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孔子的“述而不作”与“温故而知新”——以中国早期文明中的文本与口传为视角

后人对孔子形成了创新与守旧的不同认识,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思维世界:“述而不作”和“温故而知新”分别针对文献整理和口头诠释展开。“述而不作”是孔子向老子学习史官“主书主法”的专业技能,其中不需要太多个人意志。孔子按照教化旨趣,把王官之学的单篇文本填充到“六艺”的框架中。孔子“温故而知新”获得的“新得”,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口头层面,其评论中有大量“论、议、辩”的成分,促进了“语”类文献的繁荣。孔子时代的典章制度文本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口头表达的“新得”是补充。汉代文本系统产生的古文经和口传系统产生的今文经的争端,可归因于孔子“述而不作”和“温故而知新”的命题,以及周代“文”与“献”之间的辩证矛盾。

重树经学典范:曹元弼“郑注配经”的思想要义

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在研究内容、态度、方法上均不断变化,在接受的同时亦自我调整。20世纪60、70年代“范式转移”的研究观念论开始大行其道,亦渗透进近40年来中国学术各类之中,与“新变”一词语义互参,成为当下学术思路不断求新求变的集体风尚,形成集中一偏的思想困局。相对于集大成式的学术高度的追求,无疑是背道而驰。以客观态度审视学术研究主体性的范式观念,本来早存在于中国经学的传统之中,透过范式的“会通”构成强大的学术人格魅力,以顶天立地的文化精神为时代缔构正面的建设力量,从而体现集体幸福的愿望,形成“立”的精神动力,与“范式转移”所导致的“破”,实在是两副照面。因此特别彰显民国时代以来,在学制“废经”而学术全面西化的时代情景中,于学制外所存在坚持不懈的终身治经之士如曹元弼,其全力重建经学的典范价值,坚持树立中国文化的恒常属性,重建中国文化的高尚情操。正视曹元弼“范式重建”的意义,无疑能增强社会上有所“立”的正面价值。

蒙文通经学思想中的“齐鲁之辨”

学界一般认定,近现代蜀学大师蒙文通一生学术经历“三变”:一变为“古史三系说”,二变为周秦之变与儒法斗争,三变为汉初新儒学。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始终有齐鲁之辨的问题意识,分辨齐鲁之学是蒙氏早年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他晚年经学研究的高峰。蒙文通早年研究齐鲁之学,依据廖平以礼制、地域分今古的观点,视鲁学为今文学正宗,视齐学杂采法、墨、阴阳各家,当务之急是“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但晚年蒙文通具备了周秦之变的历史运动观,指出齐学杂采各家,反而体现出儒家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对比蒙文通早年与晚年关于齐鲁之辨的不同说法,既有助于学者深入把握蒙氏的学术道路与思想关怀,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进步性、创新性。

康有为孔教论的思想建构及其内在困境

康有为孔教论虽能为儒家转型提供启示,但存在诸多困难。他将清代经学家法思维极端化,试图借助武断辨伪以建立完备学说,然而这一体系却因不断比附西学而解体。孔教并非历史实相,而是他的思想建构,该方案的宗教形式与文教内容互斥,既无法回应当时诸多学术批评,更难以推广实践。康有为虚君共和论存在矛盾,且将儒家重心由政治转到宗教,导致经世理念错位。唯有克服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内在困境,方能将之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思想资源。

《师伏堂日记》所见皮锡瑞之经学观

根据《师伏堂日记》可以窥探皮锡瑞经学观 ,归之为三 :通经致用的为学旨趣、“义理必兼考证”的治经方法和力戒门户的经学立场。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 ,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 ,堪称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

经学辩论与东汉论说文的变化

汉代的经学辩论是讲学和著述之外的又一种重要的经学学术活动,它以辨明学术是非和切磋交流、倡导学术为目的。经学辩论有力地冲击了烦琐僵化的章句之学,导致了追求义理明通和崇尚理论著述的风气。受其影响,东汉论说文在形式上多问难之体,在论证方式上形成了实证求真和思辨析理的特色。经学论辩是汉代经学通向魏晋玄学以及汉代散文通向魏晋文章的桥梁。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由古文经学的渊源再论《诗论》与《毛诗序》的关系

