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西藏边境贸易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通过介绍西藏边境地区概况及边境贸易现状,指出了西藏发展边境贸易的优势与制约因素,提出了通过大力发展边境贸易来促进西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的饲草生产技术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为例

以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算农户饲草生产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并从饲草类别、农业规模和地区分布3个维度进一步分析技术效率的增产空间。结果显示,饲草生产存在显著效率损失,提高生产效率,单产还有近30%的增长空间;投入要素劳动、种子、燃料、农家肥、化肥和土地产出弹性分别为0.1423,0.2197,0.1309,0.2600,0.2265和0.0206;品种差异是饲草技术效率最主要影响因素,农业规模和流动资金要素对饲草生产效率提高产生间接负向影响,人力资本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素对饲草生产效率影响不显著。释放饲草生产技术效率增产空间,可采取推广普及豆科饲草生产技术、扩大饲草种植规模、各地区(特别是拉萨地区)进一步明确适宜引种的饲草品种等策略。

试论清末“新政”中的西藏地方教育发展--以近代边疆教育为视阈

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促生了我国西藏地方近代教育发展,这段历时短暂的边疆教育在政策定位、推进模式与推行路径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摸索,体现了边疆治理与教育发展双重因素对边疆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交织着中央与地方不同层面的政策诉求,不仅体现了边疆教育的一些典型特征,更饱含着当时中国人富国强边的期待。

论《西藏等三边赋》的文献价值

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作为清代乾嘉道之际边疆舆地赋的代表,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特色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从形式与内容两大方面入手,详细论述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形式上,体现在正文加自注、大量征引相关文献两方面。内容上,体现在涵盖史地以及宗教、民族与民俗、语言与文字、气候与物产、经济与贸易、官制与兵制乃至天文、历算、医学等诸多方面。可以说,《西藏等三边赋》是关于清代三边研究的文献宝库。

清初至民国时期的四川边茶贸易及运输

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和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之间的雅安、名山、天全、荥经、邛崃、灌县、崇庆、平武等县,是销藏茶叶的重要产地。自宋代茶马贸易重心从西北南移到四川以来,四川边茶的产量不断增长。但限于川藏间道路的险峻遥远,以及奔腾汹涌的大渡河的阻隔,川边茶的贸易一直圉于大渡河以西的雅、黎、碉门、岩州一带,均为藏民前来买茶而后运往藏地销售。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西炉之役"后,清政府将雅砻江以东地区纳入直接统治之下,特别是1702年泸定桥的修建,打通了雅安至打箭炉(康定)的通道,作为川边茶贸易重要集散地的打箭炉也由此兴盛。自1700年清兵占领打箭炉至1950年代初雅安到康定的公路开通,开启了汉藏结合的茶叶运输历史,即由汉人背夫自雅安背茶到打箭炉,再经打箭炉由藏人用骡牛驮茶入藏的,长达250年之久的藏茶之路新历程。

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以《西藏等三边赋》为例

有清一代,边疆舆地赋的创作蔚然大观,其代表为《西藏等三边赋》,突出地体现了征实的性质和特点,与此相联系,向来被视为地理著作。其征实性,不但体现在作者的意识上,还体现在赋作的内容上。其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征实性,原因概略有四:一是与清代地理学思潮的兴起有关,二是受当时学术风气尤其是考据学的影响,三是作者本身就是地理学者,四是作者都亲历过边疆地区。而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贯穿了强烈的边疆意识和经世思想。

强疆固边与西藏边境城镇体系建设

西藏边境地区是一个集民族、边疆、贫困、生态于一体的特殊地理区域。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央及各省市的强力支援下,西藏边境城镇得到了较大发展,但因受制于自然、地缘、历史等因素,与其他省区相比,仍呈现出少、小、散、弱、差的发展现状。随着新时代来临,西藏边境城镇的重要地位日趋突出,面临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需要把西藏边境城镇体系建设与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科学规划、顶层设计以及制度创新,坚持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的发展原则,运用国家力量加快推动西藏边境地区城镇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边境城镇经济,形成以边境农牧民就地城镇化、军民融合共建边境兵团城镇以及多层级边境城镇体系共同发展的多元、协调、共荣的边境城镇发展新格局,以满足西藏边境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愿望,进而达到强疆固边的目的。

