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正义的区差规律——基于量刑地区差异的Blinder-Oaxaca分解

司法正义是一个兼具普遍正义和差序正义的复合体。司法正义的普遍性源自法治统一原则的内在规定性,而司法正义的差序性则属于区域发展差序结构之产物。以刑事司法为例,基于量刑地区差异的Blinder-Oaxaca分解,可以客观地呈现司法正义的区差规律:法定因素是导致量刑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罪行严重程度越高的地区,其量刑结果越重;非法定因素即法官的自由裁量对量刑地区差异的影响是有限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深刻影响法官的个案认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法官对相同犯罪数额危害程度的认定越宽松。为此,有必要建立裁判辅助系统,根据地区经济指标对犯罪数额进行折算,引入量刑地区差异的监测模型,并且强化裁判文书的撰写规范,以确保将正义区差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基于Fairlie分解的流动人口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流动人口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为促进城乡流动人口健康公平提供建议参考。方法:基于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运用卡方检验探究城乡流动人口特征分布差异,利用基于logistic回归的Fairlie分解法分析流动人口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流动人口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为24.25%,其中城镇发生率显著低于农村(P<0.05);Fairlie分解显示流动人口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城乡差异中特征效应占95.53%,系数效应占4.47%,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婚姻情况、医保报销情况及是否接受健康教育对该差异产生作用(P<0.05)。结论:农村流动人口的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高于城镇,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差异起主要作用。应加强农村流动人口的健康教育与劳动保障,提高城乡健康公平性,通过改进医保报销机制缩小流动人口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城乡差异。

中国企业所得税的有效税率差异研究——基于财务报表附注数据的分解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数据,对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差异的形成因素进行了分解。研究发现如下:第一,近年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不断推出,其中税基式优惠的增长尤为明显;第二,随着优惠规模的扩大,企业的有效税率普遍下降,但企业间的税负差异也随之扩大;第三,税收法定的制度因素对有效税率差异的影响至关重要,其中,适用税率的大小是决定企业有效税率高低的关键因素,而税基调整项中的暂时性差异是有效税率差异的最主要来源。本研究强调,未来的税收政策应更注重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同时考虑企业认知能力的差异,税制设计应避免过于复杂和碎片化。

中国南北地区差异的要素分解与政策启示

21世纪以来,中国南北地区差异日益扩大,各增长要素作用差异明显。利用发展核算基础上的地区差异分解框架和1978—2022年中国省级地区数据,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物质资本、劳动投入对南北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南北地区总产出差异总体上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但劳均产出近十多年来变化不大,劳动力和资本流入成为南方地区总产出更快增长的重要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差异一直是影响南北差异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将会主导未来的区域差异趋势;物质资本差异受区域政策影响比较突出,但政策效果需要多方面协调考虑。要素分解对于缩小中国南北差异的政策启示在于,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加快国际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从而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中国城市数实融合的区域差异、来源分解及形成机理

首先综合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定基比例法、线性加权法测度2011—2020年全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实融合指数;其次,基于空间和结构双重视角,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方法考察城市数实融合差异大小及来源;最后,运用二次指派程序揭示其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全国总体及四大区域城市数实融合水平均呈明显增长趋势,但2017年后融合水平不均衡现象较显著,且四大区域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异质性;城市数实融合差异的主要来源为区域间差异,其中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最大,东部区域内差异明显高于其他区域;数实融合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于融合规模与融合基础;融合规模差异对城市数实融合差异的影响从东部向东北部区域依次减弱,融合结构差异的作用强度在东北部区域最强,在西部区域最小,融合基础与融合效率差异均在西部区域驱动力最强,在东部区域最小;融合基础与融合规模差异上升是导致2017年之后中国城市数实融合水平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研究丰富了中国城市数实融合评价体系与方法,为研究中国城市数实融合水平差异分布特征与演进态势、探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效路径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来源分解

本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5个内涵特征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客观赋权法对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中国式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考察了全国及四大区域现代化水平的动态演进、区域差异及结构来源。研究发现:全国现代化水平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区域现代化水平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及东北部最低;核密度曲线从三峰变为两峰,地区极化现象明显减弱;全国总体差异呈现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造成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人口规模差异是全国现代化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文明协调、共同富裕差异的贡献也相对较大,而和平发展差异是最小来源,各维度差异的贡献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

