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晚清生员日常管理的蜕变与形式化——以生员阶段的张謇社会活动为例

清政府在各地学宫刊刻了一系列规定,对生员们的日常行为进行管理,尤其严禁生员们参与诉讼、干预地方政务等。然而晚清时期,由于新形势带来的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套制度逐渐沦为形式。晚清状元张謇在生员阶段就积极参加地方政务,几乎未受到该制度的任何影响;不仅如此,张謇同时代的生员们也活跃在地方事务上。这些都表明清政府长期以来的生员管理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了。

清末民初士人王舟瑶的著述人生

王舟瑶追寻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能敏锐觉察晚清学术发展潮流,确立“从经中求道”的学术旨趣。他紧跟时代发展变化,认同并践行近代教育理念,成功实现从传统士人到近代学人的转变。学术旨趣、教育实践、存续文脉是促使其转变的驱动力。

横看成岭侧成峰:乡村士人心中的清末教育变革图景——以《退想斋日记》和《朱峙三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以废科举、兴学校为中心的清末教育变革给那些生活在旧教育体制之下士人带来巨大的冲击。不同的士人对这场变革有着不同的体验:一些士人认为这是一条富民强国的正确之路,他们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其中;另外一些士人则认为教育变革搅乱了传统社会的思想和价值观,破坏了乡村社会的秩序,他们情绪低落、牢骚满腹,对新式教育极力攻击。士人们不同的体验和表现既与他们生活的区域等客观环境有关,也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心态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教育体验是他们主观构建的结果。这种建构与乡村士人的个性、原有知识结构、遭受挫折的忍耐力等因素密切相关。清末教育大变革中士人心态的变化及其影响,不仅可以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而且也应当成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郑孝胥和晚清文人的文化遗民情结

晚清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同以往“易代”不同，清王朝的 崩溃对文人而言已不再只具有政治含义，而更富于文化含义。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他们的所有言行几乎都与这种“情结”相联系。从文化遗民的意义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矛盾、复杂的郑孝胥，更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晚清旅外士人群体的“中学西传”活动及其影响

在晚清走向世界的国人诸群体中活跃着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旅外士人队伍。他们在域外开展汉语教学与演讲,以及翻译中国典籍等活动。通过与外国人频繁密切的交往,他们宣介了中国元素与中国知识,在展现中国服饰、礼仪,传播汉语言与中国经典,推广中国诗词与书画艺术等方面收到了良好成效,丰富了域外人士的中国文化认知,构成了近代“中学西传”百年历程的重要一环。晚清旅外士人群体之所以在“中学西传”活动中积极作为,既是出于一种弘扬中国文化的自觉,也有改善自身境况之考量。同时,域外世界获取中国与中国文化知识的客观需求,也成为推动“中学西传”的重要外部因素。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的历史价值

李尚迪是19世纪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具有两国文化交流"史"的价值。李尚迪与晚清文人的交流,延续和拓展了两国文人的情感空间,促进和加强了两国在朴学、金石学、书法和绘画等方面的交流,提升和扩大了朝鲜汉诗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并为两国诗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作为晚清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传播者,李尚迪是晚清中朝文人交流的历史缩影,同时,在他与晚清文人进行的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既彰显了"他者"的存在,也确证了"自我"的价值。

论明末清初剧作家的“佳人”情结

明末清初戏曲作品中的佳人形象呈现出了明显的共性特征,均是集色、才、情、德于一身的美好女性。在这样完美的佳人身上既寄托着中国文人的婚姻理想,也包含着文人潜在的攀附心理。在明末清初剧作家的潜意识里,佳人存在的意义正在于为男性服务,因此,佳人越是被塑造得完美,就愈加巩固了男性的中心地位。

从“故国”到“新朝”——明清之际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觉与国家认知

明清易代之际,国家形象在桐城士人中经历了裂变与重建。明末桐城社会战事频仍,桐城士庶在时局动荡中,结成了"地方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而国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腐败,未能起到保护地方社会的作用,反而在战略战术、军饷等问题上,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利益纠葛,从而更强化了桐城士人的内聚力,最终使有明一代的国家形象不断在士人中被弱化、瓦解。当明清易代完成后,清廷并没有强制消弭士人的这种地方自觉,而是通过制度性的建构使之逐渐植入了"新朝"的权威,"新朝"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建。桐城士人在从"故国"到"新朝"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了古代地方士人与中央王朝变革互动的一个思想史面相。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顾祠修禊"文人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顾祠修禊"文人的交往,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两国文人建立的感情更加深厚和丰富,既有人生困境中的相互扶持与砥砺同行,也包含了近代东亚历史巨变所带来的复杂情感。晚清文人对于李尚迪的诗歌创作给予了积极支持,并在中国诗坛上为其开拓了发展空间;李尚迪对于清代诗歌的评价,彰显了朝鲜诗学在东亚汉文学中的独特声音。"顾祠修禊"文人的政治理念和文学思想对李尚迪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李尚迪更加关注东亚局势的变动,关注社会的实践;诗歌认识和创作,也由尊唐变为宗宋,诗歌内容更加贴近现实。

北宋后期状元释褐职任考

沿袭仁宗朝后期的格局,英、神、哲3朝大部分状元的释褐职任为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事,而谅闇期间的状元,依惯例以初等幕职官释褐。徽宗朝状元的释褐职任,其寄禄官在前3朝的基础上又降一格,但其执事官几乎全是秘书省校书郎、正字等京官,不再安排到州郡历练。

