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site trimer superfluid on a one-dimensional optical lattice

The Bose-Hubbard model with an effective off-site three-body tunneling,characterized by jumps towards one another,between one atom on a site and a pair atoms on the neighborhood site,is studied systematically on a one-dimensional（1D） lattice,by using the density matrix renormalization group method.The off-site trimer superfluid,condensing at momentum k = 0,emerges in the softcore Bose-Hubbard model but it disappears in the hardcore Bose-Hubbard model.Our results numerically verify that the off-site trimer superfluid phase derived in the momentum space from[Phys.Rev.A81,011601（R）（2010）]is stable in the thermodynamic limit.The off-site trimer superfluid phase,the partially off-site trimer superfluid phase and the Mott insulator phase are found,as well as interesting phase transitions,such as the continuous or first-order phase transition from the trimer superfluid phase to the Mott insulator phase.Our results are helpful in realizing this novel off-site trimer superfluid phase by cold atom experiments.

中国环境自动监控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环境行政执法中自动监控方式是广泛应用的新模式,也是环境行政监管与执法的未来趋势,但目前无论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是地方规范都片段化且不统一。在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背景下,亟须围绕该法第41条“电子技术监控”条款生成统一系统的环境非现场行政执法规范。环境自动化监控从主体、程序、证据、处罚四方面给行政处罚带来新的变革:首先,主体上,新的主体第三方服务机构的产生,带来新的第三方执法义务等共治问题。其次,程序上,行政执法流程相比人工时代需要再造,以保障行政相关方的权利。第三,证据上,“数据失真”与自动监控时代执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使得人工“双审”成为要件。第四,罚责上,需做到甄别三种自动监控数据属于违法,并在海量的自动监控数据中降低执法强度。在新的环境自动监测时代,主体、程序、证据、处罚都要考虑行政相对方——企业的权利与利益再平衡。此外,上述结论往往也适用于我国自动化行政执法的许多共性问题。

异地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于高铁通车与独立董事履职的视角

独立董事的尽责履职对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04—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独立董事履职的视角,对异地独立董事如何影响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考察了高铁通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异地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高铁通车则有效缓解了这一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异地独立董事因为监督、咨询和决策无效而不利于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高铁通车则主要通过改善监督和咨询职能的发挥,缓解上述不利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铁通车后不同背景特征的异地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存在差异化影响。具体而言,高铁开通后,具有行业专长、学术背景、海外背景的异地独立董事比例与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显著正相关;而不论高铁是否开通,具有法律、财务背景的异地独立董事比例与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显著负相关。

穿透式监管:以非现场监管为分析视角

穿透式监管具备理念、空间这两重内涵,前者代表“实质重于形式”的理念,后者是穿透物理上空间的非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几乎等同于自动化行政。非现场监管具备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放管服改革的价值内涵,但是在应用中可能存在技术、权力、责任这三重风险。相应地,可通过以下三点实现对非现场监管风险的控制:一是技术风险的控制,即细化保护个人信息的行政法规范、落实监管数据弄虚作假的法律责任、发布算法解释报告与构建算法伦理评估制度;二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与程序控制,即分析非现场监管的成本收益、完善非现场监管具体程序规则;三是对非现场监管进行分类归责,即参考自动化行政的研究采取分类归责思路。

基于GA-SA组合算法的山区复杂环境无人机起降点选址

针对山区复杂环境下的物流链前端无人机货运起降点选址和任务分配进行研究。首先以建设成本最小和运输时间满意度最大为目标,综合考虑无人机自身性能和禁飞空域等因素,构建多约束条件下多目标函数的起降点选址和任务分配模型。采用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和模拟退火算法(simulated annealing algorithm, SA)的组合算法进行求解,首先通过遗传算法得出较优的可行解,再以此解作为退火算法的初始解进行模型求解。仿真结果表明,构建的多约束模型能够实现预期效果,并且采用的算法解决此类问题时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安徽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实践探索

当前,安徽省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在完善待遇政策、提升服务质量、强化信息支撑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医保基金不合理流失、跨省异地基金监管难度大、直接结算与手工报销存在待遇差以及跨区域医疗机构虹吸效应较大等问题。对此,建议运用大数据挖掘,深入分析医保数据,探索开展区域间协同联查合作,持续推进长三角医保一体化,建立待遇补差业务协同规范;通过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下沉,发挥分级诊疗作用,推动形成有序的异地就医格局,不断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度。

