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尼泊尔政府开发援助(ODA)政策评析

日本对尼泊尔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政策,是日本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倡导"雁行模式",向尼泊尔进行经济扩张和推行价值观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政策始于1959年,迄今已有57年的历史,历经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三个阶段。日本通过对尼泊尔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政策,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收益,也获得了尼泊尔在政治上的支持。本文旨在分析日本对尼泊尔实施政府开发援助(ODA)政策的历程、类型及特点,并解析其背后的战略意图。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价值评析

日本政府自1979年起开始向我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我国的政府机构及主要领导人,著名学者,主要新闻媒体等都对ODA做了客观及时的评价和大量真实的报道。我们充分评价了日本对华ODA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同时指出,近年来日本国内存在的"应该全面削减或者停止日本对华ODA"的言论具有片面性,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

日本对华ODA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战后日本的对华ODA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政策目标。20世纪80年代,其对华ODA政策的主要战略意图是在经济方面利用ODA促进出口,从侧面支持企业的对华投资及确保资源的稳定供应;90年代,日本的ODA政策从"开发援助"转向"战略援助",非经济因素明显增加,日本旨在利用ODA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牵制中国。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削减对华ODA贷款,开始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多方面对中国进行牵制与防范。日本对华ODA促进了中日两国经济与技术合作的发展,使合作双方都得以受益。

日本对华ODA贷款计划的终结

1979年日本开始实施对华ODA计划,它期望将经济援助作为协助中国现代化政策的一部分,让中国成为爱好和平的参与者,并能奉行符合日本利益的温和政策。日本的ODA计划深受道德因素的影响,其中之一是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谢意。2005年3月,日本宣布计划自本财政年度开始削减对华低息贷款规模,到2008财年逐步终止全部计划,同时继续提供用于人员培训和环境保护计划的赠款与技术援助。日本终结对华ODA计划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人认为这项计划是“出于日本的利益考虑”,挫伤了日本的积极性;二是中国的经济成功、军备增强及其对日本利益的影响等;三是日本ODA政策的总体变化。笔者认为,致使日元贷款计划终结的情况变化表明,中日双方利用历史问题实现政治目的充满风险。历史问题在日中关系中几乎无处不在,仍需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处理。面对中国从日元贷款毕业的必然趋势,中国和日本相关政府机构和政治家都应具有相当的政治远见,从而避免决策过程如最近那样受到日中政治关系恶化的不良影响。

日本对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研究

乌兹别克斯坦是日本在中亚地区援助的重点对象。日本对乌援助可分为摸索、波动、加速三个阶段,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加速趋势。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农业、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等领域的援助,日本不断深化两国关系,并在乌民众中树立起良好的国家形象。文章认为,日本援乌具有维护中亚区域稳定、确保能源资源多元供给、扩大自身在中亚话语权、牵制中乌关系发展等长期战略考量,亦会配合美国的中亚外交策略进行调整。由于日乌在两国政治、安全、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较少,因此对乌援助在帮助日本参与中亚地区大国竞合方面的作用有限。

日本NGO参与政府开发援助的模式及其启示

随着日本政府发展援助数量扩张时代的结束,如何实现政府发展援助的高效率,推动政府发展援助从组织本位向功能本位转变,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发展援助制度改革的重点。具有反应速度快、灵活性高、低成本和现场参与感等比较优势的NGO参与政府发展援助,不仅促进了日本市民社会的发展,更是提升了日本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日本政府从资金、活动环境、沟通对话等方面为NGO深度参与政府发展援助提供支持。日本NGO参与政府发展援助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政府发展援助模式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日蒙战略伙伴关系10年进展评析

1972年日蒙正式建交,2022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2010年日蒙确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在其8年首相任期内3次到访蒙古国,切实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尤其是2015年日蒙签订自贸协定,使双方经贸合作转入了互利和互补的轨道。安倍任内在促进日蒙关系的同时也联合美国建立了“美日蒙三边会议”,对标“中蒙俄三国元首峰会”,这使未来进一步扩展为“美日蒙韩”或“美日印澳韩蒙”等多边机制成为潜在选项,这一动向值得中俄警惕。近30年来,日本向蒙古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成为持续促进两国关系的主要动力。日本在开展对蒙援助时精心布局,日元贷款主要针对政府、无偿援助覆盖基层和草根群体、技术援助则面向社会精英,三管齐下、各有侧重,在构建“民心相通”方面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未来,铀矿和稀土资源或将成为日蒙两国拓展经贸合作和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方向。

韩国官方开发援助(ODA)发展历史与现状探析

官方开发援助(ODA)作为韩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贯穿并服务于其国家战略。自1963年韩国与美国合作推行第一个官方开发援助项目以来,韩国官方开发援助的政策法律基础、管理方式以及评价体系不断完善。同时,官方开发援助规模持续扩大,开发项目日趋多元化。然而,通过对韩国官方开发援助历史与现况的纵向比较以及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下属机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间官方开发援助数据的横向比较,发现韩国作为一个官方开发援助援助国,在法律基础构建、项目开发、评价体系运营等方面拥有丰富的援助经验,但在援助效率、规模、有无偿援助比例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浅论日本的中亚能源外交

近年来由于恐怖主义等不安定因素,油气蕴藏量丰富的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当今世界资源和能源日益匮乏,掌握了石油资源,就掌握了争霸全球的条件。资源贫乏的日本也极重视中亚,正在加紧采取外交行动以加强与中亚地区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其通过援助等各种手段,渗入其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发展同中亚的外交。

日本对非洲农业技术转移的发展、模式与反思——以日本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水稻技术转移为例

本文以日本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水稻技术转移为例,系统探究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对非农业技术转移的发展、模式并进行深刻反思,进而凝练出对中国完善对非洲农业技术转移机制的启示。研究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始,日本基于履行国际责任、开发非洲资源与市场、获取国际社会信任和话语权、推动实施“海外农业战略”等综合考量,不断推动对非洲农业技术转移。为此,日本着眼水稻生产经营链条的每个环节,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开展以编制产业发展规划、灌溉水稻栽培、新品种推广、收获后加工以及增强受援国自主创新能力为典型模式的水稻综合技术转移。总体来看,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农业技术转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可持续性尚有不足。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对非洲农业技术转移的经验和教训,在实现双方技术优势和真实需求有效衔接、变革非洲农耕模式和农耕理念、拓展技术转移视野以开展综合技术转移、提升技术转移的可持续性等方面对中国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