晋南北朝时期箸的形态规制,并由此探讨当时箸的使用情况,进一步考证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食生活的历史状况以及饮食文化特征。

致病与治病: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疾病”的想象与文化隐喻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对致病的记述,有政治失序、鬼神妖物魅精怪、善恶因果报应和未知怪异等,治病的方法则有卜筮符咒、悔过念佛、上章忏悔解罪、草药医方和民间俗信等,不仅是编作者的搜奇好异,更有其深层次的文化隐喻。疾病本来是医学问题,志怪小说中的疾病叙述却成了映射出社会文化生活的记录。疾病的叙述,由人体反常状态,隐喻整个政治社会文化的败坏。

唐钞本《文选集注》所见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兼论陆机的悲剧命运

“太康之英”陆机在洛阳被杀,是中古史上南北士人冲突中的一个典型事件。日本新发现文献唐钞本《文选集注》,为研究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提供了一个更加宏阔的视角和丰富的历史细节:《三都赋序》注揭橥“三国争统”的文化背景,有助于明晰吴人陆机在出仕西晋之前的文化心态,此为探讨西晋时期南北士人文化冲突的一个起点;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一首》及陆机《答贾长渊一首》诗注,记录并诠释了西晋时期南北士人在融合中的文化冲突点;陆机诗注中的“时网”,则启引探索入洛仕晋对陆机的诱惑与捆束。由此可知,南人陆机携带着三国争统的余绪入晋,其思维在本质上还停留在东吴时期对历史、文化的建构和认知上;面对大一统的西晋王朝中原士人的文化认知和历史叙事,交锋已在所难免;他与中原士人的一系列龃龉与缠绕,最终导致其悲剧命运。从表层看,陆机的悲剧命运固然与其兀傲的个性有关,而深层次的因素乃在于他和中原士人在文化理念上的激烈冲突。

厍狄回洛墓木椁复原的再探讨

山西寿阳厍狄回洛墓出土的木构屋形椁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相关论著虽多有涉及,但仍存在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可能。本文以新进行的木椁构件三维扫描工作为契机,关注了此前未有明确认知的部分构件的形态特点,并基于此,以全面梳理木椁披露资料所得的构件类型、形制、尺寸信息为主要凭借,参考前人研究成果与同时期建筑形象资料,展开了关于木椁檐下形制、屋架结构等方面的新探讨。本文的复原推想从构件本身出发,试以各类构件之间形制关系与尺度关系的自洽为基本复原原则,并在研究过程中关注了已有复原方案未作探讨的重要木椁构件和未充分利用的构件尺度信息,期待为厍狄回洛墓木椁研究以至魏晋南北朝晚期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山西忻州九原岗墓葬宅门图双柱构造现象考论——北朝壁画所揭示的建筑演化信息(下)

文章围绕九原岗宅门图中双柱问题而展开,谨慎对待后世成熟大木作法式构造概念系统的诠释方法,从文献与实例中对照,视野兼顾国内外,结合特定时代背景,认为双柱形象存在历史因缘,在结构与空间方面属于土木混合至纯木框架递变背景下的特有现象,在礼序方面存在僭越动机,界面装饰范式上或与欧亚大陆丝路文化传播与糅合的北朝时代文化背景有关,抑或一定程度反映了北朝晚期内地的祆教火社与景教十字寺的具体细部形式。双柱实存的论断下,通过细查汉魏石刻与法隆寺金堂草架的重要细节,结合对用材与卯榫连接思维变化趋势的思考,推导了宅门图建筑可能的构架形式,与双柱屋身相匹配。此类双柱样式在后世趋于消逝,至于其消失的原因,从物质层面建构方式与思维的转变和观念层面等级礼序及其审美的变迁这两个层面作出了解释。宅门图特异的双柱样式,反映出早期建构思维的丰富性,揭示了建筑演变过程中易被忽略的页帧,也折射出独特的北朝建筑文化。

山西忻州九原岗墓葬宅门图双柱构造现象考论——北朝壁画所揭示的建筑演化信息(上)

