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东北部脑明特铜矿床成矿岩体年龄、Hf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对成矿构造背景的约束

脑明特中型铜矿床位于蒙古-鄂霍茨克缝合带中部,是蒙古国东北部已知规模最大的铜矿床。为探究岩体与成矿的关系,在矿床学研究的基础上,对该矿床成矿岩体开展了锆石U-Pb年代学、微量元素及Hf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结果显示:成矿岩体的锆石U-Pb年龄为166.3±2.3 Ma和162.6±1.6 Ma,表明该成矿岩体应为中侏罗世晚期岩浆作用的产物;岩石化学组成上,成矿岩体主量元素SiO_(2)(62.81%~66.03%)>56%,Al_(2)O_(3)(15.01%~15.77%)>15%,MgO(2.06%~2.72%)<3%,K_(2)O/Na_(2)O<1,微量元素具有轻稀土元素相对富集,重稀土元素相对亏损,Eu异常不明显和贫Y(含量为10.67×10^(-6)~14.05×10^(-6),<18×10^(-6))、Yb(含量为1.20×10^(-6)~1.65×10^(-6),<1.9×10^(-6)),富集Sr(含量为547.6×10^(-6)~661.8×10^(-6),>400×10^(-6))的特点,表明成矿岩体具有埃达克质岩石的地球化学特征。同时,成矿岩体具有相对较高的Mg^(#)和Cr、Ni含量,与源自拆沉下地壳熔融形成的埃达克岩相似。在Hf同位素组成上,该岩体具有较低的ε_(Hf)(t)正值(0.3~4.3)和中—新元古代模式年龄(T_(DM2)=1183~937 Ma),推测岩浆上升过程中混染了部分中—新元古代基底岩石组分。综合研究表明,脑明特铜矿床成矿岩体岩浆起源于拆沉下地壳的部分熔融,形成于中侏罗世晚期蒙古-鄂霍茨克洋闭合后的陆内伸展环境。

俄语中“契丹”是源自辽朝的强盛吗?

关于俄语中“契丹”的来源,学者均认为是因为辽朝及西辽(哈喇契丹)的强盛,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蒙古西征也是一个原因。实际上,辽朝、西辽均不与罗斯接壤,罗斯也未与辽朝、西辽发生交往,故俄语中称“契丹”并非因为辽朝的强盛而导致的,而是源自早期蒙古人对辽朝的称谓。因称阻卜或达靼的早期蒙古诸部曾为辽朝西北路招讨司下辖的属部,而辽朝针对契丹人及其他北方民族的契丹文国号为“哈喇契丹”或“契丹”,故早期蒙古人称辽朝为“契丹”。辽朝灭亡后,蒙古人兴起,他们继续称金朝乃至中国为“契丹”。后来随着蒙古人的三次西征,这一称谓也随之远播欧亚。因罗斯曾沦为蒙古金帐汗国的附庸长达两个多世纪,故俄语中称中国为“契丹”是沿袭自蒙古人。

蒙古族生态智慧的当代演绎——论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生态散文

鲍尔吉·原野是相当重要的当代蒙古族散文家,他特别喜欢大自然,他的许多散文都是典型的生态散文。他对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至为关注,竭尽全力地从蒙古族传统生态智慧中寻求精神资源,致力于批判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对大自然之美、自然生命之独特性有着敏锐地感知、极富抒情气息的细腻书写。他既有全球意识又有明确的地方意识,他的生态散文中既洋溢着大自然般的淳朴与优美,又充溢着胸怀天地、悲悯众生的忧患意识。鲍尔吉·原野的生态散文有利于引导当今国人的生态意识的确立,更有利于生态文明的转型。

从寺观到山城:宋蒙战争时期成都金堂云顶城营建研究

聚焦南宋末年抗蒙“八柱”之一的云顶城,结合营城史与军事史两种视角,根据战时南宋四川战区兼顾“卫民”与“养兵”的军事防御思想,阐释了平城-山城双城结构对云顶城创建的影响,梳理了云顶城从战前寺观到战时山城的营建历程,剖析了其“踞山”“据寺”的选址策略与依山就势营城的规划特色,总结了云顶城在石砌城防设施、给排水系统与道路等方面的营建经验。本文将为研究南宋四川抗蒙山城营建史和理解其遗产价值提供新的认识。

