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fluence of Thesis Writ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on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not only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prose development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whole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even the later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feudal autocratic rule, any system implemented by the state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ll aspects of the whole society~ especially it is related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talents. Once it becomes a ＂basic national policy＂ , the role in social development is incalculable. This paper t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ang and Song prose development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thesis writ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on the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Eight great me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

昆剧《诗宴·唐才子传》的主题意蕴与审美意象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创作的《诗宴·唐才子传》是一部案头场上兼善的昆剧作品,在主题未更改的前提下艺术质量经打磨不断提升。《诗宴·唐才子传》在主题意蕴上,通过三个维度阐释了富有哲理性的“如何相逢”;在审美意象上,主要表现为凉秋冷冬,而在此意象之下,该作品揭示的是人生勇敢向前的正确取向和优秀诗作皆是诗人心血之凝结的道理。

元代状元释褐职任考

元代共有32位状元,目前只能找到19位状元的释褐资料。据此可知,元代虽对科举选士不算很重视,但对状元释褐职任却很重视,开科伊始就将其释褐官资定在金后期的最高点——从六品。两三科后即形成定制,左榜状元授承务郎、翰林院修撰,右榜状元授承务郎、集贤院修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再加兼职或做小调整。明清状元释褐职任格局实际是对元代的继承。

历代选本对孙逖诗歌作品的选录综述

盛唐文人孙逖多才多艺,诏令制诰诗文赋兼善。孙逖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在诗歌创作上古调今格各占胜场。自李唐王朝至清末时期,历代诗歌选本对孙逖多样化的诗歌作品均有选录。不过,历代诗歌选本只是单纯选录孙逖诗歌作品,个别选本对所选作品进行简单的文字校注,对孙逖诗歌作品缺乏全面深入地分析探讨或品评鉴赏。

唐代社会“别宅置妇”现象探微

唐代“别宅置妇”盛行,朝廷屡次颁布禁令,此风气仍未能改善。“别宅妇”的存在受诸多因素影响,家庭内部夫妻关系不和是极为重要的成因。“别宅置妇”现象的实质是在唐朝悍妻妒妇普遍存在的社会环境中,丈夫一方调节家庭关系以及试图恢复传统一夫一妻多妾制的表现形式之一。唐朝政府试图通过禁令来调整这一现象的努力,尽管短期内没有见效,但却符合社会主流观念。

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的家庭地位——以唐代在室女墓志为中心

以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的墓志为中心,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对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的家庭地位进行考察可知:唐代士大夫阶层仍然沿袭传统的女性观念,在培养和教育女儿时注重礼法,希望女儿能成长为知书达礼、贤惠温柔的女性;在唐代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及婚姻仍崇门第的情况下,唐代士大夫之家的家长对室女的态度还是非常关爱与重视的;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不但备受长辈怜爱和关心,而且受到较好的教育;另外,德才兼备、年长的女儿尤其是长女还拥有一定的家庭事务管理权,她们的建议也会得到家人的尊重。

论中唐文人社会角色的变迁及其特征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社会角色。唐前士人的社会角色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唐代士人社会角色的变迁是与唐代社会政治的变迁紧密相连的。儒士、文人和官僚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唐代文人的基本面貌。从社会身分的角度看,活跃在唐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几种社会角色,基本上可说是郎官、翰林学士、谏官、幕僚、州官等等。这几类人中,除了翰林学士是新产生的一种社会角色外,其他几类基本上是在原有的官僚体制格局中略作调整;但郎官、幕僚和州郡官之流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尤为活跃,所起的作用也更加明显。科举和入幕,特别是科举,成为士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转换社会角色的两大基本途径。大多数士人都走过这条坎坷不平之路。而科举和入幕的共存,集中体现了唐代士人社会角色变迁的时代特征。

唐宋文人对中国园林景题的贡献

中国园林与文学关系密切。自魏晋山水审美文化及文学的发展,使文人在可居、可游、可观的山水园林中,寻求惬意而逍遥“画境文心”境界,肇始园林景题萌芽;唐宋文人原创性地借园居和诗文抒发自由而赋予理性的心灵,富有文采韵致的景观题名,以文学家高人雅事所置景观,促使中国写意园林的成熟。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

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论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这是向前看得出的认识。宋元变革论则向后看,从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走向。宋元变革论,准确地说是南宋至元变革论。本文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并且在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基础上,从科举登第后士人命运的角度切入,指出制度上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产生的流弊,加之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选人这一低级官僚的层面。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多元化。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引领了社会转型。文化下移,教化普及,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通过对时(南宋)、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动的考察,来俯瞰中国如何走向近代的轨迹。

