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

洪武时期多次作出祭祖方面的规定 ,《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仿照《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 ,《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 ,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 ,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 ,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试论孝德教育的源起和产生

孝德源起于原始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自然亲情、尊祖祭祖的宗教情怀和氏族养老尊老的古老传统。孝德教育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所包含的"尊祖祭祖教育"和"尊老养老教育"均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孝德教育产生于西周。西周的孝德教育已经包含学校教育、祭祖仪式、"乡饮酒礼"、视学制度及"释奠礼"、朝廷训俗、采风易俗等诸多教育形式,其中,祭祖是西周孝德教育最主要的形式。孝德教育在西周产生是由当时"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中国早期宗教祭祀及其乐舞对于戏曲形成的影响

中国戏曲的形成与原始鬼神崇拜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远古时代图腾礼仪及傩祭中的拟兽类歌舞就蕴含着鲜明的戏剧美因素 ,与拟兽扮饰表演不同的拟神扮饰表演 ,包括蜡祭、雩祭、社祭等以及“葛天氏之乐”也带有丰富的音乐舞蹈、装扮表演等戏剧因素。巫觋在此类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和行为颇似今天戏剧舞台上的演员 ,为孕育中的中国戏曲提供了虚拟的装扮性和心理的观赏性这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远古时代宗教祭祀仪式中孕育出的戏曲萌芽 ,由于先秦礼仪文化理性精神的发展 ,并未能进一步演进 ,虽然荆楚歌舞中戏剧萌芽保存下来 ,但只能转化为理性文化改造的宫廷祭曲 。

三星堆埋藏坑的新发现与新认识

三星堆遗址南部新发现的六个埋藏坑,其中四个相对规整,与先前发现的两个坑具有相同的层位关系和埋藏现象,不同坑内埋藏器具残件多可彼此拼合,且新发现诸坑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基本相同,证实了这些坑都是同时的,埋藏年代在商代末期的殷墟晚期(约前1100-前1150年间)。三星堆人将因某种原因遭到损坏的神庙雕像和陈设残件收集起来,在祭祀区西南围墙一侧平整了一块场地,同时规划了具有象征意义排列的六个埋藏坑,将损坏的神庙像设等运到场地坑边,由东南向西北依次埋藏。新的材料证明,三星堆人的宗教体系以人首鸟身的三神为中心神祗,以两棵象征太阳的大神树为宇宙背景。近百件真人大小的铜木人像,是三星堆统治集团贵族个体的代表,将自己的形象制作出来,可能是想将自己的精气灵魂依附在这些人像上,以便能够随时在神像前面服役并听候大神的召唤。三星堆埋藏坑的那些奇异的组合铜器残件,估计是放置在神像前的几件供奉用铜器,其中的顶尊鸟足铜神像可能就是转达大神意旨的小神。三星堆埋藏坑的出现时间,正是三星堆遗址走向衰落和成都金沙村遗址崛起的时间,也是商王朝衰落和周王国崛起的时间,三星堆埋藏坑应该与这些历史背景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

文章探讨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认为元杂剧的鬼魂戏主要分为祭奠神明剧、祭奠亡人剧、祭奠冤魂剧三种。元代鬼魂戏反映了元人的祭祀习俗,并体现了元人的偶象崇拜、鬼魂崇拜及儒、道、佛的思想在元人祭祀礼仪上的影响。

锁住婴幼儿的灵魂——苗族祭祀用牛披风的构图程式与宗教理念解读

本文从一件苗族祭祖大典“吃牯脏”时祭祀用牛的蜡染披风入手 ,剖析了苗族蜡染图案的构图程式 。

试论干戚之舞

干、戚作为礼器,由实用兵器演变分化而成。干戚之舞源远流长,文化内蕴深厚。干戚之舞滥觞于龙山文化时期,形成发展于夏商时代,规范定型于西周。干戚之舞初为军事巫舞,后演绎成为重大祭礼必备武舞,具有严格的乐舞程序和礼教功能。晚周后干戚之舞衰落。

浅析苗族氏族文化的艺术性

苗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苗族的历史可上溯到上古黄帝时代,苗族文化充满了历史的烙印,其氏族文化象征在苗族今日的生活、建筑中依然清晰可见,构成一种独特的民族美与艺术美。

彝族传统文化中的农业知识与实践

彝族进入农耕阶段后,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耕文化;通过彝族古籍、神话、传说等内容来阐述彝族先民有关农业的起源、农作知识、农作物的产生、农具的产生等方面的农业知识,并从农事祭祀、农事禁忌两个方面来看彝族在现实实践中对传统农业知识的运用。

