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后期法国的政治变革与科学理性

启蒙时代的科学与理性精神为18世纪后期法国知识界处理社会与政治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改革派精英期待将科学理性运用于人类事务中,并且认为科学理性及其内在的普遍适用性高于历史传统和个人意见,从而可以克服旧制度的等级特权制,实现国家治理的合理化;依据自然和理性拟定的标准就本质而言应成为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准则。这种在旧制度后期形成的政治与科学理性的互动关系既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也给随后的法国政治文化打上了烙印。

旧城复兴导向的有轨电车系统建设——以法国6个历史城市为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型有轨电车在原有技术基础上通过改造升级而发展起来,日益受到欧美国家的青睐。特别在法国中小城市中,有轨电车已成为骨干的公共交通系统,不仅促进了城市绿色交通发展,而且在老城更新与新区建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被认为是具有法国特点的TOD发展模式。基于法国有轨电车交通的发展历程,解析有轨电车与旧城复兴相结合的政策措施,并以6个历史老城区为例,从多元交通协同组织、新老城区联动发展、街道空间品质提升、电车运行线路管理与站区步行环境优化等方面探讨有轨电车融入城市的更新策略,以便更全面地认识新型有轨电车的发展动向,促进其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浅谈古法语的绝对宾格形式——从街道命名规则说起

法语的街道命名问题易为人忽略,然而在实际语言使用中,该问题却颇为棘手。其实,街道命名规则很大程度上是古法语绝对宾格的“化石”残留。掌握一些古法语名词形态学常识有助于对相关规则的理解。本文以街道命名规则为契机,对古法语的绝对宾格形式进行了一番梳理,结果发现,不仅街道命名规则受古法语绝对宾格形式的影响,而且该形式还是现代法语中其他一些语法现象的根源所在。

托克维尔论法国大革命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独到的论述。他的论述包括:将旧制度推翻的法国大革命在另一方面又是旧制度的继承人;就地点而言,革命发生于封建压迫不太重的地方(即法国);就革命的时机来说,法国大革命爆发于所谓的繁荣时期;法国大革命为何如此剧烈?原因在于启蒙思想家的作用、政治革命与宗教革命同时进行的后果、旧制度对人民进行了革命的教育、与大革命的目的有关、法兰西民族性格的影响等等。

孤立于世界的悲剧与灾难——由“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看19世纪真实的中国

现行教科书及各种读物中关于19世纪中国的介绍,大约集中于所谓的"三大高潮""八大事件"模式,或强调19世纪中国的苦难,进行爱国主义的励志教育。这些内容固然重要,但某种程度上却遮蔽了19世纪真实的历史状况。而传统史料出于政治、情感等方面因素,同样回避了很多重要内容。在此情况下,借助他者的眼睛,即异域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教科书以及传统中文史料中所看不到的内容。"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看清自己的"他者的眼睛"。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国在知识上的欠缺、观念上的陈旧、国家能力的衰弱、社会经济的落后等方方面面。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理解为什么中华民族会遭受那么多的劫难,中国与国际接轨、接受新观念新事物是多么重要。

旧制度的毁灭与重塑——由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说开去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认为,中央集权的旧制度不仅催生了大革命,而且塑造了大革命后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使大革命后的法国无法摆脱旧制度阴影。这场伟大变革的背后蕴含着旧制度的毁灭与重塑,也启示人们不断反思并探寻抗衡行政集权、保障自由的民主建设之路。

法国大革命:变迁、结构、话语——以《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中心

要解读托克维尔眼中的法国大革命,必须站在大革命所表现的"时间性"上的"连续性"去理解其改革悖论;而解构托克维尔的改革悖论,则可以运用社会运动研究的基本视角:变迁、结构、话语。社会变迁中的法国社会正处于不稳定的转型期,一旦政府有效性下滑,在社会心理上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则会触发大革命;社会结构上,国家层面的中央集权制,社会层面的社会阶层分裂,以及两者之间又缺乏中间纽带使得社会极易失控爆发革命;在话语层面,则表现为政治上的合法性危机,权力真空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则被缺乏政治经验的文人所乘虚掌握。当下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在面临着各类社会状况和社会风险,法治中国的建设给中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价值规范,降低了社会失控的风险。

法国大革命前夕社会状况分析——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谈起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状况,形成研究革命与社会运动的"变迁、结构、话语"三大要素。社会变迁主要集中在关注发展型相对剥夺。大革命前几十年的繁荣刺激了人们的欲望,旧制度无法满足持续上升的需求,人们就产生相对剥夺感而趋向变革。社会结构分为中央集权政治结构和分裂的阶层关系,导致整个国家缺乏中间地带的缓冲和各阶层的整合,革命将君主制顷刻毁灭。话语上,流行的"文学政治"要求自由和平等,激起人们的变革热忱,却因过于理想化而脱离政治实际,缺乏革新社会的切实规划。

