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毛领皮衣复原研究

位于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伊和淖尔墓群M3,出土了一件名为“北魏毛领皮衣”的文物,经修复后公开面世。在北魏服饰出土实物稀缺、相关结构工艺研究较少的现状下,其为北魏服饰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从展览所现毛领皮衣形制及尺寸出发,结合文献及考古资料所载当时皮料来源、攻皮之术、面料布幅规格及相关服饰特征等内容,推定皮衣尺寸结构及用料用量,以复原制作还原其历史面貌。研究其特性及所含文化后认为,出土皮衣应为一件最初在游牧民族生活需求催化下产生的、实用性与美观性兼备的带袖披风,在北朝考古资料所现场景中,被人物披着时,于领部固定、袖空垂于外。

北魏司马金龙夫妇形象复原

在传统服饰热潮兴起和服装史研究具象化的背景下,尝试对北魏平城时期的装束服饰进行复原。通过对历史文献、出土服饰实物与壁画陶俑图像三重证据的考据,并以生活于这一时期的贵族司马金龙夫妇为案例,从服装、配饰、妆容、生活场景等方面还原北魏平城时期贵族男女的装束服饰。此次复原将司马金龙形象确定为头戴圆帽屋鲜卑垂裙帽,身穿直裾袍与绛纱褝衣,足踏木屐;钦文姬辰形象则确定为头戴四瓣帽屋鲜卑垂裙帽,身穿长褶衣与八破间色裙,足穿靴。夫妇二人的着装既表现出北魏平城时期汉服与鲜卑服杂糅的特点,也在细节处反映司马金龙与钦文姬辰作为胡汉融合家庭的身份特征。此外,本次复原还结合了南北朝乐府诗中对生活场景的描写内容,为还原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画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北魏解散部落政策与领民酋长制之渊源新探

前秦攻灭代国后,通过"散其部落"之措置,解散了拓跋部族联合体。北魏道武帝的解散部落政策,实取法于前秦,亦即将所征服或来附的部族联合体分割成更小的部族单位,纳入到北魏国家的统治体制中,部落组织和原本世领部落的酋长对部民的统治权仍得以保存。这种得到国家认可、授权的部落酋长,北魏名之为"领民酋长"。这种性质的领民酋长实亦见之于十六国,并为北魏所取法。从比较研究视角考察十六国时期的解散部落和领民酋长,有助于深入理解北魏解散部落政策和领民酋长制度的渊源及实质。

北魏洛阳时代墓葬的发现与研究述评

"北魏洛阳时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反映北魏社会信息载体的已发掘的墓葬资料,多分布在豫、晋、蒙、冀、鲁、陕、甘地区。中外学者从其墓地制度、墓葬形制、墓葬图像、随葬品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为探索洛阳时代的历史原貌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但在一些主要问题的认识上,也还存在着视点相同、思考模式同一化等问题,变换视角,重视细节,应是未来研究中需要强化的着力点。

东魏、北齐时期的“道”探讨

东魏、北齐时期,国家设置"道"作为大都督、临时行台和地方化的稳定行台的活动区域的规定。但是,随着东魏、北齐国家军事征讨制度的改变,逐渐取消了大都督和临时行台的设置。在这个过程中,"道"与地方化的稳定行台成为固定的结合,因此,"道"成为地方化的稳定行台区的代称。这种"道",实际上,是东魏、北齐国家控制地方的重要军政区域,在对外实行军事防御以及保证国内统治秩序的稳定上,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试论魏晋南北朝再婚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寡居女性有的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熏陶而不愿再婚 ,有的受先秦两汉以来寡妇再婚以及北朝少数民族婚姻开放风气的影响而再婚。由于受门阀等级内婚制约 ,再婚双方都较为重视对方门第。男姓再婚虽然在礼法方面有许多限制 ,但在实际生活中礼法限制则形同虚设 。

魏晋南北朝妇女的宗教信仰

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频繁更替,世道混乱,战争不断,百姓生死无常,这就为人们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魏晋南北朝妇女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佛教信仰、道教信仰与其他民间信仰同时并存,互相影响。民间信仰的女神很多,主要有西王母、麻姑、紫姑、丁姑、广陵茶姥等。反映妇女信仰的行为方式也很多,主要有巫术、相术、占梦与祭祀等。广大妇女或因战争而失去丈夫子女,或因逃避战乱而失去家园生计,或因婚姻失意而遁入空门,或因被废、被迫、被俘而孤单无助等等。在这个尘世失意而寻求归宿的漫长过程中,妇女的宗教信仰亦汛滥四溢,多姿多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黔中文化的发展状况

黔中自古以来就远离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关于贵州地域中的黔中的确切记载开始于明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黔中被称为"南夷"之地,物质文化发展相对贫乏;黔中地区与中原交往时断时续,中央政权虽在此设郡守县令,但事实上的掌权者是当地的土司、王侯;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该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

文化认同视角下的北魏平城时期贵族佛道信仰变迁

平城时期是北魏少数民族政权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文化碰撞与融合共存。在信仰文化上,北魏政权改变了原始的自然崇拜状态,转而尊崇代表当时主流信仰文化的佛道,故信仰文化的认同加快了鲜卑族汉化的步伐。佛道间的根源性差异、北魏上层的认同性取向等因素致使二者在北魏平城时期实现了历史性的变迁,使得佛道信仰文化发展更趋于成熟。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与隋唐盛世的形成

