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锲而不舍的端倪之作--评《唐代黠戛斯历史研究》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与黠戛斯历史有关的内容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至大约公元13世纪。以唐代黠戛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既可以溯源,又可以启后,也扣住了黠戛斯在中国古代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这对于系统全面地研究黠戛斯历史可谓重点明确的选择。《唐代黠戛斯历史研究》一书对其族称、族源、活动区域、以唐代为重点研究时段的谋篇,以及针对黠戛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探讨,系统展示了研究者的学术看法。

“委悉具书”与“《春秋》遗意”:两《唐书·本纪》记云南事之再比较

《旧唐书》与《新唐书》的“本纪”部分均记载了云南地区史事,且表现出不同的史学特征。内容方面,《旧唐书》的记载丰富、翔实,却有“委悉具书,语多支蔓”的问题;《新唐书》叙事简略,但亦“删削过甚”,有害于史书意涵的准确表达。义例方面,《新唐书》较之《旧唐书》更能体现出“《春秋》遗意”,但并未完全落实于史书内容。总体来说,两《唐书·本纪》记云南事,保存了云南地区相关史料,反映出唐廷与西南割据势力的客观历史关系及深沉的时代气息。

《新唐书·吴元济传》采录韩愈《平淮西碑》考论

韩愈《平淮西碑》为宪宗时期所作,因过于赞颂裴度之功而被斥为“碑辞不实”,由此引发诸多论辩。两《唐书》编修者对《平淮西碑》所持的不同态度,导致两部唐史对这一文本的采录出现差异。《旧唐书》以记载事件为主,《新唐书》则在吴元济传记中全文采录《平淮西碑》,对韩氏的评价带有明显倾向性。两《唐书》对《平淮西碑》采录的差异,不但反映了时代环境、史家价值判断、情感倾向对史书编修者的影响,而且展现了中唐至北宋时期史家思想观念的嬗变。

唐代学士修书考论

学士修书是唐代官修书活动中的常见组织形态之一。它源于南朝中期,历经百年发展,至唐代发扬光大。唐代学士修书主要有两种类型:文馆学士修书和非文馆学士修书。由文馆学士主导的官修书活动并不多见。相对来说,非文馆学士的修书成果更大,遍及多个领域,取得了较为耀眼的学术成就。二者皆为唐朝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学士修书也具有政治意涵,可视为政治权力在官修书领域的延伸或政治诉求在该领域的表达。

隐约与重构:唐高宗封禅的历史书写——以《旧唐书》为中心

史家在《旧唐书》中记载高宗龙朔、麟德年间两次议定封禅的诏令时采用隐匿不书的书写范式,借此规避诏令下达后出现的天文灾异和自然灾害对封禅的影响,并重构封禅的起止过程,为统治者无视上天警示执意封禅提供合理化叙事。这种有所取舍的隐匿不书形成固定的文本体例保留在《旧唐书·高宗本纪》中,造成了与其他史料的记载差异。其后玄宗面对同样的日食警示时,史家将隐匿不书的手法应用到《旧唐书·玄宗本纪》中,以补全玄宗礼仪上的合理性。关注史料“没写什么”是研究封建王朝意识形态指导下历史书写的新视野,更能深刻反映历史记载的主观选择性。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

唐代旅游资源结构与分布研究——以两《唐书》列传人物旅游活动为中心

本文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基础数据,考查两《唐书》列传人物旅游活动所涉及的旅游资源,以国标GB/T 18972-2003作为分类标准,建立唐代旅游资源基础数据库,统计分析唐代旅游资源的结构与分布。结论认为:唐代旅游资源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佛塔寺观、山岳型旅游地、楼阁亭台是唐代最主要的旅游资源。唐代旅游资源主要分布于政治、经济、文化、旅游中心等地,并有沿主要交通线分布的特征。大多数旅游资源分布于基本经济区内,并有较强的内陆集中性。两京地区、吴越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成都地区和永州—桂州地区是唐代五大旅游资源富集区。封禅线沿线地区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唐代两大旅游资源带。

史朝义之死考

史朝义之死是唐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他的死亡标志着八年安史之乱的结束。但关于史朝义的死亡时间、死亡地点及其死亡方式,《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基本史书的相关记载却不尽相同,今人对这一问题也未展开专门讨论,一些论著涉及到这一问题时认识并不一致,本文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试求出历史真相。

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

晋唐宋元时期正史对虎患和虎害多有记载。面对虎患,人们采取了即时性捕杀措施;对一些虎患较为严重的地方,官方采取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捕杀。正史对虎患问题的解读主要是伦理性的,体现出对传统社会伦理中仁政、忠孝、道德教化等的重视和推崇,但从史料中也可看出唐宋以后虎患更为严重的趋势,这与虎类生存环境受到挤压有关。

