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陶釜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的陶釜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认为战国中期陶釜以一种特殊葬俗的形式出现在郑州地区,战国晚期开始陶釜迅速发展,分布范围变广,数量和类型明显增多,包含有郑韩文化、晋文化和秦文化三大系统。进入汉代,陶釜数量急剧减少,类型单一。陶釜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与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西汉大赋发展与皇权变迁

文景时期赋的创作者主要集中在诸侯身边,显示了诸侯王本身的强大实力。武帝收回诸侯的权力之后将赋家招揽到了自己身边,要求他们用大赋彰显皇帝的权威,并以赋家作为安抚各地的代言人,以此达到通过文化渗透集中皇权的目的。宣帝时期大赋已成皇帝专用的颂赞式文章。成帝则因后宫乱序、频繁扰民而逐渐失去皇室在民间的威望,皇权开始衰落,故而此时大赋以讽谏为主题。西汉末王氏篡权,大赋也失去了政治功用,转而成为个人创作。可见西汉大赋的发展与当时皇权的变迁息息相关。

城南别离:《长门赋》中宫为“昭台”考

《长门赋》中所描绘的离宫从地理方位记载、考古遗址发现等方面均可证明并非汉长安城东的长门宫。从《史记》《汉书》等正史文献对西汉后妃被废黜别宫的叙述来看,具有明确迁居离宫的记载并不多,其中不论是宫殿性质、离宫方位、宫殿规模抑或是后妃迁居时期,昭台宫相比于包含长门宫在内的其他具有废黜功能的离宫别馆,均更加符合《长门赋》中“城南之离宫”之特点。

论天人合一思想对西汉咏物赋创作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作为西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汉的咏物赋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丰富了西汉咏物赋的创作结构与形式,扩展了赋体文学内部的时间与空间。西汉咏物赋所蕴含的情感内容不是单一的颂美,也有赋作者自身情感的投射。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使赋作者们更加关注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内在精神信仰的塑造与追求,从而使以比附颂德为外衣的西汉咏物赋中隐藏了浓烈的生命意识。

西汉后期的文人与环境之关系——以扬雄的述作经历为中心

西汉后期是汉代文学与文化转向的关键时期,扬雄是此期转向的代表人物。以扬雄的述作经历为线索,可以透视其人生轨迹与知识结构、价值追求三者的关联,推及西汉后期地方文化与京师宫廷文化对文人述作的不同影响。扬雄早年居蜀时期,作品“文似相如”,他的地方知识结构和人生价值追求,折射出蜀地重辞赋的文化风气。扬雄入京投靠外戚王氏,被荐为待诏后,待诏承明殿,奉诏作《甘泉》《河东》《羽猎》三赋,博涉经传、子史,知识承载量激增。任为郎官之后的扬雄,供职黄门,受宫廷郎官群体重经学、尚博通的文化氛围影响,转而深深认同儒家经学的价值主张,而中秘藏书为其提供了无限的智识资源,他最终选择石室观书和个人著述来安顿人生的价值。扬雄的这种著述经历,大抵反映了西汉末年文人群体的整体动态。

西汉辞赋家的“俳优”意识及其消解方式

在西汉,辞赋家被称做“俳优”。这是由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决定的,和真正的以娱乐君王为职业的俳优有可比性。辞赋家的“俳优意识”是不得志文人的共同感受,也说明他们有意以文人自命,和当时的立功之士拉开距离。“俳优意识”是辞赋家怨愤情绪的写照,在这里,儒、道二家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安顿心灵的人生之学对消解他们的俳优心理起着决定作用,这种消解是西汉大一统专制政治制度下士人不得不做出的人生选择。

西汉赋家的个体性生命焦虑

个体性生命焦虑是西汉赋家比较浓郁的生命意识。它较集中地体现于骚体赋和拟骚赋中。可以说,西汉赋家继承先秦时代的人文精神,并结合新时代对士人话语自由及人格自由的限制与剥夺,将屈原的楚骚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对后世文学关注生命具有深远影响。

西汉帝王陵墓汉服文化开发对策研究

陕西咸阳帝王陵墓旅游资源丰富,被评为"中国金字塔之都"。文章在对西汉帝王陵墓旅游资源进行调查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其存在问题,提出以汉服文化为切入点,开发西汉帝王陵墓旅游资源,并罗列了具体的实施措施。

西汉朝廷服制着色政治蕴意探析

西汉朝廷服制主要包括祭服和朝服两种,其用色蕴含着特定的政治内涵。其中祭服用色先后有三次变化:汉初承袭秦水德制,故色黑;文帝时因对赤帝子的信仰,故色赤;武帝时又因立土德为法定德属的缘故,故色黄。而朝服则继承了秦朝水德制度下的黑色深衣服式。

