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演义》与《红楼梦》

《隋唐演义》的成就虽然无法与《红楼梦》相比,但无论是在人物塑造、小说结构还是写法上都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隋炀帝和贾宝玉两个人物之间有十分明显的传承关系;唐玄宗梅、杨二妃的对比对钗、黛并置的设计有一定启发;西苑与大观园等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此外,仙人转世的模式、情与政结合的写法以及贯穿其中的感伤情绪等在《红楼梦》中也可以见到其影子。《红楼梦》在继承的同时又有创新,因而使小说有了永久的魅力。

《隋唐演义》与《隋史遗文》的关系考论

《隋唐演义》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缀集"、加工而成的,其中借鉴最多的当属《隋史遗文》。褚人获移植、借用了《隋史遗文》中的大量情节,同时还根据自己的创作观念对这些材料进行了重新编排,有的照抄,有的借用,"阙略者补之,零星者删之",从而使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部与同类题材小说风格迥异的新作。褚人获的工作是一种"缀集"、整合,同时也是一种创造。

论正史与历史演义小说:以隋唐题材为例

纪传体正史《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所记录的隋唐题材历史故事,为隋唐题材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隋唐题材历史演义小说"依史以演义",存在六种情形:抄缀史籍,稍加润色;依史演义,扩充成章;剪裁合并,连缀成篇;据其一点,生发想象;偷梁换柱,背离史实;随意虚拟,自由创造。正史为历史演义小说的题材渊源和艺术源泉,但历史记录与小说叙事不可等同,史籍遵循实录原则,小说创作凭依想象、创造,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写作方式。

段成式《酉阳杂俎》与佛教

两汉之际 ,佛教传入中土 ,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汇互融。经过几百年流播 ,至隋唐 ,影响已渐入肌理。此时的诸部佛典完备译出 ,成为刺激隋唐五代叙事文学演变发展的一种活跃因素。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传说、神话、故事、传奇有不少佛教因子。佛教不断向文化深层的渗透 ,极大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理念 ;

隋唐精怪小说与佛教流播

佛教东渐,汉译佛典渐次形成。佛经文学独特的题材和奇异的艺术想象力,对当时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作为精怪小说,在创作过程中从佛教中汲取了灵感,使此时的精怪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上,较前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作者从佛教观念及佛经故事题材等方面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切入考察,以见梵汉交融互汇给小说创作带来的变化。

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中之“镜像”——以小说中“镜显善恶”题材为中心

汉译佛典影响于隋唐五代小说创作题材,前贤已多有发现。通过对隋唐五代小说和佛经故事中"镜显善恶"这一题材的同构现象的比较分析,进一步说明华梵文化交融促进了隋唐五代小说创作的繁荣。

《隋唐演义》的成书过程小考

《隋唐演义》是说唐系列小说中的集大成之作。褚人获以“杂记之小帐簿”为写作标准,整合此前的说唐小说、唐宋笔记,广泛吸取戏曲说唱艺术、史传作品的“营养”,创作成一部一百回的《隋唐演义》。本文以作者书序为线索,试图梳理《隋唐演义》所继承的书目来源。前人的研究多集中在褚人获对此前说唐系列作品以及唐宋笔记故事的继承发展,本文在《隋唐演义》与《太平广记》等系列小说集的关系、《隋唐演义》与《逸史》的关系以及转世因缘的线索等内容上提出了新的看法。综合而言,《隋唐演义》是在褚人获吸收综合《隋唐两朝志传》、《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杨太真外传》、《梅妃传》、《太平广记》系列小说集等书的基础上整合创作而成的。

论《隋炀帝艳史》在隋唐小说演变中的价值

《隋炀帝艳史》在隋唐系列小说的演变中有其独特的价值,极大地推动了隋唐系列小说的发展和完善。首先,大量选材于唐宋传奇作品,改变了以往作品在选材时对正史的简单摘录。其次,作品的内在审美性得到加强,注重对人物独特心理的描述和景物描写,又将诗词大量引入作品,使隋唐系列小说摆脱了以往演义小说创作中实录精神的束缚。

隋唐系列小说同源异派论

在现有的研究中,学界往往将隋唐系列小说的发展演化放在同一系统之内进行观照。虽然隋唐系列小说都渊源于同样的历史材料,但由于主导创作的两个群体——士绅与游民知识分子价值观以及创作观的巨大差异,整个系列的小说的发展演变实际上是分途并进的。特别是历来被称为是隋唐系列小说转型重要标志的《隋史遗文》虽然在部分情节上采用了由游民知识分子所撰的"旧本",但主导其中的则是士绅的观念和趣味,由于长期失传,在传播上也难以对《说唐全传》等英雄传奇产生影响。而《说唐全传》对李勣人物形象的神化与民间庙宇文化有密切关系,体现的是游民知识分子的文化观。

《隋唐嘉话》对史学精神的继承与突破

相较于传奇小说,轶事琐闻小说注重实录,篇幅短小,与史书的创作方法更为接近。对于这一特点,刘知几在《史通》中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但由于小说作为独立的文体在唐代正逐步成熟起来,故这类小说又表现出力图摆脱史书写作方法束缚的特点。通过与《史通》的比较可以看出《隋唐嘉话》这类唐代轶事琐闻小说对史籍写作的继承与突破。

新见隋《长孙懿墓志》考释——兼以铭文作者沈警行迹看唐人小说的“史补”性

新见隋《长孙懿墓志》,志主为与元魏皇室同源的长孙嵩的后裔,系北周皇家之甥,在周武、隋文两朝皆曾充皇帝亲卫,隋文时两度外任刺史,在朝代更迭的巨大动荡中仍然延续了家世的显贵。该志还罕见地记载了其序文作者,乃北齐灭亡后被征召至长安、成为长孙懿朋友兼亲家的文士北海唐怡;铭文作者,乃从江陵被俘入长安、其后一直追随长孙家族的诗人吴兴沈警,存录下了南北朝时期士人流动、文化交流和民族认同的珍贵实例,使两位仅于《续高僧传》或《感异记》中留有些许印迹、几乎被湮没的贤能之士,而今于此处重露声迹,彰显出该志之珍贵。尤为特别的是,此沈警与唐人沈亚之小说《感异记》的主人公沈警行迹相符,因而该志又提供了一个证明唐人小说具有"史补"价值的极佳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