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心泉与20世纪30年代的北方昆曲传承

20世纪30年代,戏曲史上掀起又一个改良高潮。在京剧繁荣、话剧渐盛的北方剧坛,曹心泉从事着以昆曲传承为主的工作。在教学方面,他践行“以昆养京”的方法,用昆曲的深厚底蕴补益京剧;在表演方面,他记述“以花促雅”的实例,用花部的功法技巧激活昆曲市场;在音律方面,他探索“京昆相长”的路径,以中州音韵规范北曲声律与制谱之道。曹心泉的工作实践对20世纪30年代的北方昆曲传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其局限性在于,曹心泉未能关注“五四”新文化思想及戏曲界的主流研究成果,且理论与实践始终囿于北方剧坛。故其研究方法较为单一,视野亦不够广阔。

苏昆入京考

昆剧入京,当在明代万历中叶。而北京地区有确切的"吴优"演出记载,则不迟于明代天顺年间。其入京方式有三:一是职业昆班;二是宫廷昆班;三是家庭昆班。

论北曲对魏良辅改良昆腔之影响

治曲者向从南曲层面考察魏良辅的昆腔改良,而对北曲对改良之影响关注不够。本文由魏良辅习唱北曲的经历出发,对比探析了北曲与魏良辅改良之昆腔在曲律、曲唱、曲论的共同点,指出北曲从分宫别调、考究字声、曲唱技法和经验、协调弦管等四个方面,对改良产生了具体的影响,而融北入南正是促成昆腔质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九宫大成》之“词乐”刍议

乾隆初年编成的《九宫大成》历来被视为曲学之渊薮,其中也保存了许多值得注意的词乐资料,其价值或远胜于宋姜夔自度曲"旁谱"。从《九宫大成》对所收175首词作的订谱来看,其订谱原则与昆曲(南北曲)并无本质差异。《九宫大成》所存"词乐"是否为前代之遗存,其中有多少为两宋之旧,今人自可存疑。但如果说词唱、曲唱并无本质差异,南宋末的词唱水准可能与晚明的曲唱水准相当,《九宫大成》即使是按照南北曲的歌唱原则对词作进行订谱,也无可厚非,对今人而言,则是一笔极珍贵的文化遗产。

昆曲剧目发微

有些昆曲剧目因为原本湮没 ,来历不明 ,艺人口传心授时又常加改动 ,误标戏名。这里对《铁冠图》、《五代兴隆传》和《西川图》等 15个剧目进行探考 ,阐明原委。

试论南昆、北昆音乐风格的形成与语言方音的关系

戏曲中语言方音与剧种的关系极为密切 ,作为昆腔腔系单一声腔剧种———南昆与北昆 ,也不例外 ,无论是字音与唱腔旋律的关系 ,还是语言方音与曲词、节奏的关系 ,语言方音中音节的变化 ,均体现了语言中语音、词汇、声调与南昆、北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若这些内容与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 (语音中包括声调 ,声调即字调 )、建筑材料———词汇、结构规律———语法相对应 ,即语言方音中 :1 .词汇、声调与唱腔旋律 ;2 .词汇、语法与曲词 ;3.语音中音节 (声母、韵母 )的变化。其中声调归为外因 ,词汇、语法归为内因 ,音节归为外因 (依据它们各自功能 ,依次分为外因、内因 ) ,这其中它们又有相同点与不同点 .二者的相同 ,说明在语言方音上 ,二者渊源已久 ;二者的不同 ,也就是内因、外因的不同 ,说明北昆与南昆在语言方音上发生了很大差异 ,当南昆流布到了新的地域 ,与其方音 (苏州—中州音 )相交融 ,产生地域的变异 。

《中山狼》中狼、东郭先生和赵鞅等形象的演变——以“康海本”和“北昆本”为例

北方昆曲剧院演出本《中山狼》以康海的杂剧《中山狼》为底本改编而成,前者中狼与人的形象与后者相比变化较大,如东郭先生和赵鞅等,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康海的杂剧表现的是中山狼的忘恩负义和东郭先生的迂腐,而北方昆曲剧院演出本则揭露了狼的凶残本性,批判了东郭先生善恶不分、忠奸不辨的愚痴,并对赵鞅和老农的形象予以肯定和赞赏。

昆曲曲律与曲唱

文章主要探讨了如下三个方面主要问题:第一,元时的"北曲唱"问题,包括"务头"、"寻腔依韵唱之"等。第二,明时的"北曲唱"问题,一是明初(明人口中的"国初")在南方诸腔显现之前的"北曲唱",二是南方诸腔兴起后,明代(中下叶)的"北曲"及其唱,三是所谓"絃索北曲"问题。第三,以剧套首曲考察"北曲"基础唱调及其衍化问题:一是"北曲",非但每篇曲作必"曲文不一",而且其曲牌文体实无"定格";二是从【点绛唇】等剧套考察其曲牌"音乐定腔"与"依字声行腔"的三种情况:其一是以其基础唱腔作"定腔传辞";其二是守其基本唱腔结构框架,其具体曲文"以磨腔规律为准"即"依字声行腔",使其旋律进行趋势与唱调句洛音及终止音相一致;其三是以基础唱调作"以定腔传辞"为主要唱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