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生品市场中央对手方清算融合发展的路径探析

2022年4月,《期货和衍生品法》正式出台,其中明确“期货结算机构作为中央对手方,是结算参与人共同对手方”。这是我国在法律层面首次确认中央对手方概念。中央对手方机制发源于期货市场,并因“合约履行保障者”的功能在期货市场的历史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08年金融危机后,符合条件的场外衍生品合约应进行中央对手方清算被确立为各国场外衍生品改革的一项首要原则。在全球监管改革进程中,中央对手方清算机构逐渐带有提供准公共服务的特征,在“合约履行保障者”身份基础上叠加了“市场风险管理者”的特点,清算机构不再是单纯的商事服务提供者,还承担着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作用。与此同时,全球一些大型综合清算机构逐步形成,同时为场内外交易提供清算,成为重要的跨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我国中央对手方清算目前仍存在明显的业务区分与监管区分,尚未形成融合发展的综合清算机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在全球中央对手方清算融合发展背景下,应关注场内外清算融合发展的法律制度保障,提升金融基础设施的国际竞争力,为建设金融强国夯实基础。

金融危机下关于我国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的思考

本文从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现状、监管框架和改革措施入手,阐明了两国市场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监管理念和措施也存在显著差异。在厘清了当前存在的若干制约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的认识误区后,对如何加快我国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中国衍生品市场概括与未来发展

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衍生品最早成为被归咎的对象。中国衍生品市场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这就提出了危机对中国衍生品发展的启示和未来如何发展中国衍生品市场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场内和场外的衍生品市场发展概况,然后提出了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发展衍生品的启示,最后对中国衍生品市场未来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欧盟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规则的演变历程及启示

次贷危机后,欧盟高度重视对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监管规则重建:一方面积极落实国际承诺并推动制定相关国际标准,另一方面及时完善自身规则,如制定《欧洲市场基础设施条例》和修改《金融工具市场指令》。这两部法规主要涉及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中央对手方、交易数据库、风险管理以及交易平台等内容。在落实和执行国际和经济体自身规则方面,欧盟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这既有欧盟自身市场发展的问题,也与国际标准更新快、跨境监管问题复杂等因素有关。本文介绍分析了欧盟场外衍生品监管规则的法律渊源、制度发展和落实情况,指出其未来亟待完善的内容;同时也指出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可以借鉴的内容。

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国际实践与启示

近年来,全球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快速发展及次贷危机的爆发暴露出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缺陷和风险管理的不足。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如何构建有效的监管体系确保市场健康发展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该文立足于当今国际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实践,以次贷危机为视角分析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体系的薄弱、不足及将来的监管动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政策建议。

美国期货市场:何以在危机中“独善其身”?——美国期货监管第三个五年规划及启示

近年来,美国期货市场发展基本未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甚至在华尔街金融改革法案中还取得了对柜台衍生品及其交易商的监管权,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主要是源于期货市场运行规范、监管目标原则明确以及监管工作富有成效。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2007～2012战略规划》,对其使命宣言,战略目标及任务规划,业务流程、手段和策略,未来趋势和挑战,跨部门合作,绩效架构,项目评估等进行了详细规划。美国期货市场与我国市场的发展阶段和条件差异较大,美国期货监管战略规划在具体政策措施方面与我国会有所不同,但在目标原则、监管理念和技术方法等方面,对我国科学制订期货市场的"十二五"规划,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对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改革的反思

本文探讨了场外衍生产品市场不同与场内市场的特性,梳理了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改革中制定的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措施,反思了这些措施对市场长期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对中国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改革提出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