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县彝语西山土语“a-”前缀的语法功能

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彝语西山土语(以罗罗语为例)词缀一般可分前缀、中缀和后缀。西山土语“a-”前缀可以附加在单音节、双音节和三音节名词之前构成名词前缀;附加在单音节动词之前构成否定前缀;附加在单音节、双音节形容词之前构成否定前缀,附加在单音节叠词之前构成形容词“级”的前缀。“a-”前缀在西山土语中的适用范围比较广泛,可用于名词、否定动词、形容词、时间副词、疑问代词和叹词中,具有构词、构形和韵律的功能,表达了丰富的语法范畴。

粤北土话中的高量绝对程度副词比较分析——以“益”“蛮”“几”为例

粤北连州城村话中的高量绝对程度副词“益”“蛮”“几”分别是“特别、非常”“很”“挺”的意思,三者的程度量级可以表示为:益>蛮>几。语法特征上,三者都能修饰谓词和谓词短语,形成的状中结构能作句子的谓语、定语、状语和补语。否定格式上,三者与“唔”“冇”两组否定词的组配存在差异。使用上,三者都能用作积极或消极评价,但“益”“几”还能出现在别的语境中。此外,三者与湘方言的“益老”“蛮”“几”具有许多异同之处。

彝语诺苏话拓扑空间关系的表征

拓扑空间指物体表面结构中观察者注目的焦点与背景的空间关系,表示物体之间具有的并存、接触、包含、毗邻和接近等特征。彝语诺苏话拓扑空间关系的表达用“焦点F+背景G+位格+存在动词”和“背景G+位格+焦点F+ko^(33)+存在动词”两种形式,其拓扑空间关系的表达主要包括方位词处所词、后置方位格、存在动词。

华夷变态:东北俄式洋泾浜语的历史钩沉——东北亚语言接触与都市语言建设研究

洋泾浜语作为语言接触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在中国东北中亦不乏其表现。19世纪末,随着沙俄在东三省修筑中东铁路、强占旅大等殖民政策的推进,在中东铁路沿线陆续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即俄式洋泾浜语。梳理这种俄式洋泾浜语在东北或消亡或残存之表现,分析其中的原因,论述从东北方言史中钩沉出这种语言接触特殊变异现象的意义,旨在为东北亚语言接触及都市语言规划与建设发展研究,提供个案的历史借鉴。

彝语北部方言语音的发展演变趋势

彝语北部方言中各次方言和土语的发展演变进度不同,为研究彝语北部方言语音的发展演变趋势提供了很好的对比分析材料。复辅音声母和复元音韵母仅存于所地次方言中,且正逐渐在消失;还保留有舒唇元音的次方言已经缩小到只有义诺次方言,仍然处在消失过程中;鼻冠浊音在田坝土语和圣乍次方言的越西语音中已经弱化和消失。

论医古文语言的美感

医古文是用文言写成的古代医药文献 ,医古文语言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一种话语系统 ,不仅孕大含深 ,而且气韵生动 ,多种美感纷呈。可以从情致美、典雅美、辩证美。

支格阿龙的事迹比较

《支格阿龙》作为彝族传统文学中的优秀之作,广泛流传于彝区。从滇、黔、川三省彝族有关支格阿龙事迹的文本展示看,四川和云南的相当简略,主要表现在射日月和整治毒蛇等自然灾害方面。而在贵州彝区流传的文本,则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了支格阿龙在统治者的领导下,消灭敌对势力,整治社会秩序的行为和过程。三省彝区的《支格阿龙》文本,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川、滇操北部方言的彝族中,主要表现为与大自然的斗争,贵州彝区则表现为与社会势力的斗争。

云南建水彝语南部方言名量词研究

建水彝语属于南部方言石建土语,其名量词分为度量衡量词、时间量词、个体类别量词、集体单位量词、不定量单位量词等。其中,泛用量词有thε 33“个”、tc hε^33“根”、ti■33“点”3个,其用法与当地建水方言有一定共性。一些个体类别量词描摹事物形象、语义区分比较精细,在大小观和生命度上尤其明显。语序上,数量名语序以“名+数+量”为主,拓展的“名+形+数+量”在特殊情况下衍生出“名+数+形”的结构。

