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食盐运销网络与地方社会

明清山东食盐运输水路与陆路结合,舳舻相接的水路与车马辐辏的陆路交错相通。其运输网络包括三条线路:一是沿大清河或小清河溯流西行,在沿线的关卡、码头和盐园地区分运,如蒲台批验所、泺口批验所、南桥、黄台桥,再继续沿河溯流水运,或向北向南陆运入境;二是沿运河南下北向,在运河沿线的关所、码头和盐园分运,如阿城、安居、南阳、夏镇,再继续沿河水运,或向东向西陆运入境;三是自沿海盐场直接陆运至境内,如大多数票地。水陆联运的综合运输网络,既保证了山东全境,以及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部分地区的食盐问题,也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呔商历史文化基础:明末清初冀东商品经济样态

呔商以冀东永平府为起源地,为近代东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呔商的兴起源于明末清初以来冀东地区传统商品经济的发展。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出冀东“耕织鱼盐”经济模式,滦河、渤海的传统水运培育冀东地区的商品经济观念,而农牧交界的地理位置形成冀东地区包容开放的商业氛围。在以上因素作用下,冀东商品经济传统逐渐形成。冀东商品经济的主要特点为,以粮布鱼盐为主要商品,以具有地域特色的码头市集贸易为特色,贸易范围涵盖环渤海与口外地区,与此同时服务于商业的牙行、典当业已经出现。在明末清初边禁趋缓的背景下,冀东商人觉察到关内关外的潜藏商机,毅然投身于闯关东大潮,开启百年呔商辉煌历史。

清代西北地区道路里程的文本差异与实际内涵

道路里程是考证地望和衡量交通运输成本的重要参数。清廷在驿传制度实践中遵循“按程立限”和“以里核销”准则,道路里程作用凸显,清会典、程限册等官方文献和水陆行程书、行程日记等私人著述对其多有记载。对清代西北地区道路里程细致考察,发现存在“大里”“小里”“官里”“民里”等多种形态,里程记载文本差异显著。道路里程文本差异的成因相当复杂,既有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地形因素,也有官府与民间的主体因素,还存在内地与边疆的区域因素。正确理解清代道路里程的实际内涵,对于深化历史交通地理和交通史研究意义重大。

明清云贵官方交通机构的职能与管理

明清云贵地区的官方交通机构不限于驿传,而应包括维系人员出行、物资运输与信息传递的各类官方机构。可以分为如下四类:以维持国家行政运转为主的驿、铺;以维系国家物资运输为主的堡、站、递运所;以维护行旅安全为主的关、哨、巡检司、汛塘;以及为旅行提供服务与便利的渡口、公馆等。各类交通机构的职能并非泾渭分明,驿兼具物资运输与旅行服务职能,堡、站兼具军事护卫与信息传递职能,关、哨、汛塘兼具传递信息与运输物资职能。当今交通同样与政治、经济、治安、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这些职能一方面承续自古代,另一方面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明清滇黔行纪述论

明清时期中央对云贵地区的管理由高层组织逐步深入至基层社会,随着与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增加,尤其官员往来的频繁,出现了大量汉文滇黔行纪。经笔者收集整理共计67部,其中明代9部,清代58部。这些行纪的旅行路线以往来直隶与云贵以及江南与云贵间的数量最多,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格局相一致。随着中央统治的深入,地理认知的拓展等因素,明清滇黔行纪所涉及的区域范围越来越广。行纪的作者以官员为主,由于官员选派施行地区回避制,因此大部分是省外至滇黔任职的官员。具体的出行原因以贬谪、为官、监考、处理军务、宣召、办案为数较多,地理考察、寻亲、游览、朝觐、赶考、矿产调查、地质勘察为数较少。明清云贵地区是此前文人、官员较少涉足的新天地,因此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并为他们的文学、绘画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土壤。明清滇黔行纪,既有写景叙事的文学佳作,又有大量关于明清滇黔交通、政治、经济、军事、风俗、教育、矿产、地理、气候的珍贵史料。滇黔地区很多旅游景点在明清时期就得到了开发,由于通行条件所限,驿道沿线的景区分布集中,且相关诗文记录丰富,可谓这些景点的文化富矿。滇黔行纪保留了景点的历史,积累起景点的人文底蕴,对当今云贵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有重要借鉴价值。

清末民初新疆食盐产区的地理分布与运销研究

新疆独特的地理环境,为湖盐、石盐、滩盐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自然条件,使新疆成为历史上重要的产盐区之一。新疆食盐资料少且零散,但经过详细梳理,基本上可总结出产盐区的地理分布与变迁规律:产盐区从无到有,从有到多;南疆多滩盐,北疆多湖盐。就产盐区数量来说,南疆远多于东疆与北疆;而北疆食盐质量却远好于南疆与东疆。近代以来,新疆协饷断绝、新政繁兴、财政捉襟见肘等各因素迫使新疆的盐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了重大变革。表现为由传统的私有、自采自食向官督商办再到官租官办的转变。新疆盐业亦由有盐无法逐渐向有盐有法进行改革,最终纳入了国家统一的盐政体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末民初新疆的财政困难。这些措施对改变新疆产盐区的地理分布及盐业运销产生了重要影响,南疆产盐区虽多,但北疆食盐运销、盐税征收在全疆占有主要地位,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盐业发展。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Chengde’s Transportation and Its Impact on Urban Development

Transportation has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driving urban developmen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ransportation in Chengde and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transportation factors on the city's function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Chengde's urban development has undergone four stages:natural villages before the Liao Dynasty,urban construction from the Liao Dynasty to the Ming Dynasty,urban development from the early to middle Qing Dynasty,and the present era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The study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Chengde's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It has not only provided essential support for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politics,religion,culture,economy,and milita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but also served as a vital guarantee for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tourism,arts,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清代漕运兴废与江苏运河城镇经济的发展

