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社会阶层影响了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吗?——基于中国跨国公司微观数据

针对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区位选择呈现出向高政治风险地区发展的新态势,不同于以宏观国家层面、中观行业层面、微观企业层面为视角的已有研究,本研究以更为微观的企业内部高层决策者特征——CEO社会阶层为视角,选择沪深2009?2017年中国跨国公司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理论和印记理论,使用Logit回归方法,探索CEO社会阶层对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结果发现,CEO社会阶层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即社会阶层越高/低的跨国公司CEO倾向于做出向OFDI高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中间社会阶层的跨国公司CEO倾向于做出向OFDI低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CEO政治资本对CEO社会阶层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正U型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为拓展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做出贡献,为中国跨国公司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加强高管集体审慎决策,充分发挥CEO社会阶层优势或有效抑制CEO个人有限理性决策不足,进而做出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管理启示。

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政治”双重逻辑

受特殊地缘位置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的海外投资项目面临愈加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挑战。文章基于地缘政治理论,以美国为例,考察域外大国干预导致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受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权变性的影响,东道国对中国市场出口依赖和东道国与域外大国联盟关系的双层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地缘政治风险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特定国家的投资倾向;东道国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能显著弱化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在域外大国的盟国体系内,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并且东道国对中国市场出口依赖的调节作用不再显著,说明面对域外大国强大的关系性权力,经济依赖的“压舱石效应”是脆弱的;拓展性分析发现,国家层面的发展潜力和企业层面的竞争潜力是引发域外大国对中国威胁认知和权力消长认知发生剧变的关键变量,因为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较多的东道国,以及中国企业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和大规模投资上,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研究结论拓展了对外投资区位决策的研究视角,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的战略布局具有启示意义。

CEO管理认知异质性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偏好——基于中国跨国公司微观数据

以CEO管理认知异质性为视角,选择2009~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跨国公司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理论探索CEO管理认知异质性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偏好之间的逻辑关系与边界条件.结果表明:CEO管理认知异质性(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个维度)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偏好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CEO风险忍受对CEO管理认知异质性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偏好之间U型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

中国跨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区位选择:关系资产的作用

从关系视角出发,结合企业特定优势区域性,运用Logit回归方法,以2009—2019年中国跨国企业对31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探究关系资产对中国跨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具有政治风险属性的区位投资的影响,探讨了双边外交关系、市场竞争强度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拥有东道国关系资产的跨国企业倾向于前往高政治风险区位投资,友好的双边外交关系及高市场竞争强度会显著增强二者之间的正向影响.

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我国在亚洲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区位选择分析视角

根据2004-2013亚洲国家面板数据,本文按照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排名,将17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分为A、B、总体三组,从政治风险层面分析影响我国企业在亚洲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投资回报、宗教冲突对我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我国企业的直接投资表现出对所在国政府的稳定性、内部冲突高低和官僚机构质量有不同的投资偏好。

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基于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的比较

基于2003-2014年中国对45个东道国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通过顺向投资和逆向投资两个样本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无论是顺向投资还是逆向投资,中国企业都偏好低经济制度风险和低法律制度风险的国家,但对政治风险考察的结果却不一致,在顺向投资中,中国企业显著偏好腐败程度控制低和政府效率低的国家;在逆向投资中,中国企业偏好表现不明显。对于东道国市场和自然资源,无论是顺向还是逆向,中国企业均有显著偏好,地理距离的远近对投资多少有明显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风险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范围迅速扩大。与此同时,政治风险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利润获取、利润转移和所有权的威胁日益凸显,因此,政治风险已成为企业和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国外针对政治风险的研究比较丰富,但国内这方面研究相对匮乏。为此,该文对政治风险的现存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其内涵的发展演化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政治风险的分类及相关来源,总结了政治风险的测量方法及其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同时重点讨论了跨国企业弱化政治风险的相关研究,从而为未来研究推进奠定基础。

高管团队管理认知断裂带与OFDI高政治风险区位选择--基于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跨国公司微观数据

