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下的卫拉特蒙古音乐考察与研究

卫拉特蒙古,又称西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学界对蒙古族音乐研究的田野地点、研究对象正在由东向西拓展。自2004年以来,关于卫拉特蒙古音乐研究的中文成果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然而西方学界对卫拉特蒙古音乐的研究在13世纪即已开始,但遗憾的是目前我们所接触到的外文文献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文章旨在补充卫拉特蒙古音乐的此类研究成果,梳理西方视野下的卫拉特蒙古音乐研究历程、方法及视野,以期将之与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予以对比,审视自我,更全面地把握学术研究动态。

万历六年阿拉坦汗青海之行始末考

万历六年(1578年),阿拉坦汗以迎佛为名,前往青海,在仰华寺与西藏僧人索南嘉措会面。在蒙汉史料中有关此次青海之行原因的记载截然不同,蒙文史料宣称阿拉坦汗迎佛是出于宗教热情,而汉文史籍则认为阿拉坦汗前往青海迎佛是为了掩盖他打击瓦剌的真实目的,并以军事上的失败而告终。结合多种史料分析,万历六年阿拉坦汗青海之行并非单纯的宗教行为,阿拉坦汗本人对战争不感兴趣,但其麾下鄂尔多斯部试图借此机会发动对瓦剌的战争。然而瓦剌远走,行踪难觅,加之明廷催促阿拉坦汗尽快东归,此行基本上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斗,更无明廷所言的瓦剌大败阿拉坦汗。

《敦罗布喇什补充法典》与《青海卫拉特联盟法典》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历史文献学比较研究方法,把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由卡尔梅克汗国首领敦罗布喇什制定的《敦罗布喇什补充法典》与1685年青海和硕特汗廷首领道尔吉达赖洪太吉制定的《青海卫拉特联盟法典》进行内容分类、惩罚类型、驿马使者等十方面比较分析,总结出这两部法典的主要异同点以及其与1640年《蒙古-卫拉特大法典》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女性的“语言”:卫拉特蒙古的女性与禁忌

本文以居住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该社会中使用的女性语言。通过对卫拉特蒙古的语言禁忌、尤其是对女性语言进行考察,发现人们利用语言禁忌维持他们社会的秩序,即保持神圣的存在的中心位置的同时排斥负的、不可控、污秽的存在于生活空间的外围。但是看起来非常清楚的结构中也有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即女性。神圣的存在中也有与普通的人们相比较更神圣的女性,同时与危险的自然力量等比较女性也更为安全和普通。不管女性是神圣的存在还是普通的存在甚至是危险的存在,女性语言都能够使其他者化。

请与应的错位:顾实汗进兵青藏的原因与目的

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卫拉特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率部进入青藏地区,帮助格鲁派消灭了却土汗、白利土司,并推翻藏巴汗政权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这在西藏地方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藏文文献往往从格鲁派的立场对此进行肯定性解释,并将顾实汗崇奉为"持教法王"。其实,应从当时蒙藏双方历史处境出发,对顾实汗率部入藏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

西蒙古音乐舞蹈

西蒙古主要是指卫拉特蒙古诸部,关于他们的乐舞艺术鲜为人知。本文从七个方面论述了西蒙古艺术特点以及与东蒙古文化之差异,指出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构成了西蒙古乐舞艺术的独特风格。

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的传播及发展

文章参阅大量的汉、蒙、藏文文献史料,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论述明末清初新疆蒙古藏传佛教的情况。其中详细叙述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传播发展之进程。同时也阐述新疆卫拉特蒙古联盟围绕藏传佛教格鲁派而在青藏高原展开斗争的历史。

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中的传布及其“本土化”演变

藏传佛教演变为卫拉特人集体信仰时,古老的萨满信仰并未销声匿迹,而是通过与藏传佛教之间的适度融合,仍旧保留有一些萨满文化要素。这一融合过程不单在仪式、仪轨等领域相互吸收各自信仰文化中有益于自身发展的要素,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基于蒙古人文化心理特征,以蒙古人易于理解的方式传播并建构本民族的佛教文化,以期创建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蒙古宗教"。尽管传播并发展"蒙古宗教"确实也遇到过一些藏族僧人的非议,加之清朝的宗教政策一定程度上对"蒙古宗教"的产生构成无形的阻力,这一点可以从顺治朝两位蒙藏高僧之间的冲突中管窥一二。不过,我们抛开清朝政府的政策因素不说,就单论内齐托音一世、咱雅班第达纳木海嘉木措两位卫拉特高僧为蒙古佛教文化的成长与繁荣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后人去称颂的。

蒙古语卫拉特方言同义词的来源及特点

蒙古语卫拉特方言同义词的来源以借词居多,方言土语词次之。卫拉特方言同义词具有词语的多源性、多个同义词的聚合性和各个土语区之间的差异性等特点。

浅论卫拉特蒙古南下青海和固始汗征服康藏

16世纪后期,藏传佛教在蒙古各部中开始广泛传播,蒙藏之间以此为纽带建立起了紧密的政治和宗教关系。1636年,在格鲁派求援的情况下,卫拉特蒙古四部联军展开了用兵青藏的征程。占领青海之后,绰罗斯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部众返回天山以北,和硕特部固始汗率本部继续留驻青海。1640年和1642年,固始汗以格鲁派护教法王的身份分别在康区和后藏擒杀白利土司和藏巴汗二世,逐步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本文拟对这一过程中的主要事件和各方关系进行梳理。