驻藏大臣和宁《西藏赋》自注辨正

和宁在任驻藏大臣期间创作完成了《西藏赋》并为之作注,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在《西藏赋》自注中偶有疏漏或牵强附会之处。文章对《西藏赋》自注中存在的疏漏进行了辨正,弥补自注的缺憾,进一步完善《西藏赋》的注释,方便《西藏赋》更为广泛地传播。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道光《筹办夷务始末》西藏边外诸部考

康熙皇帝对冈底斯山一带的地理很感兴趣,所以1721年《皇舆全览图》木版第15幅"冈底斯阿林图"中有冈底斯山边外的一些汉文地名,如"们巴楚木郎你艾满遮辰"、"们巴母马衣艾满衣遮辰"、"们巴浓的艾满衣遮辰"、"们巴衣的艾满衣遮辰"、"桑纳苏木多阿产衣巴"等,乃译自康熙时期满文1719年铜版《皇舆全览图》。将康熙年间法国耶稣会士译介的该铜版《皇舆全览图》两幅地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与道光二十七年《筹办夷务始末》中记载的一些西部西藏边外诸部的汉文地名进行比对,有助于解读成书于雍正年间的《西藏志》、成书于嘉庆初年的《卫藏通志》等汉文志书中的有关地名,明了当时的中国西部疆域。谭其骧的清代西藏历史地图西部西藏边外部分汉文地名很少,因此空白面积较大。今后可以考虑将这些汉文地名补入。

《三边赋》之《新疆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最早当在光绪九年(1883年)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新疆赋》,从作者、版本、内容、文学特色、价值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基于盲源分离理论的地球化学矿致异常识别研究

尝试将盲源分离技术用于地球化学领域中,应用盲源分离理论中的FastICA算法对西藏洞嘎普铜矿勘查区1∶10 000土壤地球化学测量数据进行了矿致异常识别研究。首先根据盲源分离算法建立反演化探数据元素组合模型,以此确定地球化学成矿元素组合;然后,利用分形方法确定地球化学单元素及元素组合的异常下限,圈定异常浓集中心,进而确定异常分带性;最后,将元素分带特性研究与研究区地质特征相结合,对比单元素异常图及组合异常图,对研究区的地球化学元素作出异常分类和异常评价解释,划分的4个异常区域在后期的工程验证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明代藏传佛教政策的转换与演进

宗教事务管理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明代治藏一方面承袭元制、优待藏传佛教及其高僧,另一方面又使其在整体上不脱离国家的边疆民族政策,服务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需要。明代藏传佛教政策总体上保持一致,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国家政治、社会生活、边疆形势等因素影响,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和修复。

“拟态边疆”:媒介化社会中的涉藏边疆传播研究

全球化与信息化使地理边界之间的距离被弱化,传统边疆的概念发展为一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组织方式,而"拟态边疆"是建构现代边疆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中国的涉藏边疆传播面临着东西方"西藏观"差异、民族主义、分裂主义等诸多思想的冲击,由此威胁到涉藏边疆意识形态安全。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树立"拟态边疆"观念、开展多渠道传播、提升受众媒介素养等是和谐涉藏边疆建设的有效途径。

在西藏话题中建立中国论述

中央作出西藏的发展、稳定、安全涉及国家的发展、稳定、安全的论断,是在认识上把西藏放到更宽阔的视野来对待的重要步骤,而进一步的探索则是"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发展路子"观点的提出。从中国思考西藏方法论的建立,习近平同志"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这一重要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很多,包括借鉴中华文明中国家治理的政治智慧,来建立我们自己的话语。