地区社会网络与企业异地投资

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异地投资数据,利用条件Logit、负二项回归与OLS等多种估计方法,考察了地区社会网络对企业异地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地区社会网络显著影响企业异地投资区位选择,即地区社会网络越发达,越有利于吸引企业投资,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地区社会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资源配置功能以及网络嵌入功能可以有效缓解投资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与资源短缺等困境,提升企业新建子公司的风险抵抗能力;同时,地区社会网络亦能通过降低企业投资当地门槛,吸引企业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地区社会网络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与近距离企业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社会网络的研究层次与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对企业提高投资效率与合理布局具有借鉴意义。

药品供应链新模式下异地仓设置实践和思考

目的为药品供应链新模式下异地仓的设置提出可行性建议。方法分析异地仓设置的动因与成效。实地调研3家跨省异地仓药品批发企业,统计3家企业异地仓年销售额、异地仓所在地政府增加的税收、降低的运输成本及减少的药品破损费用。分析异地仓设置现存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结果3家企业异地仓年销售额分别为400万元、3.72亿元、20亿元,当地政府增加的税收分别为52万元、23万元、1.1亿元;降低的运输成本分别为2万元、100万元、4000万元;减少的药品破损费用分别为1万元、3万元、500万元。结论异地仓的设置,能增加当地政府的税收,降低企业的流通成本,保障药品供应及时,但仍存在药品信息无法完成实时对接,物流成本增加,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要合理高效设置,建议整合内部资源,实现多仓协同;优化物流及配送体系,标准化第三方物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互联升级信息系统;加强异地仓数据监管,统一检查思路。

信息化时代非现场审计模式在水利系统内部审计中的应用——以江苏省水利厅为例

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内部审计无法充分发挥“经济体检”的作用,水利内部审计也面临更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以江苏省水利厅为例,分析水利内部审计的现状,针对审计发展转型难题,提出应用非现场审计模式等建议。

异地就医管理中医保事权划分及支出责任探究

目的:本研究以公共管理的事权划分理论为基础,探究异地就医管理中不同层级医保部门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的关系,以期为推进就医地管理提供参考借鉴。方法:首先,通过查阅文献探究医疗保险及其他公共管理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的研究情况。其次,通过政策文本检索,结合异地就医结算发展现状,辨析基于机构职责的事权划分和基于政策文件的事权划分,明晰事权划分与财政支出的匹配性等情况。结果:基于机构职责的事权划分和基于政策文件的事权划分有偏差,财政支出管理现状不能满足强化异地就医的就医地管理需要。建议:明确省级和地市级医保部门就医地管理的机构职责,增强跨省异地就医管理的中央事权,强化专项转移支付对异地就医管理的绩效考核,用政策事权划分及协同补齐部分异地就医管理短板。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异地就医结算管理路径优化研究

我国异地就医结算存在医保政策、监管及经办服务的“碎片化”问题,整体性治理理论和国际实践经验可以为完善我国异地就医结算管理提供优化路径:切实推进分级诊疗政策;以政府为中心,创新监管机制;实现医保结算政策标准化,统筹推进全民医保建设;建立和完善异地就医领域法律法规;推行“综合柜员制”,规范异地就医经办流程;稳步推进信息化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引领作用:来自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证据

国家中心城市肩负着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使命,其创新引领作用将为企业合作创新搭建良好平台。以实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事件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能显著提高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企业联合申请专利的数量,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带动作用明显;异质性分析显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同一学科内的企业异地合作创新影响效应更强;机制检验表明,国家中心城市通过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推进区域产业分工、增强经济关联等渠道影响企业异地合作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引领效应影响范围有限,但企业合作创新的质量较高,创新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较好。因此,地方政府应有效利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机遇,促进城市间企业合作创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构建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基础的非现场执法体系的建议

实施非现场执法是生态环境执法领域从“人海战术”转向“智慧执法”的必经之路,是现阶段非现场监管模式不断演化的必然方向。研究分析了污染源非现场监管向非现场执法转型过程中存在的自动监控设备管控边界不清、非现场执法顶层设计不完善、多维度电子数据证据体系未形成等问题,并对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基础的非现场执法体系构建提出如下建议:区分自动监控与自行监测的关系,明晰自动监控的管控边界;制定非现场执法实施方案等文件,完善顶层设计;建设全国非现场执法系统,实现统一的技术载体;完善非现场执法多维度电子数据证据体系,提升证据证明力。

