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初探

西北国际通道是抗战时期经中国西北地区运输外国援华物资、援华人员和中国易货物资的重要国际通道,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与运行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学界对西北国际通道研究十分关注,现有研究对其基本概念如名称、路线、里程认识并不一致。文章依据通道地理位置及运输状况将其定名为西北国际通道;通过梳理抗战时期报纸、期刊、书籍等资料,分析得出通道有三条线路,公路线起自今哈萨克斯坦萨雷奥泽克车站,终于兰州,航空线为阿拉木图至兰州,驿运线为印度列城至中国新疆叶城;以修建维护通道的新疆公路局、西北公路局等机构资料为依据,考订西北国际通道公路线里程为2934公里。

安汉与抗战时期西北垦殖运动

安汉,陕西南郑人,民国著名农学家、垦殖专家。与诸多爱国知识精英一样,抗战时期安汉毅然投身到西北开发大潮之中。不同的是,安汉不但拥有专业的知识,科学、系统的西北垦殖思想,还具有躬身实践的勇气。更难能可贵的是,其指导下的垦殖活动,成绩均位列全国垦区之冠。由此可见,人才对于西北开发之重要。但不幸的是,安汉因直言揭露、批评地方政治与军政人员的腐败,而惨遭杀害。安汉之死,突显了战时西北开发实践的复杂与艰辛。

战时教育部西北公路线社会教育工作队活动述论

1942年5月至1945年1月期间,以西北五省为工作区域、以虞文为队长的教育部西北公路线社会教育工作队是在抗战这一特殊背景下产生并发展演变的一个战时社教巡回工作组织。该工作队初期不足50人,后期发展到121人,先后在陕西的南郑、宝鸡、西安,甘肃的兰州、皋兰、武威、张掖、酒泉、天水,青海的西宁、塔尔寺、鲁沙尔,宁夏的银川等地,举办话剧公演、电影及幻灯放映、壁报张贴、新闻照片展览、补习教育、艺术教育等社会教育活动。其施教活动寓教于乐,成绩突出,受到广大民众及当地政府的称赞。它不仅为西北普通民众提供了难得的接受教育、接触现代文化、享受现代娱乐的机会,而且在潜移默化影响民众的思想观念,培养戏剧、音乐等人才,推进陕甘青宁四省份的抗战宣传和社会教育方面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典与赎:全面抗战前后晋西北农村的土地交易

典地作为农村土地交易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晋西北农村虽常见却不甚发达。一方面,典地交易多点散发,呈遍地开花之势;另一方面,各地典地发展状态存有差异,且典地户和典地数总体较少,又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不平衡性和滞后性。尽管如此,参与典地交易的阶级来源仍十分广泛,基本涵盖了农业和非农业的各类从业者,其中高利贷者(包括商人高利贷者)、中农和上升中农构成承典主体,而没落地主及部分富农、中农和小商人成为出典主力。对出、入典双方而言,典地行为不仅是战时环境、政策调整和物价变化等外部刺激催生之物,更是两者依其自身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及风险偏好等作出的必然选择。晋西北农村地区典地回赎政策在全面抗战前后的不同时期几经流变,其中以中共的典地回赎办法最受瞩目,对确立农民主人翁地位、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意义重大。

备战:湘黔、川汉、川豫铁路之变和“靠山、分散、隐蔽”之争——从“156项重点工程”到“三线建设”时期的二汽厂址选择(六)

1958年底,二汽在湖南第二次上马后,因“大跃进”运动的调整而再次下马。1964年10月,二汽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第三次上马。先沿川汉铁路选在湘西一带。1965年11月,因改修川豫铁路(即襄渝铁路),二汽改到鄂西北一带选址。虽然经历了“靠山、分散、隐蔽”的争议,和部分群众的“厂址造反”,但中央领导、相关部委和大部分二汽筹备人员尽力在备战隐蔽与经济合理方面取得平衡。1968年11月,周总理最终定址十堰,为二汽的建设和发展争取了相对有利的环境。

西北联大汉中分立院校战后教育复员考述——基于民国时期报刊的考察与分析

抗战胜利,高等教育复员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重要一环。依据多年来收集整理的“西北联大”专题性第一手民国报刊(以报为主)材料,运用报刊文献调查法,对西北联大汉中办学的分立院校战后复员的历史渊源、过程等予以关注,结合相关文献进行系统考察、梳理、分析和研究,旨在揭示这一过程的历史事实与规律,并呈现这一过程中的诸多历史细节,对西北联大分离发展、战后复员及汉中社会区域研究等重要问题予以探讨。

抗战时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大后方办学述论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基于“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后方集中创办国立中学。在当时,国立中学之所以能够在条件艰苦的大后方重振弦歌,并且办学质量优异,与其注重继承优良办学传统,严格遴选学有专长、极富教学艺术的教师队伍,办学尊重育人规律,注重形成办学特色,重视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密切相关。作为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研究和国立中学大后方办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办学过程中形成的校史故事是构建与还原其办学图景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源。从故事重新进入历史,再现烽火年代附中艰难办学和作育人材的精神风貌,不仅可加深对中学培育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而且对于传承汉中抗战历史文化,讲好汉中故事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全面抗战时期国立西北联大训育制度探析

“训育”概念经日本传入中国以来,随着国人训育观念的加深,及至民国时期,“训育”开始由一个概念演变成一种教育制度。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等战时高校的出现,为管制战时大学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决定在高校建立训育制度,作为加强管理高校的关键举措。其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实施“导师制”、设立“训导处”和引入“三青团”。各地学生聚集地的西北联大,因其历史基础和地理位置,成为国民政府推行训育制度的重镇。就战时局势而言,此项举措的实施,虽说于学生民族主义精神的激发有过一定程度的推动,但该项举措不仅导致西北联大泛政治化现象严重,而且限制了学生的思想行动自由。