简析1909-1911年清军对藏东南地区的改流设治及其意义

清末,金沙江以西的藏东南地区政治格局错综复杂,三类不同性质和层级的管理系统在这一地区同时运行,相互穿插纠结,事权难以统一,加之殖民者的觊觎,对边疆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09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率边军进入金沙江以西的藏东南地区,与驻藏大臣联豫及入藏川军协同作战,控制了工布藏区及察隅、波密、墨脱等地的动荡局面,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外来侵略做出了积极努力。在进军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还完成了对藏东南部分地区自然地理和社会状况的初步调查,绘制舆图,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开发边疆民族地区矿产资源问题探究

边疆民族地区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具有共同点:1成矿条件有利,矿产资源丰富;2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迫切需要形成支柱产业;3生态环境脆弱;4处于边境地区,面临的外部环境较为复杂。其特殊性表现在:1对于矿产资源开发享有自治权和收益优先权;2易因生态环境问题引发民族问题。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工作的着力点及措施: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持采取比较内地更为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推动实施矿产地储备;矿业产业坚持精品化路线,提高矿产资源单位开发经济效益;建立更加完善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施特殊的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机制;推动"和谐矿区"建设,通过矿产资源开发直接带动民生改善。

承继与滥觞:毛振翧《西征集》藏事诗的诗学价值研究

毛振翧《西征集》藏事诗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既是对历代边塞诗的承继,又是引领清代藏事诗的滥觞。毛振翧作为第一个自觉且全方域大量创作藏事诗的诗人,他将中国古代文学边塞诗开掘到了继盛唐之后的又一新高地。集大成者的《西征集》蕴藏着丰富的诗学价值:其一,“藏地”“西藏”成为边塞诗除西域、蓟辽边关等表现意象群之外的又一“新意殊象”;其二,扭转清初颓废诗风,让清诗重拾风骨;其三,对藏地历史事件的记载、对藏地民族融合的吟咏以及对藏地民俗的描述,开创了清代藏事诗的叙事传统。厘清《西征集》的历时(纵向)、共时(横向)和西游东归(空间)诗学价值,有助于学界对边塞诗、藏事诗相关学术问题予以切实的研判。

康藏与西南:近代以来西南边疆的区域重构

近代的内边分野格局造就了我国特殊的"内方区"观念。在内方区观念的干扰下,康、藏经常被看做是西部边疆、西北边疆的组成部分,而早期的"西南"或"西南边疆"一般不包括康、藏在内。1930年代以来,受到抗战地域格局的影响,康、藏越来越被看做是"西南"和"西南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张其昀等学者提出的区划思路,明确体现出"西南边疆"的重构态势。近代以来西南边疆的区域重构历程,体现出地域格局主导下的区划内涵变化,亦即"经济第一"还是"国防优先"区划原则在不同阶段下的运用。

“熬茶”:构建清王朝治理边疆的权力文化网络

熬茶是清朝统治时期,发生于西藏地方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它与宗教、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清王朝利用熬茶维持和巩固对西藏地方和蒙古诸部等边疆区域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四个维度的权力文化网络中。1840年后,尤其进入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晚清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熬茶形成的权力文化网络无法避免传统的边疆治理方式而走向坍塌。

治边视阈下康熙朝西北藏传佛教政策的嬗变

康熙朝在西北的藏传佛教政策实质是一种治边政策,二者有着高度的统一性。康熙前期,清圣祖年幼,且四隅多事,康熙朝为稳定西北,其藏传佛教政策因袭顺治朝"柔远抚绥"的政策。随着西南、东南、东北等边疆危机的解决,西北政局的日趋严峻,国力的日渐强盛,后期藏传佛教政策改为"乱则声讨,治则抚绥",在治理西北与西藏过程中取得了较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