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梭于战火之中:转战陕北中担架队的组织动员和运行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勤工作是中共动员解放区群众为保障人民军队顺利作战,巩固解放区建设而进行的各种勤务工作。它是战时应运而生的一种支前方式,在中国共产党赢取解放战争胜利的过程中作出卓越贡献。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通过建立健全多层次后勤保障体系,制定较为完备的支前动员办法,充分利用民力,组织了较为高效的随军担架队和常备担架队,克服诸多困难,完成军需物资的传送和伤病员的转运。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战勤工作还能随着战事发展和军民的实时反馈,不断纠正偏差,以更好地服务战争、保障战役。

论林竞西北交通开发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林竞是民国最早进入西北的考察者,他在深刻剖析了西北社会问题后,遂产生了以公路为重点的交通建设思想。该思想不仅有以巩固国防为宗旨的蒙疆沿线,也包含了沟通西北,穿越宁、甘通往迪化,完善新疆南北运输的西北大动脉,甚至还以凉州为始点,西南穿过青、藏两地,旨在维护康、藏政治稳定的西南运输线;同时又辅以铁路、航运,形成横贯东西、纵横交错的交通开发思想。其交通建设思想,不仅在当时为学人所推崇,且在当今政府在规划边疆交通时,亦多能与林竞的思想殊途同归,足见林竞对边疆问题的洞察力。

会议与乡域政治——以全面抗战时期晋西北边区为例

会议作为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式,是中共意志贯彻落实的便捷途径。全面抗战时期,晋西北边区行署在探索乡域政治建设过程中,通过揭示“垂直与扁平”的会议运作逻辑,直观彰显了乡村现场的会议效果,即助推农村全面性工作落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等。同时,为保证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民主性,中共在群众因应中亦总结经验策略,即依靠群众路线形成党和群众正相关的双向运动。

从国家战略高度推动西北边疆次区域金融中心建设

为了彻底改变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相当滞后以及中亚次区域地缘力量对比格局中的市场力量严重不足的战略被动局面,进而为中亚地区建立具有一定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区域发展极,为中亚地区树立可资学习借鉴的模范和样板,应该"分两步走"将新疆建设成为具有一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产业高地以及一定辐射力和带动力的次区域经济中心。第一步要实施"经济高地"战略,增强新疆凝聚力和向心力。第二步要实施"经济中心"战略,提高新疆吸引力和辐射力。"十二五"时期要以金融中心建设和产业升级为重点,推动新疆次区域发展极构建。

边疆安全视角下的西北地区和谐民族关系建构

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是与边疆安全密切相关的变量。和谐民族关系建构有赖于民族之间交往的扩大,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西北边疆地区而言,少数民族生计方式的现代化转型是扩大与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关键。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西北边疆地区应以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为纽带,以生产领域的民族互嵌为重点,推动民族互嵌式社会构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边疆和谐民族关系发展;以区域发展的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取代传统的"中心—边缘"的少数民族治理理念,搭建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平台,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

为了民族的探索——陕甘宁边区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盐政

1940年关系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作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及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总后方的陕甘宁边区,面临严峻经济困难,如何解决困难,直接关系着边区存亡与抗战的胜败,以至民族危亡。中共西北局、党中央敏锐地将发展盐业作为解决困难的主要途径。食盐生产军民结合,运输"官督民运",销售统销,正确地解决了盐运思想分歧,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在盐政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是党在盐政领域的卓越实践,体现了初始形态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职能作用。

北宋范纯仁的西北经略与边疆安全

北宋中后期我国西北地区的边疆安全问题比较复杂,北宋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维护西北边疆安全,其中范纯仁对西北地区的经略维护了边疆安全,他以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经略西北地区,他反对滥用武力,争取和平相处,加强戒备,巩固边防;他以民为本,重视粮食生产;施行仁政,惠及于民。他的经略活动,促进了西北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有利于西北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民主政治”并非“选举第一”——基于陕甘宁边区1941年选举的分析

1941年陕甘宁边区举行了第二次选举,边区政府提出了"民主政治选举第一"的观点。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上,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批评了这一观点,指出"民主政治"首要的是如何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而非"选举第一",选举只是民主的一个方面或一种形式。1944年西北局高干会回顾和研究了1941年的选举。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指出,在民主选举中,形式上民主,实质上未必合理,真正的民主是选好人、选对人;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是具体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由陕甘边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和中央红军创办的新闻事业两部分组成,即:《红色西北》、《布尔什维克的生活》、《陕甘宁省委通讯》和《红色中华》、红色中华通讯社、《战士报》、《火焰报》、《解放》等组成,这些报刊一直坚持到陕甘宁边区成立。这些新闻事业的特征在于:数量少,类型单一;印刷质量差;出版时间短;坚持了党的领导;宣传内容体现了中国革命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过渡的特征。其意义在于,具有坚定群众、干部和士兵革命信心的作用;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为陕甘宁边区的新闻事业积累了经验。