大小凉山彝族杀年猪的祭祖仪式及象征意义

杀年猪是我国许多民族的传统风俗 ,有的民族杀年猪只是为了过年期间的餐桌上更为丰盛而已 ,而大小凉山的彝族杀年猪却不仅仅是为了大快朵颐 ,还有着更特殊的祭祖仪式和宗教价值。从杀年猪的仪式可以窥视到彝族原始崇拜的一角。

稻作农耕与日本民俗的形成

日本水稻种植在绳纹晚期从中国江南越海传至,此后稻作农耕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结合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民俗。日本稻荷神社数量很多,对狐狸的崇拜、樱花的喜爱、过年祭祀时注连绳的装饰以及相扑运动的起源等,最初可能都源于稻作农耕。日本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的祭,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大部分都与水稻的播种、萌芽、生长、收获相关联,是人们对丰收的一种渴望,带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稻米还被认为是力量的源泉,由此产生了从米中寻找力量的习俗,稻米及制成品还常用于节日祭祀。时至今日,日本人的日常饮食习俗中,依然还带有稻作农耕的烙印,稻作文化是日本文化之魂。

论蒙古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功能——兼论蒙古族那达慕的起源及今昔嬗变

蒙古族传统体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社会历史文化概貌。蒙古族传统体育在古代,祭祀、娱神、军事训练、检阅兵力的功能较为突出、明显,而基本没有经贸洽谈、发展旅游的功能;近代以来,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祭祀、娱神、军事训练、检阅兵力等功能日益削弱,直至彻底消失,聚会交流、娱乐大众、强身健体、以及节庆、纪念、教育等功能却不断加强,还拓展了经贸洽谈、发展旅游等功能。

花东卜辞中所见非祭祀动词双宾语研究

在学界对旧有卜辞双宾语句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出土的花东卜辞材料中双宾语句做了全面的整理与初步分析,以期能对旧说有所补充或发展,从而发现,花东中的包含有非祭祀动词双宾语结构的句子共34例。数量虽然不多,但是通过对比旧有卜辞中此类双宾语句,可以看出花东中的不少格式是新见的。毫无疑问,这将大大丰富我们对古汉语双宾语句的认识。

汉赋与汉代酒文化的以乐为本及其流变

汉代酒风的炽盛是汉赋中酒文化的社会原因。调和人伦、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汉赋中酒的基本文化功能。以审美判断来审视汉赋中的酒文化,可见以乐为本是汉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汉末则成为酒文化以悲为怀的开端,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中国文人酒文化的常态。

唐人的孝亲观念与孝亲诗

唐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于敬老尊亲、孝敬父母尤为重视。唐人的孝亲观主要体现为善事父母的养亲观、居丧致哀的祭亲观和忠重于孝的忠君观,这在诗歌中有充分体现。此外,唐人的孝亲观念和孝亲行为对士人的出处变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谶纬神话与东汉国家祭祀体系的构建

谶纬神学与今文经学尤其是齐地方士化儒生关系很深。谶纬神化刘姓皇权,奉孔子为宗教主,将儒学发展为儒教,具有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而成为东汉官方意识形态。光武帝刘秀进一步使儒教国教化,对东汉郊庙祭祀体系(本文称为国家祭祀)包括封禅、明堂、南北郊、社稷等的建立具有直接影响,封建时代的国家祭祀因此制度化和体系化,郊祀祭天成为证明帝王即位之合法性、正统性和神圣性必须举行的仪式。谶纬神学对东汉及以后国家祭祀的确立意义重大。

《汉书·艺文志》有关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论新考

《汉书.艺文志》认为,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但如果仅将"清庙之守"作"掌管太庙或王祝之官"理解,不完全准确。《汉书.艺文志》以"清庙之守"命墨家,可能由多方面原因促成,但其主要用意应在于以"清庙"与"明堂"相呼应,暗喻墨学并非枯守之说,而亦为治政之术。

壮族祖先崇拜研究

祖先神灵至今仍然是壮族最主要的崇拜对象。本文在对壮族祖先祭祀的内容、形式、特征进行总结、分类的基础上,阐述了壮族祖先崇拜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于北朝的尧帝崇拜

据《水经注》和《魏书·地形志》,北魏时地方上对尧的祭祀要远多于其他古代帝王。其原因除黄河中下游是传说中尧活动的区域,及与禅让的政治形式、历代传统的祭祀制度等一般因素相关外,还与当时北方盛行儒学、拓跋族的汉化等特殊原因相关,从而说明了宗教与政治关系的一个侧面,以及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南音郎君文化现象新考察

通过春秋二祭、收徒祭祖实地考察,分析研究《金炉宝篆》祭曲,探索南音郎君文化现象在泉州南音千古传承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