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再考察

《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的时间、原因、过程等问题,前人已有考述,然尚有不足。经重新梳理史料,发现《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应当始于永乐七年六月,至永乐十六年五月成书上进。朱棣突然决定三修《明太祖实录》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永乐六年冬,《永乐大典》成书上进,使得朱棣有足够的人员从事三修本《明太祖实录》的纂修工作;其二,朱棣对李景隆“心术”的怀疑是三修《明太祖实录》的根本原因;其三,永乐七年的北巡唤起了朱棣对李景隆的怀疑与不满,是朱棣决定第三次纂修《明太祖实录》的直接原因。此外,《明太祖实录》的三修工作完全在朱棣的控制之下进行,实录及纂修班子随朱棣銮驾在南北两京之间几经迁移。三修《明太祖实录》或于北京太液池焚草,但此时实录成书后即焚其草的惯例尚未形成,因此焚草时间可能并非在上进后不久。

魏晋南北朝游军研究

“游军”在史籍中一开始指代游离于外、居无定所的军队,而后逐渐成为了机动军队的代名词,分别出现于三国后期的平定诸葛诞的淮南战场和魏蜀交战频频的关中战场。两晋南朝时期,游军一方面仍是临时的机动军队代名词,运用于大规模的军事场合;另一方面出现了层级化和职官化的趋势,并承担了地方治安和守卫的责任。北方的十六国北朝时期,游军仍为临时机动军队的代名词,未出现和南朝相似的专官管理和层级化的趋势;到了隋唐五代时期,游军彻底沦为了机动军队的代名词。

陕北黄土高原窑洞文化与旅游开发探讨

窑洞不仅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形式,更是一种孕育了黄土高原浓重的民俗民情、体现了人地和谐发展观的文化形式;窑洞文化是黄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需要深度开发的重要人文旅游资源。文章结合陕北旅游发展实际,全面分析了旅游开发面临的机遇和问题,进一步提出了陕西作为旅游资源大省应当抓住陕北红色旅游热这个发展契机,采取依托延安、深挖窑洞文化内涵、将窑洞旅游与其它旅游项目捆绑推出等策略和建议,使窑洞文化旅游成为发展陕北旅游的新亮点。

借鉴北欧经验 推进我国森林城市建设

2006年6月20日至7月2日,中国专家考察团通过对芬兰、爱沙尼亚、瑞典、丹麦等北欧四国的城市林业考察,全面了解了这些国家在城市林业规划、森林公园和户外教育基地建设、屋顶绿化、工业遗弃地的森林植被恢复、社会参与城市林业建设、城市森林研究及城市间的合作等方面的理论、实践和经验,最后结合中国森林城市建设实际,总结了三点启示。

基于最小生成树Kruskal算法的皖北地区旅游交通优化与线路组织

探讨了图论最小生成树Kruskal算法在旅游交通优化与线路组织中运用的可行性和应用原则,并将其用于皖北地区旅游交通优化与线路组织实践上。通过此算法求得联结皖北主要旅游目的地城市最优树,并依照皖北地区各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得出理想的旅游交通格局。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三条主题旅游线路,即沿淮自然风光、历史文化主题旅游线路、沿涡河—淮河历史文化主题旅游线路和两淮工业旅游、历史文化主题旅游线路。最后将理想线路与实际情况进行了比较,并针对该地区旅游交通功能提升和旅游线路产品升级提出相应对策。

秦岭北麓公路生态旅游景观开发研究

文章首先简述秦岭北麓公路生态旅游景观开发的背景,接着在研究国内外现状的基础上论述公路生态旅游景观的涵义和构成功能,结合秦岭北麓的旅游资源分布和交通状况,阐述公路生态旅游景观开发的原则、总体构思。最后,提出对秦岭北麓公路生态旅游景观进一步开发的建议。

清帝北巡和喀喇河屯行宫的建立与覆灭

行宫是指专供皇帝外出巡幸时起居用的宫苑,又称离宫。长城以外很早就是蒙古族游牧的地方。蒙古族是女真族统一中国、建立清王朝的一支重要力量。清代,特别是从康熙皇帝时期开始,到乾隆皇帝、嘉庆皇帝执政时期,三代帝王一共进行木兰秋狝105次,每次避暑、打猎都要往返于从古北口到承德的二百里“御路”上,为此便在燕山腹地建立了包括巴克什营、两间房、长山峪、王家营、桦榆沟等20处供皇帝及随行人员驻跸的富丽堂皇的行宫。喀喇河屯行宫是清帝在塞外建造最早的皇家宫苑,是除了热河行宫之外,面积最大,殿宇最多,也是历代皇帝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行宫。现就清帝北巡情况和建立这处行宫的缘由、作用及覆灭原因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清代政治及热河历史的研究。

襄樊北街旅游特色街区发展对策探讨

旅游特色街区既是城市区域组成部分,又是吸引游客的旅游吸引物,是游客感知当地人文风情,增强旅游体验之地.文章从襄樊北街发展现状出发,通过分析其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现有形象定位及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提出提升襄樊北街更具竞争力的旅游形象对策:做大做强襄樊北街的文化品牌特色,提升其文化与生态旅游品质.

崔骃四考

崔骃生平与作品作年至少还存在四方面问题可进一步考订清楚:其一,崔骃在太学时期与班固有同学之谊的可能不大,傅毅与班固非同学之谊而是师生之谊;其二,崔骃在太学时期所作《明帝颂》、《冬至袜铭》、《缝铭》、《樽铭》、《达旨》等作品的作年大致可以确定;其三,崔骃《北征颂》存在别称的可能,或为《武都赋》,或为《武赋》;其四,崔骃《四巡颂》具有弥补《后汉书》相关记载不完备的史料价值,尤其是《西巡颂》详细描述了汉章帝西巡的过程,可补史阙,《东巡颂》对于祭祀屈原的记载也丰富了汉代楚辞学史的内容。

论《北游录》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

《北游录》一书,记录了谈迁为写作《国榷》而赴京收集史料的往来经历,既有纪实文字,也不乏诗文描述,是研究谈迁生平、思想及清初社会状况的珍贵文献,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运河文化视阈下的谈迁《北游录》

谈迁的《北游录》是清代一部史料笔记。其中包含大量有关运河的资料,反映出运河文化的三种基本形态: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行为精神文化。突出表现在详记治河修运及水闸里程,反映运河管理制度,描绘运河沿线的商业城镇,论述运河沿线的民间风情并创作了大量运河之诗。探讨《北游录》蕴含的运河文化价值,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热河巡视停废与北方失控

热河不仅是清帝消夏行宫的所在地,亦是仅次于北京的第二政治中心,在清朝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清帝在此展开的一系列柔远绥怀的活动对于清朝强化满蒙联盟、调和宗教以及适应民族习惯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康乾嘉朝的结束,清帝对热河的巡幸也随之减少甚至中断,到了清末热河巡视活动视基本废止。整个过程对清朝边疆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尤以蒙古部族为主体的北部疆域的安全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