松辽盆地西缘突泉地区晚侏罗世过铝质流纹岩和英云闪长玢岩的发现:从蒙古-鄂霍茨克洋闭合到陆陆碰撞的地质记录

蒙古-鄂霍茨克洋南向俯冲、大洋闭合和陆-陆碰撞是东北亚地区晚中生代的重要区域构造事件,它与本区的岩浆活动、变质作用、成盆和造山作用都密切相关。准确界定洋壳俯冲、大洋闭合和陆-陆碰撞这三个相互关联地质过程的时空范围是客观认识区域构造演化的前提。然而,这项研究通常难以进行,因为很难找到与之相关的合适的地质记录。作者在松辽盆地西缘突泉地区发现从大洋闭合到陆-陆碰撞相关的过铝质流纹岩和英云闪长玢岩,锆石LA-ICP-MS U-Pb定年结果显示其结晶年龄分别为156±1Ma和155±1Ma,系晚侏罗世岩浆事件产物。流纹岩和英云闪长玢岩为钙碱性过铝质岩石,具有较高的铝饱和指数A/CNK(1.32~2.13),较低的MgO+FeO T含量(0.96%~3.37%)和FeO T/MgO比值(2.84~5.02),岩矿鉴定表明它们含绢云母等原生和次生高铝矿物,在CIPW标准矿物计算中出现刚玉分子(3.77%~9.65%),结合流纹岩和英云闪长玢岩在花岗岩的S-I-M-A型分类方案相关地球化学图解投影结果,综合表明它们具有过铝质S型花岗岩特征。流纹岩和英云闪长玢岩具有较低的Rb/Sr(0.35~0.55)、Rb/Ba(0.08~0.26)和Al_(2)O_(3)/TiO_(2)(38.41~61.36)比值,表明其原始岩浆源于杂砂岩部分熔融。锆石饱和温度计算表明这两类岩石的岩浆形成温度在837~876℃之间,低于A型花岗岩岩浆形成温度(900℃)。两类岩石富集Rb、Ba、K等大离子亲石元素,亏损Nb、Ta、P、Ti等高场强元素,具有较低的Y(5.29×10^(-6)~19.75×10^(-6))、Nb(7.44×10^(-6)~8.50×10^(-6))、Sr(60.6×10^(-6)~154.9×10^(-6))和Yb(0.53×10^(-6)~2.40×10^(-6))含量,具有弧岩浆属性。在Y-Nb图解中流纹岩和英云闪长玢岩投点在火山弧和同碰撞型花岗岩区域内;在Rb/10-Hf-Ta×3图解中投点在火山弧和碰撞型花岗岩区域内;在R1-R2构造判别图解中样品投点在同碰撞和造山期区域内;在Sr-Yb图解中样品投点在地壳加厚区域内。结合全球典型俯冲岛弧和同碰撞酸性岩地球化学特征和同时期本区域岩浆岩成因,表明流纹岩和英云闪长玢岩形成于洋壳俯冲和陆-陆碰撞转换背景,暗示其形成与蒙古-鄂霍茨克茨洋闭合和陆-陆碰撞作用有关。流纹岩(La/Yb)N值为6.62~8.77,指示源区起源深度为40~46km,英云闪长玢岩(La/Yb)N值为7.93~13.39,指示源区起源深度为44~55km,表明在156±1Ma~155±1Ma地壳处于持续加厚过程。结合区域地质资料,构建了蒙古-鄂霍茨克洋从俯冲闭合到陆-陆碰撞的构造-岩浆演化模型。本文认为蒙古-鄂霍茨克构造体系的影响范围到达了松辽盆地西缘突泉地区,156±1Ma~155±1Ma研究区处于大洋闭合到陆-陆碰撞转换阶段。

