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M1墓主族属新探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M1出土了“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前人考证墓主的族属为属于匈奴别部的卢水胡。从历史文献和出土印章来看,汉晋时期的中原王朝对于卢水胡和匈奴有着明确的区分。通过梳理上孙家寨墓地可能与匈奴有关的墓葬可知,以乙M1墓主为代表的匈奴族裔应在不早于东汉来到此地,至汉末魏晋仍有延续。乙M1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均表现出与河西东部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墓葬的联系。结合文献记载,河西地区正是东汉王朝与北匈奴接触的前沿地带,推测乙M1的墓主很可能属于一支东汉早期投降汉朝,被安置在张掖一带的北匈奴的后裔,之后进一步南下至河湟地区。

北宋士人赙赠活动与其文学书写之互动

北宋时期,存在于官场、文坛、乡族等场域的士人私赙普遍盛行,与赙赠相关的文学书写大量增加。同僚官属、文学同好、士人与乡族之间的赙赠,或以塑造“贤官”形象为目的,或基于文学追求与身份认同,或隐喻社会秩序之稳固。部分士人的赙赠书写呈现表演化特质。其中,辞赙行为及其书写宣传或可为部分士人带来举荐晋升等实际利益,成为文化资本。因此,北宋以丧葬文体为主的赙赠书写被纳入赙赠活动之中,“以文代赙”“文赙并赠”等行为既是北宋士人赙赠观念变化的体现,也是士人宣传诉求下的文化产物。

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时空分布与特征

藏传佛教格鲁派自公元15世纪初传入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后,经过两百多年的不断发展,到了清代,得到快速发展,突出表现在寺院数量的增加以及在时空分布上所呈现的地域特色。而拉卜楞寺的创建和乾隆年间金川之役后"兴佛灭本"政策的实施,以及清廷的大力推崇,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兴盛的主要原因。

两晋南北朝“白衣领职”初探

两晋南北朝时期,“白衣领职”是一种与“免官”完全不同的处分方式。它既是对官吏任免和惩处制度的完善,也是对受处分官员某种程度的保护措施,其根本目的是既维护权威,又维持正常工作秩序。这种特殊的领职方式,体现出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的特殊性。

彝语北部方言语音的发展演变趋势

彝语北部方言中各次方言和土语的发展演变进度不同,为研究彝语北部方言语音的发展演变趋势提供了很好的对比分析材料。复辅音声母和复元音韵母仅存于所地次方言中,且正逐渐在消失;还保留有舒唇元音的次方言已经缩小到只有义诺次方言,仍然处在消失过程中;鼻冠浊音在田坝土语和圣乍次方言的越西语音中已经弱化和消失。

北宋军队回易问题再探讨

"回易",在北宋时期,演变成为北宋军队从事赢利性活动的行为。这种行为虽弥补了军费不足的窘境,使得军费的不足的压力可以得到稍稍缓解,但是回易是军队这种特殊身份的群体的行为,同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军队回易阻碍和破坏了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秩序。因此,从北宋时期军队从事回易活动对商品经济的影响为出发点,阐述北宋政府对军队从事回易活动的限制与管理。在对军队回易活动的监督和管理的基础上,保证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秩序。

北宋“正统”“夷夏”“中国”诸观念问题新探——以士大夫言论为中心

"正统""夷夏"和"中国"诸观念,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思想观念。对北宋时期这些相关观念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严重分歧: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总体上仍遵循前代传统,并未产生质的变化;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格外强调民族区隔,实际上产生了新的类似于近世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通过大量史料可以证明:北宋时期由于当时政治情势的特殊性,虽有一些相应的与时代相关的特殊内容,但是,其在总体思想倾向上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是一直延续着古代中国的基本思想文化传统,故其不能被论断为"近世中国民族意识的远源"。

北朝炎黄祖先记忆与“中华”认同

炎帝、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共祖”,是由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共同确立的,而北朝是炎黄祖先“共祖”身份确立的关键时期。十六国至北魏,边疆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往往祖述炎黄,以促使本族“华夏化”,确立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北魏孝文帝迁洛,施行“汉化”改革,推动了各虏姓家族接受“炎黄子孙”身份。至西魏北周,炎帝、黄帝成为关陇地区鲜卑、汉人、氐羌诸族共同尊奉的祖先。至此,炎黄祖先正式由“华夏先祖”发展为“华夷共祖”,并影响到后来突厥、契丹诸族。这推动了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和发展。

支格阿龙的事迹比较

《支格阿龙》作为彝族传统文学中的优秀之作,广泛流传于彝区。从滇、黔、川三省彝族有关支格阿龙事迹的文本展示看,四川和云南的相当简略,主要表现在射日月和整治毒蛇等自然灾害方面。而在贵州彝区流传的文本,则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了支格阿龙在统治者的领导下,消灭敌对势力,整治社会秩序的行为和过程。三省彝区的《支格阿龙》文本,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川、滇操北部方言的彝族中,主要表现为与大自然的斗争,贵州彝区则表现为与社会势力的斗争。

