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浙江的私塾改良

近代 ,当新式小学在中国大地萌生、壮大之时 ,旧的蒙学机构———私塾并未随之退出历史舞台。为了利用既有的教育资源 ,挖掘民间办学潜力 ,浙江曾先后三次比较集中地对私塾进行改良 :第一次在晚清新政后期 ;第二次在 1915年至 2 0年代 ;第三次在 1932年至 1937年。

论20世纪初叶中国乡间私塾的文化地位

清末学制改革后 ,乡村社会形成了别具特色、新旧并存的二元教育模式。在这种新旧对峙的二元教育结构中 ,乡间私塾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和乡土适应性位居乡间文化的霸主地位。乡间私塾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乡村学校 ,而且在社会功能上仍然是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 。

北京“现代私塾”的现状与出路

"现代私塾"是伴随着国学热和读经运动、在家教育的国际趋势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教育形式。本文在对北京十余家私塾进行访谈与问卷分析的基础上,对于私塾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了解到私塾在教学和经营各方面的情况,以及私塾所面对的问题,并对于私塾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私塾:义务教育法律下的一种教育补充形式

私塾应当是义务教育的一种补充教育形式,它与义务教育法的目的并不冲突;义务教育是受教育者的权利,也是未成年者其父母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教育选择权。中国义务教育法应当为私塾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一定的法律保障。

清代徽州塾师的束脩——以《徽州文书》第二辑资料为中心

塾学教育是中国古代最基础的教育，束倚是塾师的基本收入。徽州文书《门人姓名附录典故》记录了清同治年间徽州黟县宏村一位万氏塾师的束惰收入情况，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一个门人一年要向先生交三次束金，每次束金一般在500～600文，一学年就是交1500～1800文，另有鸡蛋等。以一年收门人20人计，一个塾师年收束金达30000～36000文。如此收入，比照当时、当地的物价，应属中等偏上。此个案在徽州具有典型性。

明代的“私塾”与“塾师”

私塾教育,在明代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尤其是科举体制的相对开放,与政府社会教化政策的大力推行,"私塾"的分布与发展,也呈现出更为纵深化的发展趋势,并日渐成为明代"私学"中的一个主体部分。"私塾"的这种纵深化发展,不仅促动了社会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兴盛,也促动了塾师职业群体人数与社会规模的极大增长。不过,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远远超出了"私塾"及其对"塾师"社会需求的增长速度,而呈现出了一种"供大于求"的相对失衡的社会局面。

如何正确评价私塾问题

私塾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发挥过较大的作用；对于继承和宏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家庭教育何以可能：从书斋、私塾到智慧家庭学习环境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家庭教育曾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但是随着私塾、书院、现代化学校的兴起与发展,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受到挑战。新时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引发了人们的热议,家庭教育面还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家庭教育起源于史前家庭,家庭教育的内涵赋予了时代的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家庭学习环境的历史变迁,先后经历了史前家庭学习环境、古代家庭学习环境、近代家庭学习环境、现代家庭学习环境,未来将趋向于智慧家庭学习环境。从书斋、私塾到现代书房,再到智慧家庭学习环境,人类对家庭学习环境的需求越来越高。未来的家庭教育,需要掀起"书房革命",实现家家户户有书房。以FAMILY-SMART概念模型为基础,规划与设计智慧家庭学习环境,为家庭成员营造智慧、舒适、便捷、个性的家庭学习空间,形成浓厚的家庭学习氛围。

新词与故物:清季以来所谓“私塾”问题的再认识

今人习称"私塾"一词,原本在中国古典文献极少出现。直至1905年科举停废前后,出于称谓排除在西式新学堂系统之外本土学塾的需要,新知识精英才普遍使用这一新词,且不为一般民众熟悉。用"私塾"这样的后起概念,来指称清代乃至历代所有各类型的学塾,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更应注意的是,"私塾"用语背后,蕴含有近代中西学战之后所形成的知识权力关系。由于趋新尊西的知识立场,"私塾"常带贬义,暗指为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守旧落伍。但以新/旧、传统/现代、正规/非正规、文明/野蛮等二元对立方式叙述近代教育历史,不仅扭曲事实,对既往教育制度产生认识偏弊,亦遮蔽过去教育中诸多可为当下借鉴、继承之特性。这就提示,在追寻史实真相的道路上,学者应对可能会产生知识陷阱的近代新词予以特别警惕。

越南黎朝时期的社学和私塾——兼论中国古代基层教育制度对越南的影响

越南黎朝时期,统治者崇儒尚学,各种文物制度效仿中国,建立了一套上自国子监下至社学私塾的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系统。因应科举选官制度的发展,广大乡村集资集田办学,科举士人充任老师,稍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乡村子弟入学识字学文。社学私塾的普遍开设,对于提高当时越南居民的文化水平,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汉文化在越南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民国时期安徽私塾整顿论析