彝语中的正反问句研究

彝语正反问句有着丰富的形式,可以采用直接重叠、肯定否定重叠、肯定否定重叠中间加语气词三种形式,可以重叠主要成分、也可以重叠附加成分,对双音节词进行重叠时既可以重叠前一音节,也可以重叠后一音节。与汉语正反问句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较多的民族语言特色,虽然自身有方言的差别。

彝语南部方言纳苏话的词重叠

彝语南部方言纳苏话存在大量的词重叠用法,主要有AA、AAB、ABB、ABA、AABB、ABAB、ABAC、ABCB及ABACC式等九种主要类型。作为一种超词结构,彝语南部方言纳苏话词重叠有调量作用,有时量或动量增加,程度加深,表褒义的情况,但也有更多的减量,表贬义。无论哪种情况,词重叠的灵活使用使彝语纳苏话表达更加形象生动,这可能源于彝族固有的诗意思维与诗化表达叙事传统,词重叠及其使用属于彝族诗体言语结构及其方式的一部分。

新平彝语腊鲁话的隐语分类及文化成因分析

隐语是民族文化生活的语言烙印。文章记录描写了彝族腊鲁话中为数不多的隐语形式,并从食物、民族称谓、动作行为三个方面对隐语作了归纳,认为这些隐语是腊鲁人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与周边族群进行互动并在内部强化语言认同的结果。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及社会转型的加快,这些隐语正逐渐濒危,对其进行抢救性的整理工作是当务之急。

彝语南部方言田房话声调研究

本文采用声学语音学的分析方法 ,使用语音分析软件“Phonolys”对彝语南部方言江城田房彝话的声调系统进行了分析 ,得出江城田房彝话的声调共有三个 ,即升调、平调和降调 ,根据语图 ,给出了它们的调值 。

贵州纳雍话的“横xuan^(21)”

“横”字在贵州纳雍话里读xuan^(21),意思与“竖、直、纵”相对。纳雍话的“横xuan^(21)”是东鍾韵扩大和鼻韵尾ŋ脱落这两种音变竞争的遗留,“横xuan^(21)”没有归入东鍾韵,赶上了鼻韵尾ŋ脱落的潮流。纳雍话鼻音韵尾ŋ脱落开始的时间可能与梗摄部分字、曾摄部分字归并入东鍾韵的时间同时。纳雍话鼻韵尾ŋ的脱落受到彝语影响的可能性较大,今天纳雍阳长、百兴一带乡镇把aŋ读成an或ã。纳雍话鼻韵尾ŋ的脱落不只发生在iŋ和əŋ中,还发生在aŋ中,这给西南官话鼻韵尾ŋ在aŋ中的脱落提供了某种可能。

彝语倮倮话的体范畴

倮倮话属彝语中部方言,根据所表达的语法差异及其相关的个性特征,倮倮话的体范畴划分为持续体、进行体、完成体、开始体、将形体、经历体六类,体范畴的语法形式由动词搭配对应的体助词构成,动词在前,体助词在后。持续体,用动词V+体助词l■^55表示;进行体,用动词V+体助词■^55l■^55表示;完成体,用动词V+体助词wa^33表示;开始体,用动词V+体助词■^55wa■^33或动词V+体助词■^55l■^55wa^33表示;将形体,用动词V+体助词pa^33或V+体助词pia^35或V+体助词pa^33pia^35三种形式表示;经历体,用动词V+体助词ko^21表示。

山苏彝语明祖单话声调实验研究

声调研究历来是汉藏语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有语无文”的山苏彝语来说,已有的声调研究多集中在对峨山话声调调值的记录描写上,较少对其他点的山苏彝语进行研究,更是未见有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龙潭乡明祖单村山苏彝语为研究对象,对其单音节调、双音节调及当地汉语方言的单字调进行实验研究,以考察该地语言的声调特点。实验结果表明,山苏彝语明祖单话有5个调:高平调55,次高调44,中平调33,中/低降调31/21和低升调223/224。其中,低升调主要出现在汉语借词中,双音节无连读变调情况;而该地的汉语方言有4个调:阴平55,阳平31,上声33,去声223/224。