卫拉特历史档案整理出版述评

我国卫拉特蒙古历史档案的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目前为止,出版相关档案汇编、资料集,共计16部34册,收录或刊布档案11873件,上起1694年,下迄1950年。涉及语文多样,有影印本、排印本、翻译本、拉丁字转写本。这些档案的公布,对卫拉特蒙古史、中国史、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

卫拉特民间文学的多元文化共生互动传统——以英雄嘎勒登巴传说故事为例

卫拉特是生活在阿尔泰山附近的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绰罗斯部、杜尔伯特部及辉特部等部落蒙古人的统称,因历史与地理等因素,他们与其他邻近草原民族互动交往较为密切,逐渐形成了卫拉特民间文学独有的多元文化共生互动传统。在丰富多彩的卫拉特民间文学图景中,英雄嘎勒登巴的传说故事流传甚广。传说中嘎勒登巴与不同民族的人物形象之间战斗、结拜和婚恋的关系,揭示了卫拉特文化与其他北方草原文化之间自古以来不仅存在于同一个社会框架内,还以身份认同、对话合作、交流融合的互动形式,证明了各民族文化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时,也进一步证明多元文化共生互动是文化间必然发生的,而卫拉特民间文学就是最经典的例证之一。

丝绸之路上的卫拉特人

卫拉特人是蒙古族的一支,长期居住于丝绸之路沿线,往返奔波于丝绸之路上,他们不仅密切了蒙古草原、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而且在中原与中亚、西亚、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传播中扮演了中介者的角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卫拉特人沿着丝绸之路,多次征战迁徙,深受突厥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对蒙古本土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卫拉特人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

卫拉特人是蒙古族的一支,长期居住于丝绸之路沿线。他们在中原与中亚、西亚、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传播中扮演中介者的角色,起到十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卫拉特人沿着丝绸之路辗转迁移,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并将其带回母国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初到顺治年间满族与厄鲁特的早期接触

在中国历史中,西蒙古的厄鲁特因噶尔丹及其继任者们而为人熟知,他们对满族统治者造成了巨大威胁,双方漫长的军事冲突直到1758年才以清军的胜利结束。本文着重探讨满族与厄鲁特在敌对关系爆发前的接触。在这一阶段,双方的关系似乎建立在某种藩属关系的基础上,顺治年间的题本和此前的《旧满洲档》中的几则记录均对此有所体现。满族统治者显然被视为最高权力者,是在各种事务上通过理藩院进行咨询的对象。

卫拉特蒙古人的迁徙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卫拉特蒙古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展开，与历史上卫拉特蒙古人规模性迁徙行为不无联系。其迁徙过程中受生态因素与其社会过程的影响，造就了其文化特征和社会属性。本文从移民与文化认同视角，对历史上卫拉特蒙古人的迁徙与社会文化变迁作了阐释。

关于固始汗的婚姻与卫拉特“汗位”继承

有学者认为,固始汗是通过迎娶其长兄拜巴噶斯汗的孀妃贡吉夫人,获得卫拉特汗王地位的。本文研究认为并不存在这一史实,从而否定以"转婚"方式实现汗位继承的学说,进而阐述卫拉特汗王权力的性质以及不能够以个体意旨实现汗位承袭的历史原因。

政治博弈中的西西伯利亚诸城俄卫贸易(1607-1653年)

俄卫贸易是沙皇俄国殖民东扩与卫拉特蒙古在时空接触后的一种必然交往行为。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俄国政府对毛皮产品和领土扩张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根源于作为"局部型社会"的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之间的依赖关系,即依赖畜群与空间移动的卫拉特游牧社会对外部市场的需求。占据支配权的西伯利亚俄属诸城在双方贸易中往往直接或间接伴有殖民政治需求,于是在贸易与"臣属"抉择中,俄卫双方展开了长期的政治博弈。

八旗汉军火器营的创立

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于康熙二十二年设立"八旗汉军火器营"。这是八旗组织下首个"火器营",囊括汉军马甲总数的2/3,专习火器,堪称精兵之薮。清朝建立汉军火器营的原因,是为消化、利用藩下兵卒,尤其是在前明接受西法训练,精通火器的孔有德、耿仲明旧属。此外,尚有应付西北边情的原因。清朝入关后,西北边徼长期受卫拉特蒙古威胁,特别是准噶尔崛起,雄踞中亚,令清朝芒刺在背,筹谋应对之策。成立汉军火器营,以谙练火器的精兵抗衡蒙古骑兵,是康熙君臣在武力方面的预备。

卫拉特档案公布的进展及其学术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卫拉特历史档案开始整理、翻译、出版。至今中国出版13部,外国出版10部,共23部,37册,均为1694年至1991年间的档案,共11,000多件。档案的发现和公布促进了卫拉特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