内蒙古东珺银铅锌矿床成矿时代与地质背景:来自富碱花岗斑岩地球化学、锆石U-Pb及闪锌矿Rb-Sr年代学的制约

东珺银铅锌矿床位于大兴安岭中北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是近几年发现的大型银铅锌多金属矿床。该矿床的成矿时代、成矿岩石以及构造背景一直不明确,本文对矿区内的出露的安山岩和隐伏的花岗斑岩开展了LA-ICPMS锆石U-Pb定年及岩石地球化学研究,并对银铅锌矿体中闪锌矿进行了Rb-Sr同位素定年。结果显示,安山岩喷出年龄为170.2±1.0 Ma、花岗斑岩结晶年龄为145.0±1.2 Ma以及矿体的成矿年龄为141.1±3.4 Ma。成矿年龄稍晚于花岗斑岩成岩年龄,表明成矿作用与晚侏罗世-早白垩世的岩浆活动具有密切的成因联系。花岗斑岩具有高硅(SiO_(2)=71.79%~72.88%)和富碱(Na_(2)O+K_(2)O=6.47%~8.23%)的特征,属于高钾钙碱性-钾玄岩系列。岩石的稀土元素总量较高(∑REE=195×10^(-6)~217×10^(-6)),具明显的Eu负异常(δEu=0.28~0.33),微量元素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Rb、Th、U、K,明显亏损高场强元素Nb、Ta、Ti和过渡元素Sr、Ba,且具有高的10^(4)×Ga/Al(2.68~2.84)值,其全岩(^(87)Sr/^(86)Sr)i和ε_(Nd)(t)分别为0.704423~0.704768和+0.01~+1.94,锆石的ε_(Hf)(t)为+1.37~+8.29,表明该岩体具有A型花岗岩特征,其岩浆源区可能由地幔熔体和新生地壳熔体混合形成。结合区域地质和前人研究成果,认为东珺矿区花岗斑岩及相关的矿化作用形成于后碰撞伸展的构造环境,与晚侏罗世-早白垩世鄂霍茨克洋闭合后碰撞密切相关。

基于多尺度融合与USM的蒙古族家具纹样增强研究

为提高蒙古族家具纹样图像的全局对比度、颜色和精细细节,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的多尺度融合和USM的图像增强算法。首先对图像采用非锐化掩模技术增强纹样的细节区域,在此基础上进行白平衡处理,然后根据对比度的需求定义权重,最后进行多尺度融合能更好地体现出图像中有价值的信息和样式。结果表明:该算法能突出纹样的细节部位,图像颜色更加自然直观,有效地增强了蒙古族家具纹样的图片;该方法可为缺失纹路的蒙古族家具纹样复原提供技术支撑,同时对蒙古族家具纹样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对查干白其嘎查塔尔查克图山摩崖题记的考察与研究

大兴安岭地区古代摩崖题记考察课题组于2021年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查干白其嘎查塔尔查克图山的摩崖题记进行深度考察。根据对地方老人进行的访谈,对白其题记的历史进行了追忆,并梳理了这次挖掘考察的详细过程。同时对新发现的墨书题记,特别对回式蒙古文及八思巴文合壁题记进行了文字还原以及释读,并对其词汇展开了语音学分析,从而阐释了该合壁题记所体现的语言文字特征。

碑刻材料所见蒙元时期盐场司官吏设置

蒙元时期高度重视盐场管理,成宗元贞元年(1295)开始场司改革,大盐场由正九品管勾司升为从七品司令司。《元史·百官志》《元典章》对场司改革前后盐场职官设置有相关记载,但存在错漏,正史对场司吏员几乎没有记载。随着这一时期碑刻材料的发现和整理,很多涉及盐场职官的材料证实始于成宗时期的场司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司令司职官设置与《元史·百官志》记载也存在差异。同时,碑刻新材料还复原了盐场吏员的设置和管理体系。

内蒙古A级景区空间结构演变及可达性研究

旅游景区是以开展旅游活动为主要功能的空间地域,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物质条件,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可达性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将内蒙古自治区现有的428个A级旅游景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内蒙古A级景区的时空分布和变化特征,并通过内蒙古路网数据分析景区可达性。结果表明:内蒙古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自西向东总体呈现出疏密交错分布格局,各地级市之间分布的景区数量差异较大;内蒙古A级旅游景区在大部分地级市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空间特点,但在分布的均衡度上不佳;2010-2022年间,内蒙古A级景区的分布核心保持不变,形成了以呼包鄂为核心集中分布,其他次核心分散分布的格局;内蒙古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大体呈东北方向,基本与内蒙古地形保持一致,离散程度大,2010-2022年分布重心逐渐向经济发展较好的呼包地区转移;内蒙古A级景区的可达性大体呈现出“中间强、两边弱”的格局,道路密度是影响可达性的重要因素。