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测度及差异分解

文章从要素基础条件、市场准入程度、市场化运作水平和市场反应程度四个维度构建了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熵值法进行了测度与分析,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对差异来源进行了分解。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1年,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其中差异来源主要是区域间差异,其次是区域内差异;四个考察维度中,市场化运作水平对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区域间差异的影响最显著,超变密度贡献率最低。

中国创新全要素生产率连续动态测度与时空差异分解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二次动态加权法测算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连续动态演变特征,并借助时空分异模型探究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时空差异。结果发现:①中国多数省份创新全要素生产率随时间推移呈稳定上升趋势;②创新资源、知识创新、协同创新、创新政策、创新环境在不同省份表现出较大差异;③不同样本期内,影响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子系统有所差别,其中创新资源对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强度波动较大,知识创新对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同样表现为促进作用,且作用强度远大于创新资源;④知识创新、协同创新、创新政策对全国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创新环境效应表现出东部促进、中西部作用不明显的空间分布格局。据此,提出实施差异化导向型政策、优化区域要素资源配置、主动加入全球创新网络等措施,以提升中国创新能力与水平。

我国福利不平等的多维测度、维度分解及地区差异分析

文章首先从多维视角出发,以人类发展指数的三个维度基础,加入住房维度,以此构建福利不平等测度指标体系;其次,设计权重方案,通过主客观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最后,结合单维加权法和维度不平等间替代度提出多维聚合指数,对2010—2020年我国居民的福利不平等程度进行测度分析,并通过维度分解讨论不同维度的不平等情况及其对福利不平等的影响,通过地区分解讨论了东、中、西部地区的福利不平等情况和内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我国的福利不平等指数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农村的福利不平等指数高于城镇,教育不平等指数下降对福利不平等改善的总贡献最大;(2)东、中、西部地区教育不平等问题的改善最明显,但西部地区的教育不平等指数相对于东中部地区而言仍然较高,东部地区较大的住房价值差距导致其住房不平等指数在三大地区中最高,各地区的健康支出不平等问题均最为严重。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时空演变与差异分解

基于数字经济定义,构建涵盖数字生产要素、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四个准则层的测度框架,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到2010—2020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考察其时空演变特征和差异形成机理。研究发现:整体上数字经济发展持续向好,但发展不平衡和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断扩大,甚至呈现“优者恒优,弱者仍弱”的固化态势。空间视角的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其中东部和中部、东部和西部的区域间差异远高于中部和西部的区域间差异。结构视角的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数字产业化差异,差异来源结构呈现数字产业化差异不断下降而其他三个方面差异逐渐上升的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的差异来源结构类似全国总体,而中西部地区由以数字生产要素差异为主转向以数字产业化差异为主。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分解及空间演进路径

从基础、产业、融合、环境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空间莫兰指数对中国30个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状况及动态演进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稳中求进,东部地区发展迅速,中西部增速较缓但趋向均衡;地区间数字经济差异逐渐缩小,表现出动态收敛特征,从空间分布来看,空间集聚趋势不断强化,区域带动作用增强。因此,要正视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适当的虹吸效应带动周边省域发展,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因地制宜鼓励四大地区发展数字经济,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与结构分解

推进共同富裕要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厘清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及其原因是实现区域均衡的前提。文章根据2011—2020年31个省份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了中国共同富裕程度,并结合变异系数、核密度估计、Markov转移矩阵、泰尔指数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结果发现:中国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已呈缩小趋势,但差异依然较大;各省份共同富裕程度从低水平向高水平转移概率较低,难度较大,部分省份还存在由高水平向低水平转移的风险;根据区域分解结果,中国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较小;根据因素分解结果,中国共同富裕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财富总量差异。

中国南北差异的产业分解分析与政策启示

南北差异日益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方面,各产业发展的南北差异在其中的作用越发突出。基于国民经济核算的产业分解框架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份数据,研究三次产业发展和地区产业结构变化对南北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各产业发展对南北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大不相同;短期内各产业自身差异对南北差异影响比产业结构更为突出;近年来南北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差异对总体经济差异贡献大幅提升,是导致南北差异扩大的主要因素。

