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背景下的地方财政机构与高层财政区划——以北宋神宗时期的熙河路为例

北宋神宗年间,为配合西北拓边,实现对熙河的有效财政管理,并解决兵财分离模式的低效问题,熙河路出现兵财合一的官司并逐渐成为独立高层财政区划。一旦熙河趋于稳定,军事背景削弱,该趋势便明显逆向发展:各司分离,权力界限清晰,熙河重归陕西高层财政区划。军事背景下,北宋尝试通过地方高层机构军事与财政职能的融合及高层财政区划调整解决熙河财政困局,但中央对地方兵财合一后失控风险的忧虑使此过程充满反复。此外,熙河地方财政机构在本司收支平衡考量下侵夺中央财权反映了军事财政压力下央地财政关系的另一种取向。

《东京梦华录》中的北宋女性民俗

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记述了北宋都城汴梁的社会风貌,各种女性群体的身影活跃其中。北宋时期的女性民俗主要表现在以成年、结婚、生育礼俗为代表的人生仪礼以及丰富多彩的女性节庆游艺等方面。妇女主动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独特女性民俗与当时开放、发达、宽松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南北朝乐府中少数民族民歌对词体的影响

关于词的形成,民族文化对其有着重要作用。南北朝乐府中少数民族民歌对词体的产生有着积极影响。北朝乐府少数民族民歌影响了词体长短句的产生。南朝乐府少数民族民歌影响了文人词的创作。南北朝乐府少数民族民歌共同对词体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辽战争中武将的便宜行事权

北宋为防御辽朝,赋予边将便宜行事权,令其长期驻守,但多地位低微,领兵数少。在宋辽战争中,依据御赐阵图如果无法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甚至会使己方蒙受巨大损失,则会导致一些有为将领不得不在关键时刻突破将从中御的限制,而采取便宜行事的做法,采取自己认为更合适的作战方略。由于宋代推行崇文抑武国策,武将畏谨之风日盛,即使赋予他们便宜行事之权,也不能发挥应有之作用。而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自宋太祖始就采取诸多措施限制武将的便宜行事权。

南北朝乐府民歌比较谈

本文对南北朝乐府民歌进行了对比式的论述,指出南北朝民歌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民族风俗、自然环境的差别而风格迥异,然而它们在彼此民族文化的渗透、融合中也表现出潜隐的相似、相通之处。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唐宋服饰文化内涵之比较——以胡人衣冠和妇女服饰为例

相对于唐代而言,宋代对胡人衣冠和妇女服饰的接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在接受胡人衣冠态势上,由"推行"走向了"禁止",引起了民族心理的重大变化;在妇女服饰态度上,由"开放"到"简约",出现了妇女服饰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基本奠定了两朝服饰文化的格局,折射出社会民族心理和男女地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

海盐腔形成年代考

海盐腔是早期南戏的重要声腔,在杂剧盛行的时代,它的形成是由"剧"到"剧"的体系内衍生和传承,但是,南戏并不都唱南曲,南曲是南戏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歌谣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海盐腔不仅要歌唱,还必须是具有南方海盐特色的歌唱,并最终将歌谣土调纳入曲牌体制。陆采《冶城客论》及徐渭《南词叙录》所言"南都"以"南曲北调"演唱《琵琶记》的"浙音"即是最早的海盐腔,时在明初,具体形成时间在洪武元年至十年(1368—1377)间。

论北朝民歌的民族风格

北朝民歌创作者主体是鲜卑族和鲜卑化了的游牧民族以及汉族和汉化了的农耕民族，各自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游牧民族处于强势地位，民歌风格粗犷豪放，激昂向上，热烈奔放，气势狂劲。农耕民族处于弱势地位，民歌风格悲慨苍凉，沉郁哀怨，委曲婉转，抑扬顿挫。

北朝歌诗的内涵、创作与保留

北朝歌诗包括乐府歌诗、文人乐府诗、谣谚等,大部分保留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杂歌谣辞"、"杂曲歌辞"、"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等中,也有些存于正史及其他类书中。其作者除文人拟作之外,一部分出自当时乐工之手,一部分属民歌,作者已无可考。而且,不仅作者无法考订,就是出自北方的哪个民族也已十分模糊,其中既有汉族的又有北地各兄弟民族的,但传至今天,皆已变成汉语歌辞了,有的则经过译者及整理者的加工,已远不是原初的面貌了。