“西北革命根据地”之命名新论——兼论“苏区研究”的连续性

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早期革命中,从陕北、陕甘边苏区(或根据地)到陕甘晋省这一阶段历史时空,不宜称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应该以时间段为界,分别称为陕北、陕甘边苏区,西北根据地,陕甘晋省及陕北"中央苏区",从使用习惯、表达内涵的角度,可以将抗战前这一地区苏维埃性质的根据地统称为"西北苏区"。研究西北苏区,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中共中央与西北苏维埃革命的关系,也有助于打破苏区与抗日根据地研究的隔膜,连续性地进行苏区研究。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干部保健工作述略

抗战时期,为保证广大干部的身体健康,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逐步建立了干部保健制度与机构,由此开始了边区的干部保健工作。在1941年边区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党中央的干部保健指示,建立健全干部保健组织,制定干部保健政策,改进干部休养工作,推进了边区干部保健工作。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保健工作有效地保障了边区干部的身体健康,不仅推动了边区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保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探析

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动员广大民众投身抗日,1937年中共中央提出在陕甘宁边区实施民主政治。为此,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中共西北中央局创造性地实践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实践。在陕甘宁边区确立了普选制、参议会制度、民主协商制并实施了"三三"制政权建设。从而极大地争取和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投入了抗日战争,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它不仅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奠定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基础,而且对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北农民银行对晋绥边区抗战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农民银行通过整顿货币、发放农贷、支持合作社事业、管理外汇等一系列措施,维护了晋绥边区金融市场的稳定,提供了边区购买军需的资金,促进了边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高了边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进而推动了晋绥边区抗战事业的顺利进行。

西北联大与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比较研究

西北联大与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都为中国高等教育史增添了光辉篇章,并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共同之处是都在抗战的烽火中组建、创办与发展;共同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并为抗日战争与民族解放造就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西北联大与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点:西北联大在教学中高度重视对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考察与调研;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则强调教育为生产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的结合;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一显著特点是始终坚持"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且边区高等教育在教育教学中把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放在首位。

文艺宣传对晋察冀边区抗战的影响——以西北战地服务团为例

重视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宣传工作具有鼓舞士气、振奋人心、提升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1937年在延安组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包括文艺演出、文学创作等形式各异的文艺宣传工作,在晋察冀抗战中发挥了动员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和培育文艺队伍的积极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下行政区划调整与城镇协调发展研究——以我国西北边境地区为例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西北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叠加行政区划调整政策效应,其城镇协调发展水平得到稳步提升。同时,边境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对载地城镇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差异。构建西北边境地区城镇协调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06—2019年我国西北边境地区城镇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城镇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加快了边境人口向城镇集中的速度,优化了资源配置,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城镇空间格局;西北边境城镇的协调发展指数和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呈现出稳序上升态势,行政区划调整与城镇协调发展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西疆、南疆、北疆的城镇协调发展指数依次降低,在三个区域中西疆的城镇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北疆的最低。

中共中央西北局(1941—1954)的历史贡献

1941年5月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作为统一领导党在西北地区工作的中央派出机构,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不懈地进行了13年的艰苦奋斗,一直到1954年12月宣告撤销。在这13年中,西北局走过了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峥嵘岁月,在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完成不同时期党中央赋予的历史任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西北地区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历史作用;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地方实践经验,出色地履行了党中央决策的参谋助手作用;为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理论认识提供了试验地和阐发地;创造性开展一系列新的制度探索,成为当代中国许多重要制度的历史先河;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事业输送大量干部,发挥了重要组织作用。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的领导作用

全民族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不但在执行中共中央政策中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任务,更是中共践行“局部执政”最为重要的地区。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加强陕甘宁边区政治工作是面对的首要任务,也决定着西北局其他方面工作的成效。西北局通过贯彻落实《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三三制”原则指导下推进边区政权建设、推行边区精兵简政和组织开展边区防奸锄奸工作等重大举措,把边区的政治建设推向新的阶段,使边区成为当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模范区域。

西北汉简所见汉代边塞居室什物考

西北汉简是研究汉代边塞屯戍的珍贵资料。本文搜集考察西北汉简中涉及到的汉代边塞屯戍官吏士卒日常生活中所用各种居室什物,并依据简文试图对这些器具的形制、价格、来源等进行探析。所谓"居室什物",主要是指包括家具、炊具、餐饮用具、盛贮器、娱乐游戏器具等等在内的各类日常生活器物。通过传世文献、出土考古实物与西北汉简相互印证,不仅可以考察汉代边塞屯戍官吏士卒的日常生活器物,同时还可以借此更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器物以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器物为主,实际上大多也是汉代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器物,所以也可以与汉代内郡出土器物互相参照,从而进一步了解汉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丰富我们对汉人物质生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