全面抗战时期西北茶荒及困境与张力

全面抗战时期西北出现的茶荒是因茶叶供应危机和需求攀升合力所致。茶荒伊始,甘肃地方采取的筹运举措收到较好效果,继之,受生活必需品短缺影响,又转而实行“以茶换货”的物资调剂政策,与之相伴随的限制茶叶流通、维持较高茶叶易货率等办法的实行,加剧了茶荒蔓延。而国民政府放松茶销、减轻税费、推进产销等驱策民营茶厂和国营中茶公司进入西北市场,带动了茶叶产量与供应的增加。凡此因应,又受到甘肃地方统制,对苏易货,战局变化及央、地矛盾等因素限制,终未使茶荒局面扭转,揭示出这一时期央、地、官、商间的张力,且对战后西北茶叶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全面抗战时期晋西北青年运动的发展与启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动员和组织青年运动成为各抗日根据地团结青年的重要方式。以晋西北地区为例,分析青年运动兴起的背景,进而从青年抗日救亡团体的建立、动员青年参军支前、帮助青年提高文化水平和革命觉悟等方面对晋西北青年运动的内容进行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历史经验与启示,不仅可以加深对此时青年运动的研究,还有利于激发当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抗日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生活的变迁

近代以来,西北地区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社会生活的传统色彩仍十分浓厚,但是到了抗日时期(1931～1945),由于国民政府西北开发战略构想的实施,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状况得到改善,民众的社会生活如衣食住行、婚姻家庭、文化休闲等各方面都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迁既带有计划变迁、战时变迁等特点,也颇具近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时代进步性和复杂性。

薪火传承 文化中坚——西北联大的办学特色及其启示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及其分立各校作为西部文化中坚,薪火传承。在学科建设上,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形成了完整的高等教育办学体系。在育人特色上,砥砺品性,通专并重,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其历史启示在于: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是西北联大取得丰硕办学成就的强大精神动力;依靠大师西部同样能办出一流水平的大学;学科积累和师资建设是大学成功的重要条件;人才培养质量与办学特色是衡量大学办学得失的重要标准。抗战时期大学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论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形成的表现

在近代中国波涛翻滚的思想领域中,一股以“救亡图存”为主线的“西北开发”思想亦显隐起伏,终至“九.一八”事变后,在空前的民族危机关头,訇然发展成为煌煌之“西北开发思潮”。文章着力从时代性、变革性、社会性、聚合性、层次性与阶段性几个方面,阐述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形成的表现形式。

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公路运输管理

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了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公路运输管理体制及其运营机制。分析表明:抗日战争时期,随着西北地区战略地位的空前提高,西北公路交通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公路建设里程增长迅速,公路运输车辆大幅度增加,汽车运输站点分布扩大等。为了有效提高西北公路交通的运输能力和运输效益,国民政府分别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加强西北公路运输管理体制建设。西北公路运输管理体制的加强和完善,一方面推动了西北近代公路交通的科学化、制度化和技术化运营管理;另一方面提高了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公路交通网的运输能力,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同治西北战争的一个侧面:战争波及人群的心理创伤及长远影响

同治西北战争研究表明:战时西北小民普遍遭受了比较严重的心理创伤,战后的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遗忘是小民在内心受到创伤之后的一种自我保护。个体的心理创伤最终会演化成一种群体性的心理结构,并固化在经济、文化以及风俗等之中,在今后长期的个体和群体社会行为方式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并对下一代甚至更多代的人们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抗战时期的西北开发与民众意识的近代化

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 ,它不仅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同时也促进了民众意识的提升 :社会风气空前开化 ,科教意识有了明显增强 ,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空前强化。民众意识的进步和向近代化迈进 ,为西北地区的社会进步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抗战时期的姜琦教育思想研究

姜琦是曾在西北联大任教任职的我国著名教育家。全面抗战时期,姜琦坚决反对将"平时教育"和"战时教育"割裂为二,强调教育哲学的持续研究并形成成熟的教育哲学思想。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突出对国民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的系统研究。针对当时中国教育存在的弊端,提出改进国家教育设施的具体对策等。全面抗战时期是姜琦教育思想渐趋成熟的重要阶段,展现出其在宽广的世界眼光中积极探索和勇于构建中国化教育思想与实践的高度使命自觉。

西北联大与西北历史研究

西北联大不仅秉持独特开放的办学理念,而且培育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学科专业,西北历史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西北联大时期的西北历史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效:对西北的历史文物古迹进行了考察、发掘与保护;撰写了大量高水平、开创性的学术论著;在教学活动中自觉加强关于西北历史的相关内容。西北联大对西北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弘扬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为西北历史研究特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转向"的重要标志;客观上为国家未来西部开发建设战略的规划、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工业化思想述论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人痛感东北之沦丧与民族之危机,开始关注西北地区。国民政府曾设想依靠西北为长期抗战的后方根据地,并以开发西北相号召,希望促进西北经济的发展,以增强抗战的力量,西北地区工业化的问题随之提出。时人对西北地区的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在今天看来仍不无启发意义。

抗战时期的移民潮对西北社会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大量的沦陷区人员西迁,形成了巨大的移民潮。当时大后方之一的西北地区,移民数量也很庞大。总体来看,这些移民的素质和层次相对较高,知识阶层和各类技术人员众多,工商人士聚集,为抗战大后方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对当时西北社会影响巨大,在教育、科技、工农业生产和商贸等方面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西北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