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低保财政支出的救助水平:一个主观评价——基于三角模糊数的满意度分析

主客观福祉共同构成一个真实的福祉水平。以顾客满意度理论为指导并构建满意度评价的指标体系,能了解低保救助对象“实际感受同预期的差距”,得出救助水平的一个主观福祉评价。对问卷数据进行三角模糊数的处理,能较好地解决评价客体只能被模糊度量的问题,研究发现,低保对象对农村低保财政支出救助水平的主观评价为“基本满意”。其中,制约满意度的薄弱指标是“农村低保对象参与低保标准的制定”以及“与预期效益相比的满意程度”。为此,应引导低保救助对象的合理预期,重视考察财政支出效能;在低保救助补差审核确认、家庭经济状况定期核查等重要节点设置告知环节,提升低保对象诉求表达的感知度与参与度;将保基本生存转变为适当考虑家庭正常运转。

循数善治: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基层治理?——基于浙江衢州“邻礼通·三民工程”的案例分析

社区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是实现基层善治、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目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体系具有管控性强、覆盖率高等优势,然而社区治理难度增大和治理任务繁重等现实难题也阻碍着治理效能的进一步提升。本文提出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框架,根据现实基层治理的困境和难点,提炼了“循数善治”的赋能模式,总结了五条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作用机制,并结合浙江衢州“邻礼通·三民工程”的案例具体分析。衢州市的基层治理改革创新对治理模式转向善治的本土化耦合提供了循数善治的数字赋能路径,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实现国家善治,开拓了一条数字时代的基层治理新路。

数智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数智乡村振兴工程”的实践分析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数智赋能理论,构建了数智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心理—结构—资源—方法”分析框架,探索数智技术如何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研究发现,数智技术以其自身特性,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形成心理赋能、结构赋能、资源赋能以及方法赋能,共创先验价值、情境价值、结果价值、附加价值,通过数智乡村振兴工程的系统建设及综合应用,有力推进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实现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农村饮用水菌落总数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目的:对农村饮用水菌落总数进行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方法:采集农村饮用水,采用平板计数法对水样菌落总数进行检测和计数,按照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相关方法,分析菌落总数的不确定度来源,并评定菌落总数的测量不确定度。结果:重复测定和培养基配制引入的不确定度贡献较大,其次是样品吸取和稀释体积引入的不确定度;计算得出扩展不确定结果为0.0154,基于该不确定度值计算农村城郊和山区4种水源水(溪水、地下水、水库水和河水)的菌落总数,获得检测结果为170~380 CFU·mL^(-1),均低于500 CFU·mL^(-1),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要求。

农村低压配电网剩余电流保护及中性线断线保护的运检管理

为了保障农村客户用电安全,减小停电频次,缩小停电范围,提升农村配电网低压供电可靠性,笔者结合农村低压配电网运维管理工作经验,从实际出发总结低压配电网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及低压中性线断线保护装置运维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以供参考。

乡村振兴过程中规模性返贫的风险测度——基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脆弱农户家庭收入冲击的考察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对农户生计产生系统性风险冲击,导致更大概率的规模性返贫发生。通过考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脆弱农户家庭收入的冲击,判断其风险应对能力大小,为测度评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规模性返贫风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视角。鉴于此,基于A省968户脆弱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有效评估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脆弱农户家庭纯收入、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的冲击效应,并且比较了冲击效应在不同家庭贫困属性、家庭健康状况以及家庭劳动力资本下的组群差异,以此来实现科学测度乡村振兴过程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研究目标。研究结果表明:其一,虽然脆弱农户家庭纯收入经受住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但更多依靠的是政府转移性收入的帮助,只要政府转移性收入发生变化,脆弱农户的家庭收入就可能会受到冲击。其二,通过组群差异分析发现,在重大外生风险冲击下,应更关注非贫困、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以及劳动力资本较为充沛的脆弱农户。其三,根据分析结果,应从重视“造血”功能、构筑产业防线和优化政策体系三方面激发农户内生动力、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实现共同富裕。

数智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健全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是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源。近年来,数字经济“井喷式”发展为传统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转型提出了要求,以重庆为代表的部分地区积极开展了数智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实践。但就现阶段来看,数智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仍然面临农村金融法规制度尚未健全、农村居民存在认知偏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数字技术人才匮乏、数字化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探索性提出数智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突破路径,以期为推动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强化农村金融赋能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和启示。

“数商兴农”工程推进农村三大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数商”是农村电子商务的升级提法,“兴农”包括兴农业和兴农民两个方面,“数商兴农”工程就是以农村数字商务促进乡村振兴、助力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民数字化应用能力、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一项工程。近年来,“数商+产业融合”发展良好,但是在“数商兴农”工程推进农村三大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农村数字商务应用水平不高,农业产业链短、农业多功能开发不足,农产品品牌建设欠缺的问题,对此,要通过加强农村数字商务基础建设,延伸农业产业链、拓展农业多功能开发,加强政策支持、激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等路径助力“数商兴农”工程推进农村三大产业融合发展。

子女数量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分析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维度实证研究具有不同子女数量的家庭对农村妇女非农收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技能、照料帮助、地区效应等变量外,子女数量依然严重影响农村妇女的非农收入。组群差异结果表明:子女数量增加对农村妇女非农收入的提高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独生子女家庭的农村妇女收入是多个子女家庭的1.57倍;多子女家庭的农村妇女非农收入比独生子女家庭的低14.27~16.14个百分点,两个子女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低12.61~13.34个百分点;每增加一个子女,农村妇女非农收入下降8.7个百分点,两个子女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低7.3个百分点。