英法联军第一次火烧圆明园诸问题再考

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两遭焚掠,但关于第一次火烧圆明园事件的研究尚有不足之处。在将《圆明园劫难记忆丛书》中收录的英法联军一些主要人员的回忆录、书信集及公函、照会,与中方奏折档案、私人日记等比较研究后,可以发现:联军最初抵达圆明园是军事行动的自然结果;圆明园第一次遭到焚烧始于10月7日;英法联军及中国土匪共同参与了火烧行动;英法联军是劫掠圆明园的主要实施者,但中国土匪和部分百姓也参与了对圆明园物件的劫掠、捡拾和藏匿。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重要思想的梳理与思考

王岐山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学术界掀起了研究托克维尔思想的热潮。通过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两个相关的概念的界定,把握二者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革命前法国中央集权下人与人之间彼此相似而又相互分离的社会状况,进而归纳革命后重归集权专制道路的两个重要因素——民众的奴性和革命性。对此,托克维尔认为自由才是出路。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评注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部历史哲学著作。不要被书中一系列模棱两可的话迷惑,重要的是理解平等、民主和自由三者在该著中的内在关联。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阅读此书,就是要理解革命与自由相互归属的未来性。

重庆市南岸区法国水师兵营旧址地下遗存的发现认识

2017年3月,在重庆市南岸区法国水师兵营旧址的修缮工程中,意外在中庭区发现了砖筑的地下遗存。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该区域进行了全面揭露,新发现了一组清末至民国时期集净水、储水和取水于一体的用水系统及相关建筑遗迹,它们印证着水师兵营的建造、法国领事馆搬迁等历史片段,填补了水师兵营旧址地下遗存发现的空白,进一步丰富其文化内涵,为今后的展示与利用增添了实物素材。

缪萨尔和伯桑——《列那狐传奇》中学识法的两张面孔

古法语《列那狐传奇》中的两个动物形象——缪萨尔和伯桑——代表着学识法对狮王诺布勒法庭的影响。它们也是分析这种影响的渠道及其接受的关键。缪萨尔是为国王提供法律咨询的教皇特使,语言古怪、扭曲、难以理解,反映的是学识法传播过程中与本土法律观念格格不入的异国侧面。伯桑则以自然的法语坚持正当程序的重要性,意在改造以复仇意志为基础的既有的正义观念。通过转置这两种动物的象征意义,叙事者揭露了学识法付诸实践对封建政治社会结构的扭曲力。

古法语《圣格列高利传》:从乱伦到成圣

《圣格列高利传》是古法语叙事诗里圣徒传记文类较早的作品,出现于基督教文学首次采用乱伦主题作为宣传教义的12世纪,对后世整个欧洲文学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但从未被中西学者所重视。本文首次从文学的角度探讨其最早之写本,先介绍古法语叙事诗里圣人传记文类,再从西方中世纪文学里的乱伦主题探讨诗的内容与叙事手法,注重其叙述世俗经验的文学层面,并与其衍生的中古德语诗人哈特曼·冯·奥的《格列高利》做比较,从世俗批评的角度论述这首诗的宗教与世俗意义。

再论法国大革命的财政起源

旧制度末期的财政危机是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通常认为的税负过重和借贷过多似乎不是问题的关键。税收体制固有的缺陷限制了政府从增长的经济体中汲取资源的能力,无法为法国的公共信贷提供良性的支撑。普遍税的推行对免税特权的冲击,引发激烈的政治论争,影响到18世纪下半叶法国的舆论环境。历次的债务违约导致路易十六时期借贷利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难以消解。政府试图进行理性化的制度改革,但是君主制的内在矛盾,加之公共舆论对其行动能力的约束,使旧制度末期的财政困境陷于无解。从税收体制、公共信贷和君主政治的交互作用所构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语境中,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大革命的财政起源。

体制僵挺、体制风化与体制粘性——读王岐山荐书兼论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的启示

文章考察了法国大革命前因后果,提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逻辑框架,认为体制僵挺到某一特定时点必然导致体制风化,导致体制异己力量产生,也就是导致改革或者革命。但是体制具有惯性或者粘性,导致改革或革命不彻底,或者因为改革与革命不彻底而使旧制度旧体制死灰复燃。为此,中国当下改革必须全力宣扬"中国梦",创造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氛围;坚持"顶层设计",提升制度质量和制度红利;借鉴欧美新加坡模式,建立各种要素科学流动的体制机制;贯彻科学发展观,统领改革发展一切领域和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