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与制衡:北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线

北宋时期发展出一套与近代责任政府“神似”的独特治理体系,通过非成文法(祖宗法)确立下来的“习惯法”上升成了朝廷纲常——君权象征化,国家治理一旦有过失,则必问责,责任即由宰相们承担。北宋开国便确立了一系列政治原则:(1)“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实则为北宋不可变的政治惯例,“虚君实相”的治理结构使得皇权表现出高度的谦抑性;(2)责任政府让皇帝“统而不治”,治权与政权高度分离,宰相拥有较高的行政权;(3)台谏在北宋的地位极高,对行政权形成了史无前例的限制,形成了皇帝——宰相——台谏的并立局面。

宋代楷书式微原因初探

两宋 32 0年较为和平的环境 ,给楷书的再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然而 ,在大唐兴盛之后 ,宋代楷书艺术却一直式微不振。其因有内因 ,也有外因 :一、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二、宋代书家“尚意”的理性选择对楷书艺术追求的淡漠 ;三、从“书判取士”变为“经义取士” ,宋代科举和学校教育立场的改变对楷书地位的削弱 ;四。

北宋胡瑗入朝校律考

胡瑗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教育家,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景祐、皇祐年间,胡瑗两次入朝参与乐律校正,引发朝野议论。研究当年的校律定乐情形,可以发现两次定乐既有钟磬、律管的分别,又有阴阳附会的道德评价,绝非简单的音律校定。从两次校律的效果来看,胡瑗只是创造性运用了"管口校正"与管长调整的校音方式,其音律校正效果并不理想。

试论北宋中后期文化重心的特色

北宋中期,是北方文化兴盛的高峰、南方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北宋后期,则是北方文化重心地位下降、南方文化重心优势不断加强的时期。从文化要素的发展状况分析,北宋中后期的文化重心主要有儒学重心位于北方、南方政治人才不断增多、文学和教育重心在南方等特色。

北宋的河朔集团

北宋社会发生了三次重大转折,政治集团的命运与之息息相关。第一次,唐末到宋初,在政治中心东移趋势影响下,代北集团扩展为河朔集团,落足于河北、中原地域。第二次,社会走向文治以后,军功大地主被出身中小地主的文吏、士大夫所替代,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河朔集团的文人化,为东南势力的上位铺平了道路。第三次,随着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礼仪、吏治、财政赋役与榷法制等走向江淮化,河朔集团逐步让位于东南集团。

都誓主论考

都誓主作为酉水流域诸蛮首领的称号,最早见于北宋时期的史料当中。由于史料记载简略,使得学者们在都誓主职位的设置时间、由来以及职能等问题上均存在争议。梳理相关史料和民间文献资料,结合制度和时代背景,可以判断,都誓主一职是唐末溪州地区土家族各地方势力发展、联合的产物,至北宋时得到中央朝廷的认可,并进一步规范其职能,使其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是代表酉水流域各土家族政权利益的盟主,另一方面是北宋政府维护酉水流域地方秩序、监管各誓下州长官承袭、统管各誓下州朝贡事物的代理人。都誓主职位的设立,反映了北宋政府在管理西南少数民族过程中始终坚持"因俗而治"的指导思想,在实现地方的精细化管理及稳定地方秩序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北宋北边三路的分合

太平兴国二年(977),陕西转运司分为陕西河北与陕西河南二司,文献中的陕西北、陕府西北、陕府西河北路皆指前者辖区,陕西南、陕府西南、陕府西河南路指后者辖区;河北路亦分出河北南路。由于北汉的割据,陕西与河北诸路分别辖有今山西南部中条山以西、以东区域。太平兴国四年(979),北宋吞并北汉后并未立即设立河东路,该路置于太平兴国六年九月(981),刘甫英为首任转运使,随之陕西、河北诸路各自合并。熙宁五年(1072)、六年,陕西、河北两路复各分为东、西二路。北宋北边三路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的演变,除了受辖域变化等客观因素影响,也与备边政策影响下转运司事务的繁剧程度相关。陕西、河北两路先各自分为南、北二路,后又各自分为东、西二路的地理现象,系由宋廷与其对抗势力间对峙方向的转移所致。北边三路“事当一体”,其或分或合,以及采取何种分路方式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