子代数量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以亲子两代分居家庭为研究对象

子代数量与家庭支持力的关系是家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论文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以亲子两代分居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非条件Logistic模型,分析了分居家庭子代数量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分居家庭中子代数量与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随着分居家庭中子代数量增加,农村老年人获得代际经济支持的递增概率存在着拐点。当分居家庭中子代数量上升至5个时,获得代际经济支持的概率最大。随着子代数量的增加,农村老年人获得代际经济支持的概率并非完全呈现正向递增的状态。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估计及其含义

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资料,测算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状况,并根据计量经济模型,预测样本中每一个劳动力的迁移概率。由此推算出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制度环境下,农业中可供转移的劳动力规模仅有几千万,是十分有限的,这一结果和中国仍然存在上亿的、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观点有很大差异。目前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主要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中老年劳动力,要使他们真正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作用,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即重视对中老年劳动力的培训,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从而提高其非农工作的参与程度。

子女数、居住方式与家庭代际支持--基于城乡差异的视角

子女数与居住方式影响了老人家庭代际支持,且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首先,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子女数显著提高了老人获得经济支持与精神支持的概率;但女儿数与农村老人照料支持呈显著负相关。其次,对城镇老人而言,与配偶居住挤入了子女的经济支持,但对老人获得精神慰藉起到了负向影响;独居和居住养老机构分别降低了老人获得精神支持和照料支持的概率。对农村老人而言,与配偶居住在挤入子女经济支持的同时,却挤出了子女的精神慰藉与照料支持;独居和居住养老机构对老人获得精神支持和照料支持起到负向影响。子女数调节了居住方式对老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即一个理想化的结果是:子女在尊重老人选择居住方式的同时,弥补因居住方式导致家庭代际支持的缺失。

医保统筹地区城乡医疗服务利用差异的因素分解

在使用回归分解方法的基础上,采用Heckman二步法缓解样本选择偏误,采用Neumark法消除指数基准问题,并以此对中国医保统筹地区城乡间医疗服务利用的差异进行分解。研究表明:描述统计上的城乡差异,很可能低估了城乡间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现象;导致城乡医疗差异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因素和医保政策因素。

农村供水单位岗位设置与定员研究

农村供水单位岗位合理设置,是农村供水工程长效运营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分析了农村供水单位岗位设置现状和存在问题,确定了岗位设置原则和方法,提出了适宜农村供水单位操作的岗位划分和相应职责,并给出了对应不同定员级别下的岗位人数控制范围,为农村供水单位的岗位设置和日常管理提供了技术依据,以期切实保障农村供水工程的良性运行。

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吗?——兼论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对湖北和陕西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检验了子女数量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回应"多子多福"的现实性,同时探讨了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子"比"无子"更"多福",但"多子"不一定"多福"。有子女的农村老人,无论是儿女双全,还是只有儿子或者只有女儿,都比没有子女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但是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对于有子女的农村老人,子女总数、儿子数量、女儿数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大程度上受到代际支持的影响,子女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以及生活照料均可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来看,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才是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子女数量、性别和序次对养老资本的影响及城乡差异——基于CLASS 2014数据的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老年人在不同子女数量、性别和序次结构基础上的养老资本现状,综合考察子女对养老资本的影响机制、结果及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养老资本有显著提升作用。子女性别结构的影响体现在女儿数量增加对老年人养老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序次结构对两孩老人的影响表现在无论女儿的出生序次先后均对养老资本有促进作用;三孩老人第一孩性别对养老资本无显著影响,第一孩为儿子时第三孩为女儿和第一孩为女儿时第二孩为女儿均对养老资本有显著积极影响。子女数量能够给农村老人带来养老资本的增加,而子女性别和序次结构仅对城市老人养老资本有显著积极影响。

养儿还能防老吗?——子女人口经济特征、代际关系与农村老人养老资源获得

基于对湖北省60周岁及以上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文章考察了子女人口经济特征、代际关系对农村老人养老资源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数量越多、代际关系越好的农村老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越大,而子女的性别结构以及子女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则不大。与经济支持不同,在生活照料资源获得方面,子女的总体数量对农村老人是否获得生活照料的影响不大,但是子女性别结构对农村老人获得生活照料有显著的影响;农村老人获得生活照料的状况与子女家庭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与代际关系高度相关。另外,研究还发现农村老人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之间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农村老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后,其获得子女生活照料的机会就会降低。

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城乡间和两性间的比较

多子多福作为一种传统观念在我国影响深远,特别是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生活的满意程度成为热议的话题。选取子女数量对中老年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作为研究出发点,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选取子女数量、受访者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特征、养老保险状况、居住形式以及自评健康状况等作为自变量,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2)这种影响在城乡和两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相对于城市而言子女数量对农村居民的影响较大,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最后,针对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满意度在城乡和两性之间的差异化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BSC-FAHP和灰色聚类评价模型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绩效评价

科学地评价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绩效,已成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采用平衡计分卡理论建立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层次结构;提出一种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改进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绩效评价指标权重计算方法,并通过敏感性分析研究指出该方法具有鲁棒性;建立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绩效灰色聚类评价模型,依据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绩效评价等级。应用该评价模型对凉州区一农村公路管养站养护管理绩效进行综合评价,验证该方法在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绩效评价工作中实施的可行性。结果表明:该评价方法能对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绩效做出客观有效的评价,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和可靠性,能够很好的应用于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绩效评价工作。

当前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一项观念性的实证研究——以闽南山区B村为例

通过对闽南山区一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对当地农村青年的生育目的、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质量作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农村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