针对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区位选择呈现出向高政治风险地区发展的新态势,不同于以跨国公司"同质性"因素和单一属性特征的"异质性"因素为视角的已有研究,本研究进一步以跨国公司核心战略决策者双重属性特征的"异质性"因素--高管团队管理认知断裂带为视角,选择2013~2017年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跨国公司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理论和群体断裂带理论,使用Logit回归方法检验高管团队管理认知断裂带对OFDI高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管理认知断裂带与OFDI高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呈倒U型关系;所有权性质对高管团队管理认知断裂带与跨国公司OFDI高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的倒U型关系具有部分调节作用,当所有权性质为民营跨国公司时,强化高管团队管理认知断裂带与跨国公司OFDI高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的倒U型关系,即倒U型更加陡峭。本研究丰富了高管团队管理认知断裂带与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领域的文献,对跨国公司从公司治理角度合理配置高管团队结构,进而做出OFDI高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科学决策具有借鉴意义。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文章把衡量东道国政治风险的相关指标嵌入D—S区位选择模型为实证分析构建微观基础，利用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91．36％的52个国家或地区1996～2013年统计数据．实证研究了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住选择的影响。使用随机效应和系统广义矩估计两种方法进行对比回归分析．验证了传统结论的正确性，同时认为我国OFDI偏好于政治风险小的国家或地区，发达国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对我国OFDI有较大引力，追求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工资水平是我国OFDI的重要动机之一。我国OFDI的区位选择不仅要考虑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要考虑东道国政治层面的影响因素，实证结论可以为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重要的决策参考。

我国海外油气利用的战略选择研究

海外油气利用不仅是一种商业行为,更是国际能源投资贸易合作机制下不同国际集团利益分配博弈。海外油气利用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既要考虑规避东道国的国家风险,又要考虑油气资源政治属性所蕴含的战略利益。因此,本文从油气资源国国家风险和地缘政治吸引力两个维度出发,构建海外油气利用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矩阵,并对33个油气资源国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利用所构建的战略决策矩阵能够清晰地实现海外油气投资区位划分以及优化路径识别;中国目前主要的油气贸易伙伴多集中在高风险低吸引力区位上,出于维护长期能源安全的战略需要,有必要逐步扩大与高吸引力区位国家的油气合作力度。

政治风险、投资者保护与中国OFDI选择——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68个代表性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为基础,分别从政府稳定性、投资环境、腐败控制、法治环境等维度研究了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同时还考察了投资者保护强度和双边投资协定在防范与化解投资风险、保护中国OFDI方面的作用。研究表明:中国OFDI整体以政治风险规避型为主,不太关心东道国的腐败控制,更关心其政府稳定性和投资环境,并倾向于避开法律体系严格的国家;投资者保护也是中国OFDI的决定性因素,并在不同条件下与政治风险异质性产生不同强度的交互作用。中国经济总量对OFDI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而东道国市场规模、距离成本和税负水平呈现出显著负向效应。最后,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东道国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基于2008—2016年数据,采用计数模型,探讨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总体上具有“风险偏好性”特点,但这种“风险偏好性”只是表面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比较关心东道国的政局稳定状况、外部冲突、种族状况、内部冲突和政府腐败状况,不太关心东道国的民主问责状况,同时,东道国政局稳定状况对来自中国的农业投资具有负向影响,其他政治风险子变量都是正向影响;在发达国家,东道国政局稳定状况、外部冲突、民主问责、种族状况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影响显著,而内部冲突和政府腐败状况的影响不明显,除东道国民主问责、政府腐败状况两个政治风险子变量对来自中国的农业投资具有负向影响外,其余四个政治风险子变量都是正向影响。可见,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助于深化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认识,也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东道国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至今尚未在经验层面达成共识，中国“走出去”企业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区位选择面向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进入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时投资行为又以市场为导向，力图规避政治和法律制度风险，体现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动向。为了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和安全，我国政府和企业都要肩负起自己的职责，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制度风险防范和管理体系。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策研究

通过分析我国对外投资现状,发现我国目前对外投资中存在着直接投资的区位单一、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远远高于金融业直接投资、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等问题,提出了规避风险,加大对欧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增加对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与政策扶持力度等对策,以有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发展。

东道国政治稳定性、母国政府支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日益复杂化促使中国跨国企业更加重视东道国政治稳定性对海外市场选择的影响,而来自母国政府的支持性政策在其间能发挥何种效应却未能得到足够的解释。为此,本文力图阐释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东道国政治稳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研究推断,母国政府支持会增强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OFDI)中的风险承担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从而加强东道国政治稳定性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方面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将2004—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引入引力模型,并进行"一带一路"政策冲击分析,结果发现:中国企业更愿意去政治稳定的东道国进行OFDI,投资行为和流量方面均存在显著的风险规避效应;政府OFDI支持和战略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会促进企业进入政治稳定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并增大投资流量。这说明政府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验证了中国情境下母国政府对中国企业非渐进式的国际化所起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