文章围绕九原岗宅门图中双柱问题而展开,谨慎对待后世成熟大木作法式构造概念系统的诠释方法,从文献与实例中对照,视野兼顾国内外,结合特定时代背景,认为双柱形象存在历史因缘,在结构与空间方面属于土木混合至纯木框架递变背景下的特有现象,在礼序方面存在僭越动机,界面装饰范式上或与欧亚大陆丝路文化传播与糅合的北朝时代文化背景有关,抑或一定程度反映了北朝晚期内地的祆教火社与景教十字寺的具体细部形式。双柱实存的论断下,通过细查汉魏石刻与法隆寺金堂草架的重要细节,结合对用材与卯榫连接思维变化趋势的思考,推导了宅门图建筑可能的构架形式,与双柱屋身相匹配。此类双柱样式在后世趋于消逝,至于其消失的原因,从物质层面建构方式与思维的转变和观念层面等级礼序及其审美的变迁这两个层面作出了解释。宅门图特异的双柱样式,反映出早期建构思维的丰富性,揭示了建筑演变过程中易被忽略的页帧,也折射出独特的北朝建筑文化。

敦煌染织纹样在陶瓷文创中的应用研究——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文化交融与碰撞,形成了举世瞩目的敦煌文化。敦煌纹样在敦煌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近年来,地域性文化与特色文创产品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陶瓷文化作为我国流传千年的文化在文创产品的设计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品类。笔者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染织纹样为切入点,以陶瓷文创产品为载体,阐述传统纹样在现今陶瓷文创设计中的应用价值,以达到传承与创新的目的。

2023年“丝绸之路暨北朝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23年“丝绸之路暨北朝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对北朝史进行深入探讨: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政治、军事、历史地理、交通、文化交流交融;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宗教、音乐;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姓氏和字书史;四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固原区域的考古发现;五是其他方面。上述研究在宏观探讨和具体问题考证方面都有较多突破。

论南北朝交接地区的墓葬——以陕南、豫南鄂北、山东地区为中心

从南北朝交接的三个关键地区墓葬文化因素的构成,及相关的历史、地理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可清晰看出,陕南、豫南鄂北、山东地区是南朝文化向北传播的三个重要通道。

胡汉交融背景下的“袴褶”服饰研究——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

运用考古学、文献学的观点和实物、图像、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对"袴褶"的词源及所指之物、穿着普遍性、流行推广,以及在魏晋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研究资料主要为画像砖、陶俑、壁画等。发现颜师古所注"袴褶"并非《急就篇》中"袴褶"所指本义。袴褶成为了鲜卑胡服与汉服之间向对方相互靠拢的"折衷体","袴褶"的流行是政令推动与自发演化的双重结果。以袴褶为代表的上衣下裤形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有孝文帝汉化改革政策、时局动荡下对胡服的被动接受、袴褶的实用性等方面。

影响魏晋南北朝园林发展的因素研究

分析了文化艺术和庄园经济两大因素对魏晋南北朝园林的影响,并在介绍魏晋南北朝园林典型实例的基础上,分析了文化艺术和庄园经济对后代园林发展的影响。

中日秀句文化渊源考论——以唐诗的秀句传承及其域外影响为中心

"秀句"一语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在六朝文学觉醒的大氛围中,第一批秀句应运而生。唐诗鼎盛有诸多因素,对于六朝秀句文化的承绪与光大,亦为要因之一。秀句具有独立性、典型性、特出性、创新性等基本特征,其主要体式为五七言二句对偶式。我国最早的秀句集为唐褚亮《古文章巧言语》、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唐以来诸多秀句集的编纂,证明我国秀句文化源远流长。秀句与诗话相互依存,相互推动。中国秀句文化早于千余年前就波传到日本,对于日本汉诗秀句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起过弥足重要的作用。