从秦汉开始由于战争及其他原因 ,周边各少数民族即纷纷内徙 ,到魏晋南北朝形成高潮。这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 ,积极接受汉文化的熏陶 ,学习和实践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 ,同时 ,也将本民族的优秀成份融入到汉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生活中去 ,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实践证明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 ,为隋唐盛世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

北魏洛阳时期文学风气的外在表现

迁都洛阳后,北魏文学有较为快速的发展,文学风气得到重建,外在表现就是社会上文学活动的相对兴盛有密切关系。文人在相互切磋交流中提高了写作技巧,南北文风在这样的活动中也得到了初步融合。北朝后期唯有东魏北齐继承了北魏多数的文化遗产,这就为北齐文学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试论魏晋南北朝子书撰作风貌的阶段差异

魏晋南北朝是春秋战国以后子书撰作又一次极为活跃的时期,本时期近400年的历程中各个具体时段的子书著述,在内容上不免要或多或少地表现所处年代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像或特色,以及创作主体身份乃至文风方面的差异。大体而言,建安三国时期较重要的子书的作者多为军政实务之臣,作品多涉及政略治术,以及社会风气的批评和重建的主张,在思想上往往兼融博取,以有效为原则,文风朴实明畅。两晋南北朝时期较重要的子书的作者则多为文人,作品对社会现实治乱兴衰问题的关注逊于前代,流露的老庄思想及道教、佛教思想则渐趋浓重,许多作品博录名物、轶事、琐语,形似杂钞、笔记、类书,追求文采的风气日益高涨,先后涌现葛洪、萧绎等倡导情采缤纷之华美文风、并在撰作中大力实践的作家,子书的文采化达到顶峰。

北魏平城时期民族融合法理蕴含的传承价值

北魏平城时期民族融合蕴含的法理,是在游牧民族与汉族政权的文化碰撞和相互交融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又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北魏平城时期民族融合蕴含的法理是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少数民族与中原政权的整合和融合而形成的法理结晶,传承北魏平城时期民族融合蕴含法理不仅有助于培育我国国民的中国传统法理自信,还有助于发挥北魏平城时期民族融合蕴含法理的能动性,唤起我国国民的法治意识和自觉性,推动“依法治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实施。

北魏前期的两次迁邺事件及其影响试探

北魏道武帝和明元帝时期,曾经两次有迁都邺城之意。经过对北魏前期这两次迁邺事件的经过、意义和影响的探讨,发现这两次迁都邺城虽然均未实现,但其从客观上反映了河北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对鲜卑拓跋氏的吸引,促使了北魏统治者对河北地区政治形势的思考,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河北地区建立了有效的统治以及加快了与河北大族的合作步伐,而这一切都有力地巩固了北魏的新生政权,并为北魏统一北方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从关中地区地名变迁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动荡与分裂的时期,同时也是民族融合与同化的时期,民族融合趋势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关中地区是少数民族内迁的主要区域,入主关中的少数民族不仅沿用了很多当时的古老地名,也创造出许多反映民族特色的新兴地名。这些“新地名”与“旧地名”,极大地丰富了地名学的内涵,为关中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由此也能看出民族融合的些许信息。

基于语料库的六朝与隋唐五代石刻楷书异体字比较调查

六朝与隋唐五代时期的石刻楷书中存在着大量异体字,它们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分别从异体字数量、异体字形、字位主形三个方面对"六朝石刻楷书语料库"与"隋唐五代石刻楷书语料库"中所贮存的异体字展开比较调查。调查表明:从数量上看,与六朝相比,隋唐五代石刻楷书的形体渐趋规范定型;楷化过程中,组成汉字的构件与笔画数量、汉字出现的频率、历史的传承与积淀是影响异体数量的共同因素。从字形上看,两段时期的异体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传承性,同时,隋唐五代石刻楷书中也出现了一部分具有时代特征的变异形体,其代表即"武周新字"。从字位主形上看,简易、区别、表义性、系统性原则是汉字楷化过程中楷书异体的选择标准及优化原则。

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边防御体系

明初,元朝势力北撤塞外草原,史称"北元"。北元欲图恢复中原,明朝为加强边防,修筑"边墙"(长城),建立卫所。明朝在与北元保持对峙格局的同时,不断加强北边防御体系建设。洪武二十九年正式设置开平卫指挥使司,将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后东、西两面的防御体系正式联结起来,构成一道外围防线,标志着明洪武朝北边防御体系的建成,也成为明与北元的基本疆界。

论魏晋南北朝的女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学衰微而玄学盛行,社会风气大为开放,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女性呈现出了和以往不同的特色。《世说新语》展示了这一时期女性的风貌。

试论魏晋南北朝齐鲁史学的历史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齐鲁史家辈出。其史学著述的内容包括了记述前代史、记录当代史,体裁则有纪传体、编年体以及杂史、偏记小说等,而人物传记、家族史、谱牒和历史地理的编纂更是盛极一时。《文心雕龙·史传》的面世,更预示了史学工作即将进入一个更加自觉的历史时期。不过,此期的齐鲁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制度的烙印。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妖怪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大量的妖怪形象,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魏晋之妖既能幻化为"全人"形态,又具有一定的物性特征;大部分妖怪不仅作祟害人,且有了媚惑人的手段和狡猾的特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人情味。这些妖怪形象与当时的鬼神信仰、世风时俗、社会风气等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