京杭运河纵跨京津鲁苏浙五省市,联系海黄淮江四水系。自明代永乐时,漕粮基本由运河入京,漕运大兴。基于运河而发展的漕运,在沟通南北经济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沿运一线融为整体。在清代,就江苏运河城镇来说,其经济发展与漕运兴废、运河通塞可以说是息息相关。漕运推动了运河城镇经济发展,但漕运的发展必须以运河的畅通为基本,而运河城镇经济的兴衰也对运河通塞、漕运盛废具有重要影响,彼此交相作用而成为系统。

清代各家脾主运化理论的研究

脾主运化的理论是中医脾脏象理论的核心,发展到清代,其发展一方面体现在运用脾主运化的理论分析疾病的病因病机及治疗;另一方面受到西方医学的冲击中医学开始寻求中西汇通、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脾主运化的理论也开始注重与西方医学靠拢,试图用西医学的理论更好的诠释脾主运化。文章选取了清代几位代表医家,论述了其对脾主运化理论的发展。

论晚清西北边疆危机与清廷对策

19世纪60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染指、干涉,加剧了西北边疆的混乱与纷争,民族分裂势力引发的边疆危机开始显现并扩散。清政府坚持军事平叛与外交谈判、经济开发三者相辅相成的对策,并以新疆建省,以巡抚制取代军府制,有效化解了危机,确保了在晚清70余年时间内,西北边疆未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其根本原因,在于自清初以来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大一统"思想影响深刻,深入人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产生强烈的内聚力,而边疆的动乱违背了各民族的共同意愿,损害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必然会遭到大多数民众的排斥与唾弃。

清代西北地区农业开发与农牧业经济结构的变迁

清代在西北地区实施农业开发的过程中 ,主要采取移民实边、兴修水利、调拨生产工具、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作物优良品种等措施 ,解决西北开发过程中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清代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 ,不仅解决了当地驻军和居民的粮食供给问题 ,而且对传统的经济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多元文化传播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商品经济成长——以明清时期的滇西北地区为例

在商品经济欠发展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族际多元文化传播与区域文化结构上多元性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即是对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成为商品经济孕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以滇西北多民族交错聚居区为例,试图展现明清时期族际多元文化传播与滇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互动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探析促动培育多民族聚居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特殊性。

清代卫所制度述略

清代卫所制度是对明代卫所制度的改造和调整 ,其官员由世袭改为任命 ,职能由原先的军事。

漕运与淮安清代经济

通过漕运与淮安清代经济关系研究,探讨淮安城市繁荣与衰落和漕运变化之间的关系。并从历史发展变化轨迹中,提出淮安经济今后发展若干问题思考。

清代食盐的运销体制

清代食盐有官督商销、官运商销、官运官销、商运商销、商运民销、民运民销、官督民销等多种方式。清代前期以官督商销为主流,其他为辅助。但即使是官督商销,各盐区也有所不同,前后也多有变化。晚清的运销体制变化更大。在晚清的运销变制中,以四川为代表的官运商销和以东北为代表的官运官销值得特别注意。

清代辽宁流人与流人文化述论

辽宁流人与流人文化是辽宁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颇具研究价值。然而因史料缺乏等原故,专门研究辽宁流人的论著寥若晨星。有鉴于此,笔者经过多年搜集史料,并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就清代辽宁流人的渊源、流人数量的时代变化和地区分布、流人谪戍的因由、流人的境遇和辽宁地区规模最大的流人集中地尚阳堡的情形等,皆进行了考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清代辽宁流人在文化上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及其流人文化精神也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清代西北地区的沙尘天气

通过对《清史稿》、《清实录》、西北各地清和民国时期所修的地方志及其他史籍较为系统全面的查阅,经过整理和分析,最后确定从历史文献中可识别出清代西北地区共有62次沙尘天气事件。根据这62次沙尘天气事件的分析发现:清代西北地区沙尘天气的发生在时间上呈明显的波状起伏,1650至1710年代和1810至1910年代西北地区沙尘天气出现较频繁,1710至1810年代西北地区沙尘天气发生较少;就季节而言,春季是清代西北地区沙尘天气发生的最集中季节;就空间分布而言,清代西北地区的沙尘天气大致有4个多发地带:即以西安、渭南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地区,以镇原、庆阳为中心的陇东黄土高原地区,以中卫、古浪、永登、山丹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地区,以米脂、子长为中心的陕北黄土高原地区;清代西北地区沙尘天气的发生与气温变化关系紧密,但与降水变化的关系不明显。

清代新疆屯田布局对我国西北安全的影响

清朝统一新疆后,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困扰。为了有效治理新疆,保障西北边疆安全,清朝重视北疆的开发,在天山南北实施重北轻南的屯田战略。这一屯田战略改变了汉唐以来新疆南农北牧的经济格局,北疆地区逐渐成为新疆的经济重心;这一屯田格局有效保障了西北边疆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北部沙俄的威胁。但由于南疆屯田相对稀疏,这种南北屯田布局的不平衡性,也为新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

清代各省采买滇铜的运输问题

滇铜是清代矿业兴盛的主要表现之一,因之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关于清代滇铜外运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京运方面,对各省采买滇铜的运输问题关注不够。从两者所铸铜钱的流通范围以及促进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方面而言,各省采运滇铜的作用和影响并不亚于京运。

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影响——以明清时期徐州地区为例

徐州是明清时期运河流经的重要地区,为保障漕运而导致的运道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徐州商品经济的兴衰。漕运在明清小说和徐州地方戏曲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徐州地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影响徐州城市选址和建设的若干因素中,漕运的影响可谓重中之重。漕运无疑是影响明清徐州城市兴衰变迁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