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

唐代西南地区由于经历魏晋南北朝二次“蛮夷化过程”,文明程度出现逆转退化,山南、剑南儒学教育文化落后,民间流行多神崇拜,湘西南与岭南人口买卖现象严重;宋代云南、四川原始巫文化仍然甚为盛行,杂祠淫祀现象严重,为全国典型的淫祠区。西南地区地方官员尤其是流贬士大夫执着于以破除迷信、引导文明生活方式的移风易俗活动,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治理效果,也典型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处江湖之远”而自觉践履儒家“以夏化夷”、“有教无类”的思想情怀。

唐代落第诗折射的士文化心态

唐代落第诗在展示唐代士人的文化品格、自我价值观念、情感世界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在此 着重阐述其所折射的士人文化心态:文场蹉跎、失意怀羞的心理;羁旅行役之感与怀乡念国之思;怀才不遇、感伤意 绪的流露;进取归隐、儒道意识的转换等。并进一步审视唐代科举之下文人特定的文化心理。

初唐文馆与政府图书校勘职能

初唐文馆的名称及文馆学士职能几经变化,这种变迁,与盛唐时期图书校勘发展有莫大的关联。

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论略

根据对唐代科举选官制度和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情况的考察,本文提出:唐代的科举制度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往古的读书士子人群,也造就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在科举制度下形成的唐代士风--科举士子所共同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心理、文学风习等,是中国散文体短篇小说在以往叙事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得以成熟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精神内容和美学风貌。

唐代学术文化的区域特征

从学者和学术成果的地理分布来看,唐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唐代289年间,各道都曾出现过著名学者。唐代学者主要分布在以长安为中心的京畿地区、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燕冀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和以苏杭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学术成果则主要集中在关内道、河南道、江南道、河北道、河东道,陇右道、山南道和剑南道的成果较少,岭南道学术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这种差异的出现,与各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传承和发展程度都有一定关系。

北朝本色乐府诗《木兰歌》发覆——兼质疑《全唐诗》误收署名韦元甫《木兰歌》

脍炙人口的乐府民歌《木兰诗》流传至今有两个版本,一是署名唐人韦元甫的《木兰歌》,它以"木兰抱杼嗟,借问复为谁"开头,收入清人彭定求等编纂的《全唐诗》;另一个是同样署名韦元甫、收入宋人李?等编的《文苑英华》的《木兰歌》,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开头,流传最广。署名同、题材同、诗名同的《木兰歌》,何以内容有异?这两首不同版本的《木兰歌》之间是否存在传承关系?比较两者的情节与语言风格,探讨两个不同版本各自所具的时代特征,进而通过名物制度比较研究,考察两者所反映的时空差异与传承关系,可得出如下结论:《全唐诗》所收以"木兰抱杼嗟"开头、署名韦元甫的《木兰歌》属北朝本色民歌;而《文苑英华》所收以"唧唧复唧唧"开头、署名韦元甫的《木兰歌》,是经唐代文人对北朝民歌加工润色过的集体创作。由此可确定《全唐诗》所收韦元甫《木兰歌》是误收,应更换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开头的、《文苑英华》所收的《木兰歌》。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

中唐时期园林的转型

中唐时期,士人内敛化与精致化的心态,与"中隐"思想一起,促使安顿士人心灵的场所由山林和朝堂转向了园林,从而对园林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园林作为士人越来越重视的精神家园,成为一个封闭狭小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壶中天地"。在此背景下,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和"小园"实践,对后世园林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略论贬谪对唐代文士创作的影响

唐代文士在贬谪时期创作了大量表现贬谪生活与感情的文学作品。作者的贬谪遭遇 ,对其创作的影响极为显著 ,使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拓展、深化。贬谪文学在内容、主题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 :多是抒发被贬的委屈不平、牢骚不满 ,乃至愤慨之情。思念故国亲友、期望召回京城等 。

唐大和初至会昌年间洛阳闲适文人群形成的原因

唐大和初至会昌年间,在东都洛阳形成一个以白居易为核心的文人群体,他们交游频繁,诗酒狂放,追步中隐,在生活情趣与创作方面,都表现出闲适的特点。论文试从当时官僚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职官、园林、洛阳地域个性几方面,分析这一文坛现象之所以在洛阳出现,主要是时代、政治、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