自动化行政处罚法律规制——以道路交通非现场执法为视角

道路交通管理领域的非现场执法是当前半自动化行政的一种体现,其具有非接触性、高效率性、全天候性等优势。只是当下非现场执法的法律依据粗疏,存在执法主体合法性存疑的问题,同时在程序方面,道路交通非现场执法的告知程序和陈述申辩程序也存在瑕疵。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法律的规制和完善,所以要明确执法主体的范围及法律责任,同时对非现场执法的告知程序、陈述申辩程序进一步完善。

交警非现场执法的优化研究

在数字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下,交通管理部门全面深化应用各类交通技术监控系统辅助执法,以提高查处违法行为的效率,实现良好的治理效果。然而,随着自动化行政的延伸运用,其对既有非现场执法规范的冲击愈演愈烈,引发了司法实践中行政相对人对非现场执法是否拉低了权益保护水准等诸多质疑。基于对40个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拟引用相关法律规范从公理性和制度层面回应争议,并提出诸如规范短信告知程序等建议,以期进一步完善非现场执法规范体系。

交警利用电子抓拍设备进行非现场执法的风险与防范

交警利用电子抓拍设备进行非现场执法,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并且大幅降低了执法成本。电子抓拍设备带来便利的同时亦带来法律风险:危及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参与权、电子抓拍设备出现的偏差难以被发现与纠正、以罚代管的乱象加剧。电子抓拍系统搭载的算法的黑箱性与极速性、交警非现场执法的相关制度规范的缺失、执法人员对电子抓拍设备的过度依赖是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为防范该风险,应当明确电子抓拍设备的辅助属性,在执法程序中强化告知、听取意见、说明理由的环节以及贯彻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构建第三方监督机制定期对电子抓拍设备进行审查。

交警非现场执法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审查:挑战与回应

作为自动化行政的典型实践,交警非现场执法行为引起广泛关注。交警非现场执法行为具有显著特色,窗口执法、线上执法、街头执法三种模式于实践中形成,其具备较高程度的自动化水平,但也伴随着“算法黑箱”与“技术悖论”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文章主张建构交警非现场执法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审查模式,以适应数字化时代权利保障要求。在初步形成的规范体系下,法院需要明晰“调查取证-预告知-作出处罚决定”的审查范围,坚持技术性正当程序原则,提升程序合法性审查强度,在特定情形中引入算法解释权,注重以人为核心的正当程序理念。

非现场执法模式在石化企业中的应用

近年来,石油化工行业事故时有发生,对应急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石化企业非现场执法模式就随之应运而生。该模式是应急管理部门利用科技手段精准监管石化企业,且效果显著。目前,应急管理部门正在推广非现场执法模式的工作,但在执法实践中,仍面临一些问题。文章通过梳理安全生产监管领域执法案例,对石化企业非现场执法模式的优势和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策以推进标准高效的非现场执法模式体系的构建,对石化企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民主正当性视野下的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

在民主正当化链条理论的视野中,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具有鲜明的功能取向,其与“检察一体”原则的关联指向保证检察权的统一有效行使,因此可获得宪法功能与制度层面的正当性。在保证个案关联度的前提下,检察官统一调用并不构成实质上的任命,被调用检察人员的人事正当化链条保持存续,同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不能否定检察权及其分配的统一性和法定性,检察官由此可以跨院履职。但是,检察官统一调用对调出地与调入地检察机关的工作均可能产生影响,并由此影响两地检察机关与人大常委会的责任链条,因而调用一般需要获得两地检察机关及同级人大常委会的同意,避免民主问责的落空。通过遵循一定的调用条件,检察官统一调用将不会影响原有民主正当化水平。

困境与出路: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治理对策分析

操纵证券市场行为通过虚构市场供求力量以扭曲股票交易价和交易量,并通过交易价差非法获利,破坏了公平有序的资本市场秩序。近年来,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出现复杂化、技术化、主体团伙化、跨市场、跨境化等特点,存在一定的治理困境,如犯罪手法不断演进凸显法律滞后;场外配资难以管理;操纵证券市场案件发现难、侦查认定难;跨市场、跨区域操纵交易致监管难度增大。为了防控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发生,可以考虑采取科技赋能监管,加大监管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减少犯罪黑数,提高违法犯罪成本;严格管理场外配资与出借证券账户行为;提高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侦查能力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