《齐民要术》与南北朝时期饮食文化交流

《齐民要术》是迄今南北朝时期保存较完整的重要农学文献典籍,其书记载了大量的农业数据、丰富食料以及食品加工技术,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域与不同民族间的饮食文化交流情况,表现了饮食文化交流的通融性。《齐民要术》是记录南北朝时期历史状况的重要文献,具有很高的价值,该书拓展了南北朝时期饮食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基于顾客感知的主题酒店文化氛围营造——以某主题酒店为例

从顾客感知的角度出发构建主题酒店文化氛围营造指标体系,据此设计问卷进行调查,运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因子分析方法和IPA分析方法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该主题酒店的目标客源主体是收入中上、学历较高的中青年商务出差和休闲旅游者;酒店的建筑、空间设计及装饰对顾客文化氛围感知影响最大;该主题酒店需要重点改进的指标、保持优势的指标、需要降低发展优先权的指标和可适当减少努力的指标均需重视。

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其中魏与西晋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朝的民族关系则是南方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夷夏之辨上,魏与西晋汉族思想家的夷夏观明显偏激、落后,以蔑视少数民族、鼓吹"戎晋不杂"论的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而南北朝时期则是南北方政权都以正统自居,斥对方为僭伪;而在这种相互争正统的政治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认同。

魏晋南北朝的移民与饮食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也是人口迁徙的重要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内迁、北方及中原地区人民的流徙,使不同地区的人民频繁接触,这为饮食上的交流和融合准备了有利条件。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交流除了物态层面上的交流外,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交流。通过物态和精神层面的介绍,对这一时期的饮食文化的交流做初步梳理,以期还原这个时期移民推动下的饮食文化风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孝道之争及其意义

孝道之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之争的核心议题,其背后是文化立场之争。儒佛孝道之争既有冲突与对抗,也有调和与融汇。面对佛教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中国固有文化虽经受冲击,但并没有被异质文化所取代,而是在碰撞中融合在冲突中发展,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以人伦道德为武器对佛教伦理进行理论清算;佛教面对儒家的诘问,则调和儒佛矛盾,以期实现佛教与儒学从外在功能的互补逐步深入到内在思想的融通。该时期儒佛孝道之争,一方面,对长于经验思维而不甚重论证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有所启迪与丰富,为宋代道德哲学的本体言说作了理论准备;另一方面,也只有经历这一磨合过程,佛教才能主动调适,由一种外来的文化逐渐适应中国文化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文化内涵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以现实空间作为物质载体,反映了古人将世界分为仙、人、鬼三重界的宇宙观,其中的体验空间实现了地理学的想象与历史想象的高度融合。空间叙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灾害、农牧业、生物物种等生态环境。宫廷空间叙事反映了皇权统治的暴虐,山水空间叙事反映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官场空间叙事反映了官场官风的腐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具有特定的伦理意蕴,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均有所反映。

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不仅在当时处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对中华文明的承传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绝、未曾"断裂"的文明,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便在于当时汉族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自汉末魏晋以降,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内部分裂与动乱状态,特别是为时长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昔日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域的中原及汉族王朝政治中心的都城,自然失去了其文化中心地位,而散居各地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士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承传者。当时的士族,就其地域群体特征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江南地区的自汉代以来成长起来的所谓"吴姓士族";二是自两晋之际及其后从北方迁移江南的所谓"侨姓士族",二者可合称为"南方士族"群体;三是在北方民族融合过程中流居故土的山东、关中等地的士族,可统称为"北方士族"群体。这些士族群体虽然由于各自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家世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其文化表现与特征存在诸多差异,也由于这一时期南北、中外文化交融等因素的影响,各家族学术文化异彩纷呈,但其家学门风的核心与基调则依然保持和延续着儒家的礼法与礼学的传统,并以此整合其他各种文化要素,从而为此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析魏晋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文化有两大突出特征:一个是特别重视对以《孝经》为核心的孝道的研究和传播,主要表现在皇家重视学习、研究和传播孝道,学者对《孝经》等作了大量注解;另一个是在士族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下,沿袭了汉代的"孝治天下",但更具有虚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