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甫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台湾地区作家蔡文甫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时代状貌中以其丰沛的文学创作体现了对中国民族传统精神回归和中华文化认同的思考与诉求。中华文化不仅涵养起了他传统文人的古典情怀,以务实的态度关注着现实和人生,表达了对平民人生的悲悯与关怀以及对中华传统道德伦理的思考,而且也使他始终能保持自己的创作定力,在传统文化积习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手法进行创化,保存并延续中国文学传统的精髓。他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和情感皈依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域外传承和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具有特殊的意义。

话本、故事、传统及其他——对苏童21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思考

21世纪以来,苏童在话本实践中作出新的尝试。第一,开始对“说书场”进行改良,既消除了“评书气”,又增进了亲切感,还拓展了说书人的话语空间,创造了“新闻联播”式的讲述方式,从而强化了“话本笔意”在现代的传达。第二,开始借鉴说书人的全知视角,使传统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带有“兼容性”特点。第三,更深入地改造话本形制,如将“头回”改为“开场白”,在迎合“短”这一现代短篇文体诉求的同时,也加强了“头回”的“暖场”效果,从而探到现代“快餐式”阅读的精髓;但在改进和巧用“篇尾诗”上,力有不逮。第四,在话本语言的探索上,开始注重口语化,但未能实现“俗而有力”或“雅俗共赏”“;市井气”颇浓,但缺乏“吴侬软语”之神韵。

论迟子建小说的东北叙事

从《北极村童话》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再到《烟火漫卷》,迟子建长久以来钟情于讲述东北的故事,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再现东北的历史,于文学世界中还原东北百年来的沧桑巨变。她讨论现实世界中社会发展的困境,以小说的形式揭开东北的真实样态。迟子建的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存在,也是振兴东北不可缺少的文学力量。

“一会一杂志”与陕西长篇小说的发展

以“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为发端,在陕西老中青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的共同努力之下,陕西长篇小说打破“零作品”的冰封状态并后劲十足,先后推出《平凡的世界》和《浮躁》两部重量级作品;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状态的改变离不开《延河》杂志及其同人的帮助。《延河》从一开始就承担起培养文学新人的重担,在新时期不仅推出陕西“五虎上将”,更推动新时期陕西作家群尤其是书写长篇小说作家队伍的崛起;陈忠实与《延河》的渊源不仅在于《延河》为《白鹿原》做了文学铺垫,更在于《延河》编辑李星对陈忠实的帮助与激励。

寻找烛照生命与艺术的灯绳——苏童新世纪的小说创作

苏童的新世纪小说创作,试图从外与内、客观与主观、后天与自然等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来表现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命运变化以及人性深处的矛盾冲突与症候显现。以一般性题材选择和平常性的人物与事件描写作为小说基本切入口,作者从人性恶转向对人性善的关注,从人性阴暗的冷色调叙述趋向于对人性暖色或者中和色调的描写。以现实主义为基调,拉长时空距离、融合奇异神秘因素和象征手法的运用等,使苏童的小说艺术呈现出既忠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离地三公尺”“飞行”的特点。

论严英秀小说创作中的外来影响

严英秀是当代甘肃作家中非常具有特点的一位作家,作为一位藏族作家,人们似乎在她的作品中很少发现想象中的民族风情和地域特点。严英秀创作中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最明显的是创作风格上与欧·亨利表现出的近似性和她创作中的女性主题,但是不论是她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融,还是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都体现了严英秀对爱与美的一种坚守,对良善的道德向度的追寻。这种坚守和追寻恰恰证明了看起来并不那么“藏族”的严英秀其实文学创作的文化之根依然是她的母文化——藏族文化。

论陶渊明对小说的征引、拈合与创作

陶渊明诗文对诸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燕丹子》《列仙传》《汉武帝内传》等,这些多被后人视为小说著作典籍中所记的故事及文字多有援引,对当时民间流传之故事俗说亦有采纳。并在充分占有小说素材的基础上,为表达己意对小说进行拈合补缀,翻奇出新。更有甚者,陶渊明托空以见意,创作了《桃花源记》这样“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成为“唐以前第一篇小说”。从对小说的接受,到整合,再到创作,小说的内演过程便在陶渊明诗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陶渊明对小说的征引、拈合与创作,在小说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认识意义。