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新论

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的兴衰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帝国早期,漠北通往中亚的驿道经过阿尔泰山。失里吉叛乱后,此道受阻,忽必烈开始在畏兀儿地区修筑驿站。后来,该地驿道安全受到海都叛军集团的严重威胁,忽必烈转而扩建塔里木盆地南缘驿道。蒙古诸汗国约和后,新疆、中亚各驿道相继复兴,直到1347年开始走向衰落。新疆、中亚道路的畅通几乎贯穿整个蒙元时期。诸汗国不和时,欧亚大陆物质文化交流的发展并没有受到阻碍。

明朝西番地区应急性防御与洮州卫堡寨的兴废

洪武年间,因西番十八族叛乱,明廷在邻西番地区设洮州卫;嘉靖年间,西海蒙古侵扰加剧,万历时设临洮总兵。因明初西番的袭扰具有偶然性,明廷在洮河北岸修筑堡寨和关隘以驻兵,属事发派兵的应急性防御。西海蒙古东侵后,洮州卫构筑起由洮河和边墙等设施组成的独立的闭环防御区。但此后洮州卫的堡寨废弃多于延续。明廷在洮州从卫到军镇的防御等级提升,并未改变其应急性防御特质。修建的堡寨数量虽多,但缺乏辐射力,这成为其延续性差的关键。

康熙朝多伦会盟礼仪与“大一统”格局

康熙三十年(1691年),漠北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等前来归附,康熙皇帝在多伦诺尔举行会盟,通过君臣商议,并参照内蒙古四十九旗做法,确定此次会盟的宴会觐见礼、赐宴、赏赉、封爵、大阅等礼仪活动,实现了将喀尔喀蒙古置于清政府管辖下的政治目标。多伦会盟中礼仪的政治效能和历史影响在于:微观层面上将此次会盟所构建的礼仪制度载入会典,成为常行之法,宏观层面上推动了国家“大一统”格局的发展。

备武南疆:南宋广南制置司研究

制置使司是南宋政权为加强区域军事防御而设置的战区制度。为了应对蒙古“斡腹之谋”的进攻,南宋以李曾伯为制置大使筹建了广南制置司来措置岭南地区防御。广南制置司在军事侦察与情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城防修筑和兵力调配构建了以静江府为核心,邕州为前沿重心的防御体系,并逐步完善宾、柳、象、梧等州的内线防务。因受炎瘴气候影响,广南制置司在宋蒙两次广西战役中并未充分发挥军事效能,但其军事建设在南宋末年抗元战争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蒙古秘史》记载“答闌 脫^(中)豁斡_(惕) 不察_(勒)^(中)合周”之汉音词汇的解析

学界对于《蒙古秘史》中记载的“赤那孫可兀的答闌脫^(中)豁斡_(惕)不察_(勒)^(中)合周”之汉音句子,统一认为“‘答闌’为‘七十dalan’,‘脫^(中)豁斡_(惕)’为‘锅’(“_(惕)”表示复数),‘不察_(勒)^(中)合周’为‘教滚着’”。该文结合中古蒙古语汉字音写规则,提出了与前期研究有所不同的看法,把该段话解释为“答闌”为表示数量多的意思,“脫^(中)豁斡_(惕)”为“凹”形地的形容词,“不察_(勒)^(中)合周”为动词,表示为“击退”之意。

中古蒙古语特殊词汇汉字音写分析

《蒙古秘史》维吾尔蒙古语原文已丢失,目前的研究主要依据明代汉字音写版本。一些中古蒙古语现已不用,有的意义有所变化,所以对汉字音写的《蒙古秘史》中古蒙古语复原时难免出现一些错误或不当之处。本文参考《蒙古秘史》中蒙古语汉音特点,挑选了其中特殊汉音词汇“答闌”“脫中豁斡惕”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与“七十锅里煮”之解释不同的看法,认为该词表示的是地名。

原始蒙古语p、h辅音研究

原始蒙古语语音系统中即存在P、h两个辅音,这两个辅音均保留于西支蒙古语族语言固有词词首。因为p辅音与蒙古语b辅音相对应,所以p辅音并非像G.J.兰司铁所提出的那样,发生了p>f>h>0的演变,而是发生了p>b的演变。h辅音虽然在中古后期完全消失于蒙古语,但是在其它蒙古语族语言中都适当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在某些环境中还变成了别的辅音。大致在圆唇元音之前演变为f、p,在i元音之前演变为■等。也有在个别语言中演变为x、在个别语言中部分演变为x的现象。所以,就兰司铁所提出的p>f>h的定律而言,在原始蒙古语固有词的范围,无论其具有怎样的依据,均应视之为h>f>p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