以战国至秦汉的古文经学流传情况为背景，以子夏、李 克、吴起以至《毛诗序》的流传情况为线索，以上博简《诗论》、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与《毛 诗序》的对比研究为依据，可以进一步证明《诗论》与《毛诗序》之间的源流关系。

现代学术与两种学术遗产

清末的经今古文之争在经学时代结束后虽然基本停止， 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份学术遗产，作为传统学术的重要部分，在现代学人那里却仍然 被当作重要的学术思想资源继承下来了。学术思想界里的趋新与守旧、“信古”与“疑古” 之争其实就是晚清经学之争延续的一种表现。但现代学人并非简单地继承和发展两种经学遗 产中的一种，而是同时批判地承受了两种经学遗产，并以现代学术的精神理念加以改造转化 ，使其成为现代学术得以生发的重要“学术资源”。

论廖平1880年并未转向今文经学——“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辨析

廖平入读尊经书院后学思两变,自称第二变是"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学术界据此认为廖平自1880年开始,在王闿运影响下,厌弃汉学考据,转向今文经学。但细检相关史料后发现,研究者推证廖平学思二变的契机发自王闿运入主尊经讲席的证据虚空不实。廖平从1881年至1886年间一直从事文字训诂之业,并且始终强调"治经之道,不能离声音训诂"。廖平"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的真正意蕴,是主张跳出琐碎的名物考订,着力推寻经书条例、解证经典大义,由勤学变为深思会悟,但他的经学立场和治经方法并无明显变化,直到经学二变后才一度转向今文经学。廖平治学在庚辰以后得入新境,既要归功于他对专治小学训诂弊端的自省,又是他不喜记诵、长于悟思的个体特性自然发展的结果,与刚到尊经书院的王闿运没有直接关系。

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

唐宋家礼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唐代家礼以"承古"为主要特征,按据经典旧仪撰著礼文;北宋虽亦以《仪礼》旧文为基础并承袭前代家礼仪制,但是参以时宜、折衷古礼传统的"远古"倾向已经变成北宋家礼的主旋律;至于南宋,家礼修撰呈现出新的面貌,"变古适今"原则在家礼中充分凸显出来。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是家礼从集中于世家旧族之中逐渐扩展到科举官僚士大夫家族之中,再渐趋外延到广泛层面的士庶家族的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家礼影响在不断扩大。

汉代今文经学的盛衰

今文经学是西汉的显学,但到东汉开始衰落。今文经学的衰落,固然与烦琐化、神秘化有一定关系,同时,也与各以家法教授的博士制度有关,而最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今文经学的历史任务是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作理论论证,《白虎通义》标志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故成为今文经学由盛转衰的关节点,这是今文经学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桓谭的学术立场与政治个性

桓谭从古文经的学术立场出发,引申出对谶纬符命之学的思想批判,并以此选择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从他与王莽的合作到分裂,以至利用《新论》对王莽进行批判,他在东汉前期对光武帝"天下事以图谶决之"的公然反对,都可以看出他是从古文经立场和对谶纬符命之学的否定出发的,学术立场决定了他的政治个性。在和同时代其他经学大家刘歆、贾逵等人的比较中,桓谭对学术真理的追求和持守,显得特别突出。在皇权专制时代,能不屈服于专制君主的淫威,始终如一地坚守学术立场,是桓谭最可宝贵的品格。