西汉蜀郡赋家赋作考

西汉时期,蜀郡出现了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著名赋家。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赋家的赋作遗佚较多。根据已有的历史文献,结合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些赋家一些赋作的真伪、内容、创作时间等诸多方面做了考证。

论两汉咏物赋中的物

两汉咏物赋是中国本土物象观念的产物。建基于这一基础之上,两汉咏物赋营造出极具灿烂感性的、理想的、人化的物象世界。由于两汉咏物赋中物的表现力过于强大,以至于作者的真实情感遭到挤压,哪怕是作者假设出的、以体验为目的的"我"在赋作中也总是处于隐藏的状态。在这之中,人与物的对峙、感性与理性的共存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

从汉赋内容的变迁看西汉赋家的心态变化

西汉赋的内容变化反映了西汉赋家的心态变化,是探索赋家心路历程的重要依据。总体上讲,西汉赋家的心态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矛盾对抗引发的隐逸意识;被迫认同后所形成的颂美倾向;依附王朝权威的兴趣减弱后所产生的疏离意识。

西汉文学叙说

西汉文学的时间断限是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5年。西汉文学的主要业绩表现在辞赋、文章、诗歌三个方面。辞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源于先秦,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时代特色。汉代文章积极关注现实,对后代影响巨大。汉代诗歌,古朴典雅,体被文质,其中乐府诗的影响尤其久远。

南越王墓编乐句鑃摭遗

广州南越王墓鼓腹型句鑃的出土将该乐器的使用时间下延至西汉初期,也将其流行地域扩至岭南地区。作为南国汉代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珍品,8件成套的编乐句鑃不仅是岭南与江南吴越地区青铜文化交流的物证,也是南越国对吴越和中原音乐文化进行吸纳、再创造的例证,其对于研究西汉南越国音乐艺术和音乐机构"乐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西汉大赋的帝王接受与经学影响

汉代经学思想统治地位确立后,赋家在创作上有意识地靠近经学,期望以此提高大赋的政治地位和功能。但作为主要接受对象的帝王对大赋娱乐休闲的期待视野有意无意地阻滞了它的经学化努力。这个矛盾呈现出的表象就是汉大赋讽谏创作目的和接受效果的背离。因此,对汉大赋受到经学的程度我们应慎重结论,特别不应过分夸大汉赋的经学化。

两汉经学思潮与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赋家为重新确立赋的地位而趋附经学思潮,西汉中后期赋家讽谏意识日益强化,但经学对汉赋的影响仅仅停留在创作意识的层面,二者的精神实质相去甚远;直至东汉前期,赋家的创作意图由讽谏转向宣扬文治教化,赋的文化定位终于与经学思潮相吻合。

两汉之际的外戚政治与赋学转捩

外戚与赋家在大汉帝国政治体制中占据不同位置,赋家代行王言试图襄赞王治,外戚代行王政却遮蔽王权。这种矛盾使赋家生存空间被压缩,流离失所,怨愤愁苦,进而促成两汉之际辞赋的一系列转变:体式由铺张大赋向骚体小赋复归,内容由郊祀田猎变为野外征行,主旨由讽颂并重转向颂扬为主。两汉之际外戚政治对赋学的影响,以赋家个人遭际为媒介,以理性反思为终结。赋家通过不断追问天命与美政,淡化了外戚政治留下的伤痕,在对东汉礼制社会的建构中,重拾对皇权的信心,实现了精神自赎。

春秋赋诗与西汉赋家群体活动的文学意义及特征演变

关于诗、赋的早期群体性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是春秋赋诗与西汉赋家群体活动,并在活动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学意义。春秋赋诗的诗学意义,主要体现在赋诗统一于燕礼、取诗之义与赋诗者之义同类以及赋诗与舞相合、己志与国志合一、观志与言志相符、风雅氛围的营造等。西汉赋家群体活动的赋学意义,在汉初藩国群体中表现为激发赋家的创作热情、形成赋作的统一风貌;武、宣时期,体现在赋家才能与技能得到施展、赋作质量与数量得以提升、对赋作评选标准的讨论、汉赋理论的提出、汉赋政治职能的强化等。从春秋赋诗到西汉赋家群体活动,其特征演变主要表现在政治性向娱乐性转变、礼仪化向日常化转变、主体参与性加强等三方面。

湖南常德南坪西汉长沙国郎中令廖福家族土墩墓群发掘简报

2010—2011年间,常德博物馆在常德南坪清理了6座西汉—六朝的封土堆,其中有3座封土堆为西汉土墩墓群。一号封土堆为西汉武陵郡孱陵县县丞之墓,三号封土堆为西汉—新莽时期的长沙国郎中令廖福家族土墩墓群,出土了铜、铁、玉、滑石、琉璃、陶、青瓷、漆木器等珍贵文物500余件套。其特殊的土墩墓营造方式是湖南省的首次发现,确定了湖南地区西汉至新莽时期的一种竖穴土墩墓的特殊墓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