北魏初至北周中的司马楚之家族兴替

北魏初期,司马楚之凭借个人才能及其与鲜卑贵族、皇室的姻亲关系,父子得以世袭王爵,担任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的要职。孝文帝时期,司马楚之家族世袭要职的特权被取消,爵位亦例降为公。司马悦为重振家族,改变了以往的姻亲关系,开始与汉族大族联姻,以抬高家族的地位。北魏末,司马裔归顺西魏(北周)政权,依靠乡里、宗族的势力,屡立功勋,从而受到统治者的宠信,然关东豪族的身份使司马裔最终未能进入西魏(北周)的政权核心或政治中心地区任职。

北宋诸儒《易》学观

北宋时期,《易》学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解说与评价《易》成为儒学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北宋诸儒有关《易》学的总体评价很多,内容涉及《易》道总评、作者辨正、学派论衡、通经致用等各个层面,对汉唐《易》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了怀疑与修正,同时也结合时代思潮对《易》做出了新诠释,从中可以透视出北宋《易》学的内在演变轨迹。

北朝君臣对儒家华夷认同思想的汲引、发挥与运用

先秦以降,儒家民族思想中蕴含的华夷民族认同思想观念成为北朝君臣推动民族认同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动力。北朝君臣通过对其中的"以夏变夷"的民族观、"夷可主夏"的正统观、华夏文化正统观、中原地域正统观及华夷民族统一观等一系列思想观念的汲引与发挥,丰富和发展了民族认同思想,并以之为指导,在大一统情怀的激励下,进行了塑造正统和致力统一的不懈努力,推动了北朝以拓跋鲜卑为主的少数族与汉民族的统一与融合的历史实践。

欧阳修自传的史学价值与叙事策略

欧阳修自传《六一居士传》是含蕴深厚、意义深广的中国自传文学的杰出代表。将其放置于北宋历史文化的视野下考察,更能深刻地揭示出北宋文人悠闲雅逸的日常生活中,其游艺之乐与人格理想,显示了北宋浓厚审美文化氛围下,文人情趣境界超越前代之高标的史学价值。《六一居士传》对于中国自传文学的创造性贡献,更加深和拓展了此后自传写作以雅趣好尚彰显自我形象的审美之维,提供了作为自传的叙事对思想品性的传达的高超叙事经验。

论“朝鲜中华主义”的实与虚

朝鲜后期,北伐论激起朝鲜士大夫小中华意识高度发展,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朝鲜中华主义"。然而从事实来看,朝鲜士大夫虽然有很强的文化自尊意识,但是这种自尊意识是建立在春秋大一统之上的,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反而使一元的天下观进一步强化,将中华秩序理想化。所以,朝鲜后期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并不表示朝鲜士大夫以朝鲜为中华之正统或中国之正统,反而继续承认朝鲜为小中华,而在事实上更不证明朝鲜为当时东亚的文化中心国家,所以我们在使用"朝鲜中华主义"概念时尚需仔细斟酌。

北宋五子意论之体用二重性

北宋五子关于意的相关探讨表明,意在理学中正逐渐成为独立的概念。他们普遍认为,意具有意见、私意、意念、意欲等义,是天人、物我之间的隔碍。然而,正因为意居于天人、物我之间,是贯通天人、物我的结穴,其自私、遮蔽、阻碍的意涵又必然随之消解,潜在地构成意论在体用方面的两重特质。意作为天人、物我之间的隔碍为表象,而沟通天人内外才更为必然和根本。通过贯通天人内外,此一心意成为人成就内在自我的根据。

闽北走廊与物的流动——武夷山民俗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在对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自然与文化双世界遗产武夷山的研究中,武夷山民俗的研究是其题中之义,但是迄今为止并未很好展开。通过提炼相关研究的史料和方法、梳理相关研究的问题和关怀,可以看到武夷山民俗研究的广阔前景及可能趋向,并可以"闽北通道"和"物的流动"两个关键概念,统筹武夷山民俗——尤其是茶叶、食物和"两会"(蜡烛会和柴头会)的研究,以便建立民俗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图景。

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历史述略

公元8世纪末,藏传佛教已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开始弘传,全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兴建与佛法的弘传是同步进行的。各教派寺院的相继建立也成为该派在这一地区传播的标志。宋代及以前是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发展的初始阶段,元明时期是寺院的发展阶段,清代及民国时期是寺院发展的兴盛阶段。

滇北禄武彝区基督教传播与柏格里彝文的创制使用与影响

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基督教得以在滇北禄武彝区传播,柏格里彝文得以创制和使用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虽然在一些方面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对彝族传统文化传承而言,它无疑促使了彝族传统文化和原始宗教信仰发生了非本体化的变异,很多优秀的彝族传统文化逐步流失,处于无人传承甚至濒危的境地。

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其中魏与西晋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朝的民族关系则是南方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夷夏之辨上,魏与西晋汉族思想家的夷夏观明显偏激、落后,以蔑视少数民族、鼓吹"戎晋不杂"论的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而南北朝时期则是南北方政权都以正统自居,斥对方为僭伪;而在这种相互争正统的政治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认同。

论志怪小说的前承后继

先秦两汉志怪小说的深厚底蕴和深刻的社会原因,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发展进入成熟 时期。唐传奇在此基础上的崛起,有其深刻的文学渊源、文学环境和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蒲松龄又化腐朽为 神奇,使《聊斋志异》拔地而起,把文言小说推向历史最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