以客家话阅读马来文:词书编繤与民谣互译探讨

20世纪初,《正客音译义木来由话》由广州而马来亚,显示着华南民间继承明朝编纂词典经营南海马来群岛的传统,以汉字单字组合各种马来字词的发音,完成巩固各族生存共同体内部文明互鉴的需要。以人们熟悉的汉字方言读音,串连相近读音的马来词汇,方便着客家群体查阅与学习马来文;更能支持华人和马来人不论在开拓垦荒,还是进行工商贸易,长期顺畅沟通,共谋福利。由此基础延续,许多华人通过方言母语有效学习马来文化,而地方华人书写旧体诗词,也能融入汉字方言拼音的马来词汇,甚至将客家山歌与马来传统诗歌相互翻译,且符合彼此传统格律。如此亦能反映,20世纪马来亚华人热切学习马来文化,也在表述着社群/文化对话的诚意,希冀各族共荣共存,保护祖辈共同开拓的成就与主权。

彝语纳苏话句中语气词的功能研究

彝语作为少数民族语言在不同方言区中存在众多土语。文章将对彝语东部方言滇东北次方言禄(劝)武(定)土语句中语气词的进行描写和深入。关于语气词的性质和作用在前人讨论中已形成了两个共识:一是将其视为一种停顿标记;二是表示某种引人注意的语气。经笔者考察,彝语纳苏话中出现两个句中语气词,其不仅可以起到突显主语或话题的作用,也可以将其作为划分句子的重要信息与次要信息的“主位—述位”的结构标志。在某些带有选项的句子中语气词,不仅语篇衔接加强语义联系作用,还具有“对比义”。文章将从不同的语言单位中讨论彝语纳苏话句中语气词的句法功能、语用功能以及语义功能。

语序对彝语纳苏话与汉语被动句结构的影响

彝语纳苏话与汉语同为分析性语言,在以描写受事性状和结果为认知基础的被动句中存在差异。SVO型语序是汉语被动标记词具有介词功能的主要因素,在句子结构中施事的降级和无标记被动句介宾结构的省略现象都是语序在发挥作用。纳苏话因藏缅语普遍的SOV型语序不能产生介词,在有标记的被动句中结构助词就成为区别施受关系的主要手段,进而导致施事所处的层级与汉语不同。语序是实词语法化的主要限制条件,语序类型的差异造成这两种语言形成不同类别的标记词,进而影响到被动句的句法结构。

彝族学者普璋开与海外彝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性翻译

彝族学者普璋开自2001年开始以个人身份同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布莱德利合作,翻译海外彝语南部方言区古籍以来,计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14年,大卫先生陆续寄来从法国、英国和中国台湾等地采集的2000余张彝族南部方言区彝文古籍文献影印件。普璋开根据这些影印件复抄经书100余卷,四行体翻译40余卷100多篇经文,为海外彝语南部方言区古籍文献的抢救性翻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要抢救和保护海外彝文古籍文献,应加强与海外合作,以数字化保存古籍文献的同时,加强翻译和出版,以便更好地传承彝族文化经典和中华文化的历史根脉。

试论彝语数词“十”的音变——以彝族东部方言区彝语为例

当一个词与其他词搭配成新词时会发生不同的音变,这一现象称为语音“连音音变”,在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早已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彝语数词“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证,基本音读以[tshe^(11)]和[tshe^(21)]为多,但是在与其他不同的数词组合成新的词组时就发生连音音变,学界探讨已久,但迄今没有得出一致意见,仍处于争论中。因此,除了从传统的语言现象进行探讨之外,从音韵和文化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发生音变的原因。通过彝语“十”内在文化含义导出语音音变的另一原因,反映汉藏语系乃至世界各民族及其语言、文字、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揭示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一些普适性的自然法则和普遍规律,以期为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研究提供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