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的选择研究——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中国上市跨国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的选择行为。研究发现,总体文化距离越大、东道国国家风险越高、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企业所有权优势越明显,中国企业OFDI选择合资进入模式的几率越高;而东道国市场规模、企业规模越大,中国企业OFDI选择全资进入模式的几率越高。文章最后结合中国的现有约束对上述结论作出了解释。

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选择分析——基于华为和吉利案例

文章基于企业所属行业在东道国的受管制程度和国际化经验程度两个情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华为和吉利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选择决策矩阵,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决策提供指导。结果表明,当行业受管制程度较高而企业国际化经验程度较低时,企业宜采取绿地投资的进入模式;当行业受管制程度较低而企业国际化经验程度较高时,企业宜采取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当行业受管制程度和企业国际化经验程度都较高或都较低时,企业宜采取合资新建的进入模式。

资源异质性、东道国因素与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

企业OFDI进入模式是资源异质性与东道国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本文从资源异质性角度出发,结合东道国因素,探讨不同的东道国投资环境下资源异质性对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资源异质性对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的作用不同,其中具有较强研发资源和创新资源的中国跨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新建投资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具有充裕管理资源的中国跨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但企业营销资源对投资模式的选择效应并不明显;关于东道国因素,本文发现只有东道国市场潜力显著,而东道国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为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提出有效建议。

制度距离与企业OFDI进入模式的选择——基于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Logit模型研究了中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与OFDI进入模式的关系,旨在为制造业跨国企业选择正确的进入模式提供借鉴。研究发现,制度距离与进入模式之间呈倒U型关系。制度距离较小时,跨国企业倾向并购模式;达到临界点后,更倾向绿地投资。制度距离的影响机制在不同东道国和制造业细分行业间差异显著。OECD国家政治距离影响显著,非OECD国家经济距离作用更大。"一带一路"国家政治距离和经济距离对进入模式有显著影响,非"一带一路"国家制度距离的影响不显著。在轻纺工业中,影响进入模式的制度距离主要是经济距离,对于资源加工工业,政治距离和文化距离的作用是显著的,机械、电子制造业只有文化距离显著。

中国企业OFDI适合渐进还是快进?--基于上市企业海外子公司经验数据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不断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已跻身世界前三,步入“走出去”新时代。但快速的国际化经营模式似乎并未给中国“走出去”企业带来预期的绩效增长,大量海外子公司未能成功地“走下去”。从彭罗斯(Penrose)企业成长理论视角出发,以中国2006—2018年A股上市跨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中国跨国企业的快速国际化低估了国际化进程中的Penrose效应,低估了吸收、消化经验知识学习所需的时间,这会提高海外子公司的退出风险。进一步细分跨国企业国际化的不同维度,发现基于广度的快速国际化会使中国跨国企业面临更大的Penrose约束,对海外子公司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采用合资模式、积累丰富的国际化经验能缓解中国跨国企业面临的“时间压缩不经济”压力和Penrose效应。

企业OFDI动机与创新模式选择——基于中国制造业的考察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一国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往往对科技制高点的竞争能力有重要影响。本文将不同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引入企业创新模式选择模型中,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名录、工业企业数据和专利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对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中,资源寻求型无法对企业创新模式选择产生影响;商贸服务型企业会增加渐进式创新;当地生产型企业和技术寻求型企业会减少渐进式创新而增加激进式创新模式。

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研究

随着全球性的经济产业结构整合,产业联合升级,我国服务业OFDI发展速度很快,但规模的发展相对较晚。OFDI的方式主要是投资开设新的服务业企业。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对现代服务体系建立,我国服务业结构及规模获得快速突破性发展。本文从对我国OFDI的规模研究开始,通过对投资区域的投资流量分析,企业构成和流向行业的分析,从更深刻层次上探讨服务业企业的OFDI状况,并得出投资流量大、投资区域集中及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结论,提出针对性建议。通过从行业和企业角度对我国服务业进行探讨,有利于补充相关产业理论及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体系,为服务业企业OFDI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参考。

“海外中国”走出去战略模式研究——以江苏为例

"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一个新平台。以江苏为切入点,探析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现状与战略模式。在梳理江苏企业对外投资总量、国别、行业、方式、投资主体、支持性措施等方面的基础上,认为江苏企业国际化程度尚低,通过考察江苏企业国际化的5种模式,提出江苏企业国际化"海外江苏"新模式。

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分析

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何种进入模式直接关系到技术获取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动态能力视角提出高层管理者认知—组织内部因素—外部环境因素的选择分析框架,识别了高管团队国际化经验、技术寻求类型、企业规模、产业变革程度4个影响进入模式的关键因素,并提出假设命题。通过对康希诺生物、鹦鹉乐器和天津药业三家企业进行跨案例研究,得到如下结论:高管团队国际化经验丰富的企业倾向于决策与控制程度高的进入模式;技术寻求类型的差异影响进入模式的选择,而企业规模对进入模式的影响是无差异的;处于产业变革程度高的企业倾向于组织弹性大的进入模式。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研究