论《乐府诗集》中的民歌分类及价值

宋人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是一部乐府诗总集,其中收录了大量的宋以前的民歌,编纂方法上是民歌与文人的作品杂然并存,相和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保留了较多的民歌,在这些民歌中,以汉乐府民歌和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最具有典型性和研究价值。

南北朝乐府民歌之比较研究

作为我国文学源头的民歌,从《诗经》、汉乐府发展到南北朝乐府,又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形成了我国民歌史上的第三个春天。南北朝乐府民歌,按照地理区域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南朝乐府民歌和北朝乐府民歌。它们同属一个时代,可反映出的内容和表现出的风格,却迥然有别。

北宋汴京民俗体育活动与项群分类研究

北宋时期,汴京城市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城市,其体育活动项目多样,有些体育活动项目还起源于北宋汴京,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访问法、逻辑归纳法等,收集整理兴盛于北宋汴京的各种民俗体育活动,并依照体育项群理论分类方法对其北宋丰富的民俗体育文化进行分类研究,使得北宋民俗体育文化体系能够更加清晰完整。从而能够进一步发扬我国优秀民俗体育文化,使其获得创新并更好地应用于现代全民健身之中,同时也为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尚武之风在北朝民歌中的表现及影响

北朝时期由于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在全社会形成尚武之风,这种风气反映到文学领域,对北朝民歌产生显著影响。首先体现在北朝民歌的主题内容上,北朝民歌中多有热爱骏马宝刀、歌颂英雄豪气、描写游牧风光的作品,其中充满浓郁的尚武气息。其次是对北朝民歌豪放刚健、慷慨壮阔的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在表现人民疾苦、爱情生活等其他题材的作品中,也同样都弥漫着尚武的印迹与影响,表现出豪壮劲健之气。北朝民歌传入南朝后,为南朝文坛注入清新气息,南朝文人纷纷学习并拟作,从而为唐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并直接为唐代边塞诗学习和借鉴。北朝民歌对于其后的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都有潜移默化的、深远恒久的影响,是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的“倦客”情怀及文学呈现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深刻影响着北宋社会的政治气候、文化思潮、文学风貌,以及士人的人格精神状态。宋夏战争激发了北宋文人的忧患意识与革新精神,但战争的失利,以及主战与主和之激烈论争所引发的严酷党争,使得北宋文人透显出浓重的"倦客"情怀,并转化为沉郁感伤、敏感幽婉的创作心理,最5 4终流露于他们的诗词创作中。通过揭示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倦客"情怀之间的有机联系,不仅可以深入发掘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多重人格心理,同时也可窥见民族关系格局对时代精神以及文学风貌的深远影响。

略论北宋词坛“柳永热”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柳永是北宋初期词坛一名著名庶族词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深得广大市民喜爱、在市井歌楼广为传唱的词作。他大量吸收蕴藏在民间的艺术养分,创新词曲。他的词作语言通俗、曲调流畅,琅琅上口,在当时民间广为流传,在那个时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柳永热"。这股"热旋风"的形成是宋初社会文化转型的产物,和柳永自身一生的境遇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是他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重视市民文化消费水平及其心理对词传播影响的结果。"柳永热"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北朝乐府民歌的地域特色

乐府民歌是北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北方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北朝乐府民歌打上了明显的地域特色的烙印,体现在诗歌中就是对于北方自然物色的描写、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展示以及粗犷豪放的情感世界的表达和刚健明朗风格的呈现,这种独具地域特色的乐府民歌在上承汉魏风骨下开盛唐气象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纽带作用。

乐府诗集中南北朝民歌之情歌百态

通过列举实例,对乐府诗集中南北朝民歌之情歌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对其中反映的男女情爱、性爱状况进行分类阐述,指出南北朝民歌的艺术价值。

北朝民歌中河洛思想的民族融合性探析

河洛思想中的民族融合性正式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异族入侵中原给社会文明造成巨大破坏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能量,民歌中有反映当时社会现实和民间思想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材料。河洛地区这一文化空间里,民族融合性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文化的对抗冲突,到统治者的政策规定强制促成,再到各民族固定杂居自然交融。民族融合最终成为河洛思想的重要特征,为开放包容的隋唐盛世以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女性价值认识的新视野——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人的自觉,在社会上形成了不可抗拒的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潮流。受此影响,当时的女性也自觉自省,敢于以自身的"存在"去感知、体验并传达其内在的生命追求。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诸多承载着时代风尚的文学作品坚持在女性视野的基础上传达女性的欲望,肯定女性的自我经验,从而形成了对女性价值的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