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

唐宋家礼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唐代家礼以"承古"为主要特征,按据经典旧仪撰著礼文;北宋虽亦以《仪礼》旧文为基础并承袭前代家礼仪制,但是参以时宜、折衷古礼传统的"远古"倾向已经变成北宋家礼的主旋律;至于南宋,家礼修撰呈现出新的面貌,"变古适今"原则在家礼中充分凸显出来。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是家礼从集中于世家旧族之中逐渐扩展到科举官僚士大夫家族之中,再渐趋外延到广泛层面的士庶家族的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家礼影响在不断扩大。

京都市藏唐抄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研究

日本京都市藏唐抄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存《小戎》、《蒹葭》凡67行,是珍贵的《毛诗》资料。在对残卷逐字校读的基础上,从《诗经》文献学和中日文学交流史两方面,论述了其可贵的研究价值。日本藏中国典籍古抄本多存唐代文献古貌,有必要展开文献学与比较文学结合的综合研究。

《隋史遗文》《麒麟阁》《说唐全传》渊源新论——以小说戏曲文化生态共生为视角

一般认为《麒麟阁》取材自《隋史遗文》等隋唐题材的小说,《说唐全传》与《隋史遗文》存在因袭关系。至于《说唐全传》与《麒麟阁》的渊源,尚缺关注与研究。倘以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化生态共生为视角,考索《隋史遗文》《麒麟阁》《说唐全传》间渊源,可发现《麒麟阁》可能得自《隋史遗文》的"旧本"———"市人话本"颇多;《隋史遗文》及其"旧本"、《麒麟阁》都可能是《说唐全传》创作的依据;甚或,《隋史遗文》《麒麟阁》《说唐全传》是同一"旧本"衍化出来的三个既有继承又有创造、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子本,是小说戏曲互动其生的具体表现。关于三者渊源的探索考察,有利于诸多问题的思考与解决。

安禄山干亲结拜史事考评

安禄山是发动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他热衷于发展干亲结拜关系,不仅与多人结拜过,还收认多人为义子,包括其八千亲兵,成为史书上收认义子亲兵数量最多者。安禄山发展干亲结拜关系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干亲结拜风俗、唐朝皇帝的干亲结拜倾向、唐朝武将的干亲结拜嗜好等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通过干亲结拜,安禄山获得了很高的发展平台,巩固了唐玄宗的宠信,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掌握了朝政动向,从而为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旧唐书·地理志》江南、剑南二道勘误若干则

对《旧唐书·地理志》江南、剑南二道记载的讹误缺漏之处进行了勘误订正。

论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

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最有成就的史学大家,所撰《廿二史考异》代表了当时考证史学的最高成就,而考校两《唐书》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之一。钱大昕不仅对两《唐书》作了精详的校勘,指出文字的脱、衍、倒、重并纠谬正讹,还对两书在编纂中出现的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彼此重复等弊病一一论述,同时就两书所及官制及氏族问题深入研究,探幽发微并进行概括总结,全面反映了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

“抄本”“写本”与汉唐出版史研究

"写""抄"二字用于书写行为分别是汉代和晋代以后的事。在传世文献中,汉唐时期,很少用"抄本",常用"写本",但"写本"并非书籍的名词性代称,而是动宾形式——"抄写文本"之意。宋以后,"抄本"与"写本"被当作书籍的名词性代称。晚清之前,同一本书中,"抄本""写本"不会混用。将"抄本"和"写本"混用在同一本书中,是近现代的事情,主要出现于文献学、书籍史、出版史领域中。汉唐出版史研究宜采用"抄本"概念。首先,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当前学界,对"写本""抄本"均无明确界定,不同学科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大致通约的框架内使用这两个术语,出版史界当然可以依据自己的学科需要确立概念。其次,"写本""抄本"相比,"抄本"更为强调复制因素,因此也更为契合"出版"概念。最后,考虑到中西方的对比融通,就需要挑选一些既属中国自有,又能与西方出版史、书籍史对接的概念,这样,才能真正让中国出版史成为世界出版史的一部分,而非自说自话,以"抄本"来概括汉唐书籍,在一定意义上或可看作与国际学界接轨之需要。

点校本《旧唐书》疑义考辨(一)

《旧唐书》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材料,然因修书时值战乱之后,许多经籍散乱不存,或流落民间,又仓促上马,一蹴而就,客观上造成了修书质量难以提高。书中不仅存在鲁鱼亥豕之讹,张冠李戴也时或有之。其他年代、地名、史实等也有混淆不确之处。在此就疑义予以一一考辨。以冀对中华书局组织的正在修订中的"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有所裨益。

论正史与历史演义小说:以隋唐题材为例

纪传体正史《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所记录的隋唐题材历史故事,为隋唐题材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隋唐题材历史演义小说"依史以演义",存在六种情形:抄缀史籍,稍加润色;依史演义,扩充成章;剪裁合并,连缀成篇;据其一点,生发想象;偷梁换柱,背离史实;随意虚拟,自由创造。正史为历史演义小说的题材渊源和艺术源泉,但历史记录与小说叙事不可等同,史籍遵循实录原则,小说创作凭依想象、创造,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写作方式。

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所载书名变异考——《唐人著述考》之一

对比《旧唐书》之人物纪传所记与《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 ,得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所载唐人著述名称与原书名有所变异者 48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