本文以部分中国电子信息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为样本,运用多元逻辑模型,对技术获取型OFDI进入模式选择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和文化差距越大、国际经验越丰富,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新建模式;如果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研发能力越强、东道国政策管制越严格、国家风险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新建模式,同时选择并购模式的概率比选择合资新建模式的概率大。企业应立足自身特性,充分考虑东道国因素,选择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同时,政府应强化政策支持和导向作用,促进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OFDI的稳健发展。

企业异质性、东道国特征与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

使用Zephyr数据库中2010—2015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案例并结合各企业年报数据,建立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从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特征等因素出发,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规模较大和研发水平较高的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的模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当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与中国的文化距离越大、治理水平越高时,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的模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而企业战略资产水平、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企业生产率以及东道国创建企业成本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两种模式的选择无显著影响。

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挑战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日益频繁,学者们对此开展了许多研究。然而,现有文献主要针对全体企业或者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并未探讨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特征。为此,本文搜集了最近几年中国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层面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企业中,中央企业偏好于采用绿地投资的模式进入发展中经济体,其动机主要是为上属集团的海外项目提供服务;非中央企业偏好于采用兼并收购的模式进入发达经济体,其动机主要是获取战略资产和市场。

研发国际化模式选择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本文选择中国“走出去”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国际化不同阶段中组织学习机制异质性视角,探讨研发国际化模式选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阶段性影响。研究发现,组织要素与东道国要素的双元性响应决定企业研发国际化模式的选择倾向;研发国际化模式选择对于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会因为企业国际化阶段组织学习机制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际化专一性发展阶段,相对于合作型研发国际化模式对创新转化的显著抑制作用,独立型研发国际化模式对创新转化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国际化多样性发展阶段,相对于独立型研发国际化模式对创新转化的显著促进作用,合作型研发国际化模式更能促进企业的创新转化。

治理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倡议,鼓励企业产品出口、开辟海外市场以及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其会进一步影响到企业对外投资效率与公司价值。本文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高管背景和管理层激励等方面对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综述,并对该领域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指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如何在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中更好发挥混合所有制的作用并促进对外投资绩效的提升。

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使用多值选择模型,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合资或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倾向于绿地新建投资。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低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反之则选择绿地新建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非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收益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并购的投资模式;相反,则越倾向于绿地新建模式。第三,互联网发展和制度质量对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调节效应。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境投资时要密切关注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情况;中国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加强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进金融创新等方面,以加强与东道国的金融合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金融支持;应根据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建设情况和制度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

跨国并购抑或合资新建——基于制度视角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决策分析

从组织社会学视角的制度理论出发,探讨了企业选择跨国并购和合资新建两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决策动因,并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符合基于制度理论的假设。一方面,如果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完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则外国企业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而非合资新建;另一方面,东道国制度环境能通过调节企业资源和能力的影响效果,间接影响投资模式的决策。

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跨国投资模式选择及其对劳动者的影响

本文基于东道国的经济特征,研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投资模式选择问题及不同投资模式对中国OFDI企业员工工资和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企业选择投资模式会随着东道国经济特征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东道国工程建设速度越快、开放程度越高,独资兼并的模式更有利;拥有高经济增长和庞大的市场的东道国,合资模式会更好;而外资流入规模越高,独资形式越有利;就四种投资模式的对比分析而言,合资兼并模式下劳动产出表现最差;独资绿地和独资兼并模式下劳动者平均工资最高;并未发现投资模式对劳动者福利有显著影响。本文扩宽了人们对海外投资策略的认识,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不确定条件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设立模式选择——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的逻辑与实证检验

基于200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本文从实物期权视角实证分析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OFDI设立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不确定性与绿地投资正相关,这种模式使企业能够在保持上行潜力的同时降低下行风险;不可逆性、竞争性和增长机会等因素对不确定性都具有调节作用;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在高不可逆性行业中的企业会倾向于绿地投资模式,在竞争强度大和高增长的行业中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模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选择OFDI设立模式时,国有企业对经济不确定性不敏感,第三产业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最大,在发达国家中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不显著。

制度环境、相对资源优势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股权进入模式

本文基于制度基础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重点研究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股权进入模式所起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首先,在正式制度环境越不完善的国家投资时,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选择合资的可能性更大;在与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差异越大的国家投资时,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选择合资的可能性越大。其次,在正式制度越不完善的国家投资时,技术基础越雄厚的企业选择合资的可能性越大;东道国与中国的非正式制度距离并不能通过影响企业的技术基础,进而影响我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股权进入模式。此外,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对我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的选择没有影响。本研究对不同资源优势的企业在面临东道国复杂制度环境下如何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参考价值。

“双循环”新格局与中国工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

在构建"内循环"产能与跨国直接投资均衡模型的基础上,采用PVAR-GMM自回归方法实证研究2006—2019年中国工业的"双循环"模式,发现中国工业"内循环"产能与跨国直接投资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在不同产能发展阶段二者的相互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优质阶段工业行业"内循环"产能与跨国直接投资呈现相互推进发展模式,但跨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却制约转型阶段和低质阶段工业行业的"内循环"产能发展;工业行业人力资源规模对"双循环"模式影响的显著性呈现U形变化,且科技创新的影响效应变化趋势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