我国城乡居民的医疗需求差异研究--基于Oaxaca-Blinder方法的回归分解

我国城乡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医疗需求差异:2009年城市的平均医疗消费约是农村的2倍,城乡间的医疗需求不平等问题突出。为了考察城乡医疗需求差异的原因,本文应用CHNS2009年的截面数据建立城乡居民医疗需求方程,并借鉴Oaxaca-Blinder方法分解出城乡医疗需求差异的成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居民的医疗需求差异中,有48.1%可归结于制度因素,城乡居民的医保待遇差异是造成城乡医疗需求差异的主要原因。据此,在城乡收入差距客观存在的前提下,下一阶段制度改革的重点应是:逐步提高新农合的补偿待遇,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以消除制度因素所带来的城乡医疗福利差异。

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差异测度、来源分解与分布动态演进研究

根据湖南省14个地州市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和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对湖南省战略新兴产业的区域差异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特点,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正逐步减小,区域间差异是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布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进一步从湖南各区域视角观察,湘东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分布呈现两极化特征,湘西、湘北、湘中地区则表现出多极化特点。根据以上结论,建议湖南进一步加快做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量,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跨区域沟通协作,各区域则应因地制宜,错位竞争,打造特色鲜明且具有核心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国城乡小时工资差异的结构性解释:基于Oaxaca-Blinder和分位数分解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在扩展的Mincer方程基础上,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和分位数分解对城乡劳动力之间的小时工资差异进行了结构化研究。研究发现,教育对于我国劳动者小时工资的影响举足轻重,而劳动者健康、信任和社会保障等因素虽然特征效应不大,但系数效应十分显著。通过分位数分解,还发现同一解释变量对于不同收入阶层样本的影响程度甚至影响方向都显著有所不同:低工资群体中系数性差异比较明显,高工资群体中系数性差异有快速上升的趋势。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新时期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城乡工资差异中的结构性特征。

金融危机下不同企业性质与企业规模的表现差异分析--基于Oaxaca静态和JMP动态分解

本文利用多省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axaca静态分解和JMP动态分解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企业部门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后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与此同时,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收入差距、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收入差距也有一定程度的扩大。然而,分解后的指标表明,导致二者差距扩大背后的原因有明显差异。前者是因为中小型企业的劳动力流失造成个体特征差异扩大所致;后者则是因为非国有部门要素报酬率下降、从而造成系数差异扩大所致。鉴于相关结论,如何保护经济冲击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劳动者的经济利益,防止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理应成为政策制定部门在实施反危机政策中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

中国新时代就业质量:指标测算、来源分解及演变分析

就业质量提升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持续改善民生和共享发展成果的关键途径。综合多重视角构建新时代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0-2018年全国及省际就业质量指数,并分析其区域差异来源及空间收敛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整体、各维度及各类性质的就业质量水平基本稳步提升;省际就业质量指数分化明显并呈“金字塔”状分布结构,但落后地区增速更快。差异来源分解结果显示,全国及四大板块就业质量发展差异持续收缩,东部与其他地区差距较大致使就业质量空间差异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就业状况、劳动者报酬和社会保护差异是导致省际就业质量差异的关键结构因素。空间演变分析结果表明,省际就业质量发展呈现空间非均衡性但随时间推移趋于收敛,就业质量“落后省份”存在追赶周边“先进省份”的演变趋势。为此,应致力于推进构建完善的新时代就业质量长效机制,因地制宜地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推动省际就业质量协同发展。

中国县域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基本事实、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分解

廓清中国县域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有助于准确评估现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政策并为未来的政策优化提供指引。本文基于二次型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了2008—2016年中国1985个县的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在此基础上从基本事实、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分解的角度对县域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首先,样本期间中国县域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均值为1.66万元/吨。时间维度上,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截面维度上,东部地区的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低于中西部地区。其次,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不仅取决于碳强度表征的减排规模效应,还与县域的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密切相关。最后,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省域之间而非省内县域之间,意味着超越省域范围的全国统一碳市场更加有助于实现成本有效的碳减排。本文认为,无论是命令控制型碳减排政策还是市场型碳减排政策,政策设计的关键均在于充分考虑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在县域之间的异质性,充分利用县域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信息,因地制宜选择差异化减排政策并推动区域间协同化减排。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异测度、来源分解与形成机理

从空间和结构两个视角考察2011—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表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差异不断缩小,空间分布上东强西弱、南强北弱和增速上西快东慢、北快南慢的特征显著。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形成机理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分别是横向东中西三大地区和纵向南北方两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除中部地区外,覆盖广度差异是全国及其他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内源结构性因素中覆盖广度差异、使用深度差异和数字化程度差异对全国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作用强度依次降低;外源社会经济因素中,经济发展差异和金融科技水平差异均是影响全国及分区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各要素差异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