晴空一鹤排云上——聂鑫森小说创作论

聂鑫森的小说大多取材于湘潭古城,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及晚明小品灵与趣的境界。其凝练典雅、文白杂糅的语言风格,风骚文坛,显示出作家潜沉厚实的旧学根底与功力。在那悲悯之情和忧患深广的文字背后,有其浩大的情怀。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反基督教思想异同辨析

无论在明末清初还是在教案风起云涌的近代 ,士大夫一直是倡导反基督教思想、制造反教言论的主力军。总体说来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的反基督教思想 ,其深层内容并无二致 ,二者都以儒家的世界观表现出种族反教、邪说反教、纲伦反教和经验反教的特征。但在列强肆虐的近代中国 ,随着教会权威的形成和官、绅、民反教共识的达成 ,近代士大夫的反教思想又呈现出别异于明末清初士大夫的特质。

南宋后期状元释褐职任考

南宋后期状元释褐依然是遵循孝宗朝"惯例",清一色的初授承事郎、诸州军签判,龙飞榜释褐职任是否向上调整未见记载,谅阴榜依然是不下调的。在宋代范围内纵向比较,整个南宋状元的释褐职事官仅与太宗至仁宗前期的第四、第五名相同。

清后期两广盐政“江浙现象”研究

文章通过两广商籍选举、粤东官场秘籍、粤东名幕山阴汪氏、两广盐运同江阴金武祥等论题分析乾嘉以降两广盐政中的“江浙现象”。乾嘉时期两广商籍科举中浙江籍盐商子弟占比最大,表明乾嘉时期浙江籍盐商已是外省入粤盐商的主体。由幕转鹾是入粤浙江籍盐商转换身份的主要途径。《粤东管见》手稿表明这类官场秘籍的作者及读者群主要是那些长期游幕岭南的江浙籍士人。山阴汪氏家族与盐运同江阴金武祥是晚清岭南名幕与宦粤江浙士人的代表。

论晚清广州十三行的士商文化合流——以怡和行伍崇曜为中心的考察

广州十三行商人虽在晚清贸易中声势显赫,但"重仕抑商"的传统心理劣势,不得不促使他们在积极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也开始十分注重士商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合流。以伍崇曜为杰出代表的怡和行南海伍氏,更是凭借汇辑刻印乡邦文献典籍的方式,大大推动了士商合流的社会风气。这对整个岭南文化的近代化进程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力。

乡绅日记中的清末教育变革——基于士人心态的考察

20世纪初,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式教育。对于这场教育变革,不同的士子有着不同的体验和感受,做出不同的评价。这一教育变革也影响到他们的教育活动的选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调适,积极参予到教育变革之中;另一部分人却迟迟无法走出教育变革的影响而处处感到不适,与新式教育始终存在着某种隔膜。教育变革下士子心态的多样化,说明近代士子阶层的分化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等层面,也反映在他们的心理世界之中。士子心态分化的情况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有益视角。

学人游幕与晚清汉学

学者在幕府中专门从事学术活动,并形成一种风气,是清代幕府独有现象。各种机缘辐辏之下,汉学在晚清不但没有迅速走向衰落,而且有了新发展,其中学人游幕起了重要作用。道光以降,学人游幕对汉学地域的扩展、汉学人才的增加、汉学研究领域的扩充、大型学术文献的整理编纂、重要学术著作的产生都起了重要作用,从而推动了汉学在晚清的继续发展,有助于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

清末民初小说中的儒家士人形象嬗变与文学转型

儒家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性传统,儒家士人形象是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通过对清末以来文学史上儒家士人形象嬗变的考察,可以深入透视近现代以来知识群体所走过的心路历程,进而对近代以来文学与文化中的古今之变、文学转型以及现代性等问题产生更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走出儒家文化,将其对象化、他者化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点,儒家从其本质上而言就具有一种文化守成主义的精神气质。进入近代之后的中国人的核心焦虑集中表现为,为了生存是否必须抛弃五千年来绵延至今的生活方式、伦理准则和价值核心?如果抛弃了这些作为国魂、族魂来源的传统,只剩下了自然生物人特性的中国人是否还有资格说自己是中国人?现代文明究竟会走向趋同即由西方主导的单一化文明,还是会多元并立、依然保持复数化的文明状态?中国文明是否能在经历现代性的冲击后,转型再生为与西方并立的一种现代文明?这些问题也正是此一时期的儒家士林小说共同关注的问题。

《花马池城图》:晚清西北地方士人的心态和选择

《花马池城图》的思想史料价值在于它的绘制内容得以体现一直被学界较为忽视的晚清地方士人群体的心态研究。清末西北一隅,在特殊的历史境遇和自然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此图体现出地方士人是如何借用自己的身份和能力自觉地去关怀普通民众的生活诉求,如何在官方与民间话语的互动中起到缓和与沟通的作用。地方士人将花马池城民众这样一段不为人知、容易湮灭在官方记载中的生活图景,以文字注释的方式描述出来,并安排在整幅城图中最显眼的位置,使这样一段反映地方士人和普通民众的生存困境永远地保留在了地方志书中。《花马池城图》最终实现了"目中有人"的思想价值,其绘制中所面临的困境和选择,既是一段历史中的偶然,亦是亘古历史中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