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与“数量名”结构的话题重要性

“数量名”结构中,“一量名”结构所引入实体的话题重要性比“多量名”结构强。这主要体现在,“一量名”引入实体的平均回指次数明显多于“多量名”;“一量名”形式比“多量名”更常用于存现句;“多量名”所引入实体在下文的延续方式和“一量名”不同,包括合指延续和分指延续两种。“一量名”和“多量名”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为“一量名”可以指称个体性事物,而“多量名”只能指称集合性事物。叙事语篇中,个体性事物有充当重要话题的优势。不过,在特定的语篇类型、事件类型的需求下,集合性事物也可能具有较高的话题重要性。

也论汉语“数·量·名”形式的产生

汉语“数·量·名”格式,是经过“名·量”、“量·名”两个中间环节,从“名·数·量”格式中分化演变出来的。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原因和很强的规律性。

“多”在数量结构中的分布与语义解释——兼谈测量的机制

"多"在数量结构中的分布和语义解释受到量词、数词、名词的性质以及"多"字结构所在的句法环境的影响。文章引入测量的视角,对这一系列看似错综复杂的现象做出统一的解释。文章提出,"多"的使用条件具有双重性:1)只有具有内部结构性,即能够被"部分-整体"关系所定义的属性,才能成为"多"的语义作用对象;2)"多"不但要求其语义作用对象满足"部分-整体"关系的定义,并且测量所得到的结果也必须维持相应的"部分-整体"关系。这一单调性限制不但为深刻说明"多"的分布和语义解释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还为汉语中可数与不可数名词、类别量词与其他量词等的分立提供了语义理据。

《傅雷书简》中的“数(量)名”结构初探

《傅雷书简》中“数(量)名”结构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构词,一层是造句,体现了现代汉语“数(量)名”结构用法的基本面貌。在造句这一层面上,数名、名数量、数量名又体现了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及孑遗。

汉语同形量词论析——以甲骨文、金文及民间契约文书为研究材料

N1+MUN+N2格式是量词就近取材创造原则最初的一种体现,至迟到殷周时代,伴随着量词的产生而出现。N2作为量词初级阶段的产物,具备量词的性质和功能,但因弊端甚多,最终只是昙花一现,留下为数不多的一些例证。依照其与所计量名词同形的特点,将N2确定为同形量词较为合适。

句法—音系接口视阈下的容纳句研究

容纳句是汉语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句式,其主宾语可以颠倒而句义不受影响。本文从方式状语修饰限制和经历体限制两个方面对该类结构中的动词进行重新考察。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该类句子中的动词并非在句法层面生成,而是在后句法阶段的音系层面才引入到句中的。

强势焦点范畴与“V+数+动量+名”结构的句法推导

'V+数+动量+名'结构是派生形式,其基础形式是'V+名+数+动量'结构,即'数+动量'结构是动词的补语而不是名词的定语。'数+动量'结构发生提升操作的原因是说话人为其指派了强势的[焦点]特征。根据特征核查理论,强势[焦点]特征会引发显性的句法移位,相反,弱势的[焦点]特征不引发显性的句法操作。为满足特征核查的局域性要求,'数+动量'结构便显性提升到[Spec,FocP]处,从而生成'V+数+动量+名'结构。

汉语名量结构语序变化及其动因

汉语名量结构从以"名+数+量"为主流转变为"数+量+名"为主流,这一变化发生在公元四至六世纪。汉语内部演变可能是该语序变化的主要诱因,这一诱因可能是量词范畴的出现;但如果没有外力的影响,这一变化应当是较为缓慢、均衡的。此期名量结构语序发生较为迅疾的变化,其动因应是公元三世纪以后汉语与北方阿尔泰语及古代佛典语言之间较大规模的、持续的语言接触。

比较视野下的石柱方言定指“名数量”短语

重庆石柱方言以“数量名”作为其名词性结构的基本语序,同时使用“名数量”的变异语序来专职表示定指。平行现象在其他一些方言/语言,如遵义方言、孟加拉语及阿萨姆语中也能观察到。汉语西南官话与南亚的印欧语之间尽管没有接触及亲缘关系,但它们都以改变名词性结构内部语序的方式来表示定指。该共性不能仅归咎于巧合。通过比较不同语言/方言中类似定指策略在句法上的共性与个性,石柱方言定指“名数量”短语所表现出的一系列现象,如“一”的简省及大数目限制等,都能够得到较为简明的解释。石柱方言定指“名数量”短语是短语移位的结果,而遵义方言定指“名量”短语则来自于中心语移位。在与孟加拉语及阿萨姆语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石柱方言定指“名数量”短语的大数目限制是由不同数词的语义特征区别造成的,这种特征区别在句法上也有明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