都市话语与革命理想的暗合——刘荣恩小说创作考论

刘荣恩小说创作的前期基调偏向于刻画小资产阶级的“自怜自伤”情愫,在后期则有了明显的转向。模板化的资产阶级女性形象被注入了作者关于自由与革命的某些思考,从而生发出更多阐释的可能。借由笔下的都市女性群像,刘荣恩将自身的认同焦虑与价值嬗变巧妙地移植到小说之中。从“待拯救者”向“醒觉者”的转变历程,似乎正是作者自身成长轨迹的投射。而死亡、爱情与海三种意象,则成为了刘荣恩小说中重复提及的“三原色”。分析其小说作品中的情感摇摆与价值取向,有助于还原文学史叙述之外的真实现场,重塑一个更为完整的华北沦陷区文学场域。

十七年小说的非虚构性问题探析

在作者创作、文本呈现、读者接受的动态话语体系之中重审十七年小说,其非虚构性特征的普遍性与本质性得以彰显。很多十七年小说的创作都经历过跨文体改写,包括建基于非虚构文本的文体属性改写和建基于虚构文本的文体篇幅改写,某种程度上都增强了小说的非虚构性。十七年小说文本呈现出诗史互渗的美学风格,但无论是偏重史传的史诗性小说还是具有浓厚抒情意味的诗骚型小说,其诗性审美追求都是以史实为底蕴的。近年来,关于十七年小说的研究出现了以版本研究和本事研究为主的实证化研究新形态,这对于解释十七年小说的非虚构性问题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也存在主体性缺失的问题。在注重实证的基础上加入心证一环,或可有效解决实证化研究中主体性缺失的问题,既能重新激发十七年小说研究的活力,也能促进非虚构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

新世纪以来江西网络小说的发展与流变

自上世纪末网络小说诞生以来,随着科技时代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江西的网络小说紧跟时代的步伐,在我国网文界逐步崭露头角、迅速发展、强势崛起。本文梳理了新世纪以来江西网络小说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和概况,并分析了近二十年来网络小说作品类型的总体情况和发展流变,同时还探讨了网络小说的发展逻辑,试图总结和概括出新世纪以来江西网络小说的发展概貌。

2022话剧:“阵痛”与“破局”

2022年,中国演出行业遭遇了疫情以来最为严峻、最为复杂的防控形势,经受了种种突如其来、难以预测的压力和挑战。如何在不确定性这个最大的变数中探寻话剧生存与发展的路径,如何在严格的疫情防控期间依然让观众感受舞台、剧场的温暖与力量,这一年,话剧工作者用他们的坚守、付出、执着,给暂时处于困境中的演出市场注入了信心与希望。努力克服、积极应对特殊时期排演、巡演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这一年的中国话剧从主题创作、小说改编、线上展演、拓展演出渠道等多个方面持续发力,用智慧和行动跨越疫情带来的“阵痛”,以各自富有成果且值得尊重的艺术实践,留下了求新、求进、求变的探索足迹。

当代黔东南苗族文学的发展与思考——以小说为例

当代黔东南苗族小说创作丰富、民族文化渊源深厚、地域特色突出,可视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典型存在。它在数代作家的丰富创作中串联起时间线性的民族性表达,在文本生成过程中展露着第二语言的叙事努力。文章综合考量其作为民族文艺表达形式之一的传承创新何在,通过对其文本中的民族性表达及苗语汉译后的谐音表达深入分析,进一步探究其在文学层面与民族文化层面互动失衡之困境。

论鲁迅小说创作和小说史研究中的文史互见

文学叙述与历史记录均为语言符号的编码,双方关系一直以来都处在一种互动的场域中,呈现出“历史文学化”与“文学历史化”的运作态势。鲁迅的小说创作承担“历史文学化”的职能,既从黑暗的“吃人”视角抽离出历史的整体内核,又从“油滑”的讽刺视角蒸馏出历史的现实功用。同时,鲁迅的小说史研究诠释“文学历史化”的精髓,即在于进化视角、批判视角和比较视角。之所以两个方向彼此冲突构成张力,是因为作者个人际遇与时代环境的塑造。通过分析鲁迅小说创作和小说史研究中的文史互见,不难发现其作为一代大师的灵性、智性与心性。