民国时期,安徽整顿私塾是为普及新式教育扫清障碍,但教育行政和知识精英一方面高估了学校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则低估了私塾的"坚韧性"。尽管借助国家权力的干预,私塾遭到挤压而日益处于国家教育场域的边缘化,但学校未曾完全取而代之,私塾依然在广阔的乡村和城市的角落存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式“在家上学”实质——一个比较分析视角

中国的"在家上学"现象,既不是模仿美式"家庭学校"的西化,也不是重返中国传统私塾的复古,而是部分中国家长由于对我国现行应试教育体制高度不满,选择让孩子"逃离学校,回归家庭"接受个性化教育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完备规范的体系并存在诸多问题。为了推动中国式"在家上学"与我国正规学校教育相辅相成,达成价值共识,并真正发挥全面提升孩子社会竞争能力的作用,我国的教育行政机构应努力实现"两个支持"和"一个协调",同时,我国的教育研究者应更多、更深入地开展对中国式"在家上学"发展现状、相关法律问题、教育实施效果及未来发展前景等问题的探讨及分析。

向现代教育的递嬗——三十年代湖南对私塾的改造

以湖南省档案馆所藏的档案资料为主 ,对 2 0世纪 30年代湖南省改造私塾的基本情况进行疏理 ,主要叙述了湖南私塾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其存在的原因及其存在的弊端 ,阐述了湖南省政府和教育厅对私塾改造的主要措施及各县市政府对改造私塾的落实情况 ,最后分析了私塾改造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民初安徽私塾改良刍议

民国初年,安徽在大力推广新式教育的同时,对传统私塾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应当说这一时期的安徽私塾改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推动安徽初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私塾影响力强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人们对新式教育的不信任等因素的存在,严重制约了私塾改良的效果。

塾学教材中的近代徽州社会变迁

近代徽州社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变化,商人们经商艰难,黄、赌、毒等不良生活方式流行,但同时,徽州人也在改变一些传统的迂腐短见,如歧视妇女、压迫佃仆等;另一方面,徽州人在近代对读书中举仍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近代徽州塾师胡廷卿的家庭生计

近代徽州祁门塾师胡廷卿归户文书翔实记载了其家庭三十余年间的经济生活。据其家用收支账簿相关记载,除依托传统束脩收入维系生计,胡家还通过培植红茶、经营祀产和参与民间借贷融资,维持家庭收支平衡。从胡家的消费构成看,其生活水平已达到中等阶层水平。胡氏多元化的家庭生计模式的构建过程,为我们观察近代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以《三字经》为映射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体系解析

《三字经》是宋元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教材。其成文方式独特,优势明显:“叶韵”成文,便于儿童记诵;体系编排合理,便于儿童掌握;符合儿童认知特点,便于儿童理解。同时,《三字经》映射出相对完整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体系,包括家庭教育的重要价值、内容序列、方法指导和劝学激励措施等。当前,在家庭教育由传统的“家事”上升为“国事”的背景下,建设高质量的家庭教育,需要注重弘扬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优秀传统,并探寻将之融入现代家庭日常生活的普及化与常态化路径。

从私塾到学堂——废除科举前后朱德等人的早年求学之路

废除科举这一制度变动对19世纪末出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早期人生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在私塾就读的学生在学费开支、就学路程、人脉关系方面享有优势,但新式学堂在教学内容、师资配备、教学方法方面明显占上风。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之后,一些私塾并没有因此停办,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没有因此而马上转投新式小学堂。刘少奇、聂荣臻都是1906年以后才进私塾的。不过,朱德、毛泽东等人离开私塾进入新式学堂后进步很快,外语、历史、地理等标准课程的学习连同革命书报在校内的流传,在客观上开拓了他们的眼界;通过革命派教员的教化,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在年轻学子的脑海中取代了康梁维新改良的主张,这是大势所趋,也是清政府始料未及的。

美国居家教学与中国私塾教学比较

近年来,不少例子表明我国旧的私塾教学正以美式居家教学的形式重现,这一现象引起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兴趣和重视。本文对美国教育界近年出现的挑战传统教育模式的"居家教学"(Home Schooling)与我国传统的私塾教学(即蒙学)作了简单的研究和比较,揭示了居家教学与私塾的巨大差异。

论日本江户时期“怀德书院”的教育

日本德川幕府奖励办学,客观上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创造了条件。随着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实力的增强,以培养商业精英为目标的"怀德书院"诞生。它具有灵活自由的教育形式,积极接受和传播西方先进文化,制定一系列教育管理的规章与制度等特点,为日本近代化培养了大批有志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