“尊闻”与“裁断”——章太炎论乾嘉学术吴学与皖学之异同

关于清代乾嘉学术吴学与皖学的学术特色,章太炎曾经以"好博而尊闻"和"综形名,任裁断"加以区别,在学界影响很大。事实上,吴学的"好博而尊闻"恰恰是以易学为主体,以礼学为骨干,较为完整地构筑了清代汉学(经学)的研究范型。而皖学虽然"综形名,任裁断",但是走的同样是吴学的路子。过去一直把汉学家批评宋儒的语言视为反对宋学,事实上他们是在比较汉宋学术异同前提下作出的学术评判,辞语虽然激烈,但是不反对宋学本身,宋学在汉学鼎盛时期也未必完全退场,而是仍然具有一定的空间。

齐学及其源流新论

齐学之名起于齐地,通常认为其源流为齐稷下学和汉之齐学,是地域之学,并随汉之今文经学的歇息而戛然而止。实际上,齐学具有强大的延伸力和包容性,远非齐地之学可以概括。稷下学、汉之太学的官学性质及其思想文本的经典化,促成它渐变为中国学术主流之一。魏晋时,齐学的支流渐与道教相合。魏晋后,齐学的主流因学术重心的迁移而式微。在清代中晚期,齐学又随着今文经学的复兴而再兴。反观齐学的演进轨迹,我们看到自由之学术,要以回应时代的呼唤为内容,要为时代之进步而张目。

皮锡瑞“三礼”学的今文经学观

皮锡瑞赞同以《仪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之说;认为《周礼》当出自六国时人,非必出于周公,亦非刘歆伪作;《礼记》中如《王制》和《礼运》这样有着完整意义的篇目,当可分篇别出,《王制》为孔门弟子所作。在重视经学家法的观念下,皮氏对《周礼》、《王制》给予了很多关注,力图通过对《周礼》、《王制》的解析以明今古文之分。皮锡瑞治经重今文,并强调经学之微言大义,他对古礼多从礼之义的角度来认识。

清朝理学、诸子学、今文经学复兴的意义——兼及与晚清政治态势的互动关系

本文根据学界即有的研究成果,分别对诸子学、理学及今文经学在清中期之后的复兴状况做了概要性的梳理。诸子学重新受到重视,乃是因为它能起到羽翼经学考据挑战理学权威的作用,而理学的复兴则又恰恰是因为经学过于封闭的治学风格无法应对晚清政局出现的危机,必须通过为理学注入新的经世活力来挽救学界衰颓萎靡的局面。今文经学的兴起也有一个从维系清朝统治的常态向为晚清变革提供舆论支持的转变过程。这三种传统学问的内在转型相互交织在一起,与晚清政治社会变革态势息息相关,值得进行深入讨论。

今文经学、书院士人群体与地方政治——以江西经训书院(1892—1898)为中心

传统教育体制在甲午战后逐渐改革,江西书院同样经历了这一变革过程。在豫章、友教等宋学型书院添课改革没有进展的情形下,经训书院以训经育人的方式,在皮锡瑞的影响下,却在科举取士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细察这种悖离的原因,今文经学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恰恰也是以皮门弟子为首的书院士人群体在江西维新运动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乃至这些人在民初江西历史上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一研究凸显了书院的社会史意义,这或许是近代书院研究的新维度意义。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探索

通过对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考察,就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进行了若干思考。认为艾尔曼将通常研究今文经学的重点由"康梁"转为"庄刘",把思想史的研究和社会史、政治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给我们开展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

张惠言《易》学与晚清今文学

张惠言是晚清今文学兴起中的关键人物,他的学问介于朴学与晚清今文学的交界点上,他做的汉《易》学上承惠栋。然而根据现有材料,以考证的方法来复原虞翻《易》学,只能是破碎的。张氏不取考证学的方法,而是抽绎出虞翻《易》学的精义,再加入自己的体会,建构出虞翻卦象的结构体系,再凭借这个体系来笺释虞翻《易》注。这种方法富有创造性,也算是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张惠言的礼学,也非考证礼学,而是与公羊家的礼学相通。他会通《易》与礼,其实也蕴含着公羊学在其中。张惠言的方法传给刘逢禄,同时对黄以周、曹元弼等也有影响。