通俗作家的非通俗写作:秦瘦鸥1940年代小说创作论

作为通俗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秦瘦鸥,在1940年代创作了大量的非通俗文本。秦瘦鸥1940年代的小说,以自己最为擅长的恋爱题材为主要创作方向,但力图呈现的是造成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此外还涉及教育、抗战等时代热点问题。秦瘦鸥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渗透着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以及现代学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通过对秦瘦鸥1940年代小说创作的深入研究,可以回溯其对江苏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贡献,由此钩沉秦瘦鸥完整的文学生涯。

屠绅的小说出版活动及其意义

兼具作家和出版家于一身的屠绅,在清代文言小说的出版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他着力发掘文言小说的立言价值,在作品的命名、语言、思想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虽以炫学逞才为目的,但客观上提升了文言小说的文学品位;另一方面,他十分注重文言小说的商品价值,主动参与到《琐蛣杂记》《蟫史》的出版之中,并通过改换评点、增添插图等努力扩大作品的社会影响。屠绅对文言小说价值的肯定、版式的革新、读者心理和审美习惯的把握等都为文言小说的出版步入繁荣阶段助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文言小说的出版与传播。

守望与对抗:《赶牲畜人的妻子》中的人格系统建构

针对亨利•劳森在《赶牲畜人的妻子》中塑造的典型澳大利亚丛林女性形象展开分析:身处丈夫不在场的时空,“妻子”为了守护家园,只身适应并对抗复杂环境,逐渐养成了兼有顺从型与攻击型的双重人格。这一特殊人格系统中,除了家庭这个主要关系项外,还有丛林生态、意识形态、经济状态与内心情态等其他要素的共同参与。在劳森的理想化书写下,“妻子”的身份建构虽受到父权制话语的规训,但凭借一种守望与对抗的人格策略,她颠覆了维多利亚小说中羸弱的“家庭天使”形象。特异的丛林场域与复杂的人格系统使得这一形象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国民象征。

从《杨树村的雾》到《马嘶》——吕翼小说创作的自我超越

20余年来,吕翼已发表小说作品100余万字,比较他早期和近期两个阶段的创作研究发现:他在语言、主题、复归童年记忆和灵魂书写等层面上实现了自我超越。语言上,语句突破一定的格式,句式向“精”而“短”转变,词语使用跟随情感自然律动,词汇使用意识从前期的刻意性向自然性方向发展,从刻意书写童年记忆向儿童语言思维觉醒转变。在创作题材方面,从乡土乡村上升到了国家及其民族文化主题层面;叙事时间被拉长,叙事空间更宽广,叙事背景更宏大,开掘更深入。在灵魂书写及其人物塑造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开掘;如果说前期小说,描写人物的灵魂仅仅停留在表层,那么后期则将笔触深入到了人物的灵魂深处。

稗官为传奇蓝本——李渔小说改编戏曲的创作手法研究

李渔将戏曲取材于小说这一文学现象总结为“稗官为传奇蓝本”。不同于绝大多数剧作家在戏曲创作时拾取现成题材的做法,李渔创造性地将自己的四部小说改编成戏曲,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由于小说和戏曲本身存在的文体差异以及李渔创作理论的影响,改编而来的戏曲在叙述方法、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上都与原本小说有所不同。

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红楼笔法”研究--以张爱玲小说为例

目前学界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分散性研究较多,但张爱玲受传统文学的影响与创作中应用的研究却成果了了。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以“笔法”为切入点,将张爱玲研究与《红楼梦》研究相结合,分析“红楼笔法”对张爱玲小说语言、叙事方式与意境营造的影响及应用。具体而言,张爱玲模仿、套用、描摹《红楼梦》的语言表达,借鉴其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赋予文章含蓄蕴藉、韵味深远的美感。在叙事层面,借鉴《红楼梦》的多元叙事视角与封闭的叙事结构,结合“镜子”“月亮”等意象营造出苍凉诗境,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艺术效果,令人回味无穷。

地域环境对新写实小说创作的影响分析

新写实小说作家的文学创作不仅受其所在自然地理环境影响,而且受其所在人文社会环境影响,地理基因、地域感知影响作家的写作倾向和写作内容,特定的地理空间影响作品主题的设定。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方方、池莉与刘恒、刘震云,通过对南北不同地域环境的书写,在作品中深度还原他们所处的自然、人文地理风貌,同时将个人的独特地域感知投射到对作品人物生存困境与孤独体验的建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